【大益辛亥百年】大老校长吴玉章：“正确教育子女的方法应该是爱和严结合在一起。”

资料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吴玉章

吴玉章(1878-1966)，原名灵山，字树人，四川灵贤人。1903年去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倡导了法律滞留高等学会。1923年在成都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1927年南昌起义，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从1928年到1937年被派往苏联、法国和西欧。曾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8年回国。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西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华北大学校长。建国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在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因病死亡。

青年吴玉章

贾瑞一：“你要学习专业技能，一定要用在有用的地方。方不以十年的苦心为负。”吴丹波的信(1944年12月8日)和锻卡握手。收到了10月18日的信。很高兴知道你准备好处理家务了。希望能早日见面。林老回来，和你谈了几次，也希望你来香调帮忙，他认为你在家里没有太大困难，似乎还有一些顾虑。我以为这是你还不太了解这种情况和未来的趋势。这里的生活安定而有生气。我认为中国只有这条光明大道，你必须相信我。你学习专业技能必须用在有用的地方，方面不负十年的苦心。你来公务都有很大好处，很高兴你下定了很大的决心，立即处理事情，早日行动。家庭最好在农村偏远地区定居，子女可以更好地来。我马上面谈，最好马上就近询问！淑子12月8日【注释】吴丹波，又名吴队长，吴玉章的侄子。早年去法国勤工俭学，1938年回国。当时在重庆钢铁厂当工程师。林老，即林伯运河。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陕西甘宁边防政府主席。1944年5月至11月，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谈判。这是吴玉章1944年12月8日写给侄子吴丹波的信。吴丹波早早去法国勤工俭学，学习了钢铁冶炼技术。1938年回国，在重庆钢铁厂工作，继任工程师。当时，陕甘宁边区急需这方面的人才，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1944年5月至11月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多次与吴丹波交谈，希望到延安去。林伯洛回到延安和吴丹波谈话的情况告诉吴玉章，并说明吴丹波的家人没有太大困难，只是内心有一些顾虑。有鉴于此，吴玉章给侄子写了这封信。信中吴玉章告诉侄子，中国只有一条光明大道。这就是延安。能够在有用的地方使用技术，并没有以10年的苦心为负，而是以“你来公私谋利”的鼓励，劝侄子早点来延安。信中显示了吴玉章珍惜人才、自己的亲戚走革命道路、为革命贡献力量的迫切心情。(《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

吴玉章和家人的照片(后排右边第一位是吴玉章中左边第二位夫人炳联)家书2:“诚心为人民服务，随时注意人民的疾苦”给林宇的信(1952年)林侄子：收到你的信后很久没有回信了。因为工作有点忙。你现在担任富顺县长官职务，工作更多，独立工作需要更全面地考虑问题。依靠党，相信群众，执行好政府法令，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随时注意人民的疾苦，使人民发挥各自的智慧，用兄弟情谊对待人民，教育人民，教育人民。关于农村生产经验和合作社互助等的书籍，我现在的秘书钟汉同志经常为你送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每天都有很多好材料。我预订了几个月的《人民日报》，收到了吗？重庆《新华日报》 及地方报纸也认为经常有这样的文章、报告等，每天看报纸可以得到很多经验和教训。要有收音机收音机，每天听收音机，做宣传，我们现在有一天千里的进步，要时刻注意时事。

近来我身体很好，体重增加很多，身上比以前有肉了。乐毅③已入本校专修科合作社班学习，性情已大有改善，本蓉④已入保育院，他们都很好……端甫⑤常有信来，鞍山的大规模建设使他很感动，大有进步。你有空时就写信告诉我一切。　　问你近好。　　叔 玉 草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①林宇，又名吴大林，吴玉章的侄子。　　②重庆《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创刊，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停刊。　　③乐毅，即蔡乐毅，吴玉章的儿媳。　　④本蓉，即吴本蓉，吴玉章的孙子。　　⑤端甫，即吴端甫，又名吴大璋，吴玉章的侄子。当时在鞍山钢铁公司任技术处副处长兼炼铁总工程师。　　（选自《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

吴玉章故居

家书三：“要虚心学习，不要骄傲自满，对人要和气亲热，走群众路线”吴玉章给孙儿女们的信（1960年2月1日）本立、本渊、本浔、本蓉①，好孩子们：　　你们的贺年信我收到后知道你们学习的成绩都好，使我非常喜欢。本蓉继续保持三好学生的名称；本浔最差的语文一课，这次期考也得了五分②；本渊数学竞赛取得了全班第一；本立的学校1959年高考成绩是北京市第一，特别值得高兴的是你和同学们抱雄心、立大志……要努力学习，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同学们干劲都非常足。你想学尖端科学：原子能、自动化控制……总之什么最难学、什么最需要，你就想学那一门，任何困难你都不怕。这种坚强的意志是很可宝贵的。你决心要加入共产党，学习共产党员的道德品格……这很好。现在你还是共青团员，到了合格的年龄自然可以入党……要作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去年年底中国青年杂志社特派了两个同志到广州来要董老③和我对于青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中，要如何树雄心、立大志发表一点意见，我们的谈话登在一月这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上④，想你已看到了。这一期杂志上有很多好文章。还有《人民日报》今年一月一日《展望六十年代》和一月二十三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这两个社论是极好的文章，最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读物，你必须读来背得……语文和数学是学校学习时期最基本的两门课，你们四人数学都还好，就是语文差。本立这次的信写得很好，文笔通顺，志愿弘大，尤其可喜的是要作一个好共产党员……两个小弟弟还小一点，理论高一点的书还不能看。大的两个已经十七八岁了，正是青年蓬勃发展的时期，必须趁此时机加十倍百倍地努力学习……本立信上说你爸爸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很有学问。不错，你父亲震寰是一个很好的水电工程师……你说“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人要胜过前人，这是马列主义发展学说的真理。你要看上面所说人民大学出版的书281页列宁论马克思辩证法一段就知道得清楚了。总之由你这次的信看来，你的志气是很好的，但是要虚心学习，不要骄傲自满，对人要和气亲热，走群众路线等等。至于你对我的估价很高，是的，我是有雄心大志的。我很小时自尊心很强，父、兄教导我要作一个顶天立地的有志气的人。七岁上学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好，很受家庭和亲友的钟爱。不幸上学不过三个月父亲就去世了，因家庭怜我幼丧父留在家中侍奉八十三岁的老祖母，过了三年祖母去世。这三年中受了祖母和母亲许多教育，使我决心要作一个好孩子。过了两年我二哥带我到成都尊经书院，他一边学习，一边教我，使我得到非常快的进步……能作一些工作，能够很好地为人民作点有益的事情，来达到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素【夙】愿。我应当作的事情很多：关于历史，特别是关于中国六十年来革命运动史，我有责任把所见所闻和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写出来，党和许多同志都希望我作这一工作，现在还未完成。文字改革我认为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党和政府把这一责任交给我，现在才开始上路。这一个巨大而长期的工作，还要作一番艰苦奋斗的努力才能有成效……这些应作的工作很多，使我不能不以“唯日不足”的心情奋勇前进。我时时觉得对国家、社会贡献太少，而党和政府给我以崇高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特别是青年们及我所到地方的同志们、工农广大群众的欢迎接待，使我深深感激，而不敢不力求进步以报答党和政府及人民对我的厚爱。我并无过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作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我是以随时代前进不断改造自己，使不至成为时代落伍的人。我常常觉得自己缺点、错误总不能免，去年九月写了一个座右铭⑤，你们曾经看到，因为用了许多典故，你们不易看懂，待我回北京后和你们细讲……我打算4月中回北京，望你们努力学习。　　祝你们春节快乐！你们的祖父 玉章1960年2月1日　　（选自《著名教育家书信鉴赏》，泰山出版社，1996版）　　【注释】　　①本立，即吴本立，吴玉章的孙女。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　　本渊，即吴本渊，吴玉章的孙子。当时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　　本浔，即吴本浔，本蓉，即吴本蓉。他们都是吴玉章的孙子。当时在北京上中学。　　②当时学校采用苏联五分制计分法，五分即优秀成绩。　　③董老，即董必武。　　④《中国青年》1960年第一期刊载了《革命长辈谈立大志–董老、吴老访问记》一文。　　⑤这个座右铭是：“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

吴玉章所作的自励诗“青年人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国家兴亡和革命成败的大问题”新年话家常（节录）吴玉章（一九六四年一月）　　新年前夕，看过话剧《年轻的一代》，很受感动。这确是一出好戏，它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青年人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并且通过肖继业、林岚和林育生等几个不同类型青年的生动形象，对这个问题做了正确的回答。因此，它受到了青年、老年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一致好评。　　青年人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国家兴亡和革命成败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青年人关心，老一代和家长们也都是关心的。青年人所以关心，是因为他们想找一条正确的道路，使自己的一生有所作为，为国家做出贡献。老一代和家长们所以关心，是因为他们不仅希望自己的子女是好孩子，更主要的是希望青年人做我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想到的是，如果青年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我们的国家就会兴盛，革命事业就会继续发展下去，反之，我们的国家就有衰亡、革命事业就有被断送的危险。剧中林坚说：“我们这一代人千辛万苦打下了江山，我们的下一代呢？他们都会继承我们的事业还是可能出现一些败家子呢？”这句话的确道出了我们老一代的心情。所以，当我们看到剧中肖继业、林岚这样的青年，真正继承了老一辈的革命精神，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怕艰难困苦，走上了革命道路，心里充满了希望，感到无限欣慰。当看到林育生那样的青年，忘记了父辈的教诲，不顾国家和革命的利益，只顾追求个人享受，贪图安逸，走上了歧途，心中又着实痛心；当看到林育生在肖奶奶，林坚和肖继业的教育帮助下，认识了错误，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又深深感到我们老一代对青年一代进行教育，又是何等的重要。　　每一个青年，要想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且能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走下去，是不容易的。这不只是因为青年比较幼稚，还缺乏选择生活道路的能力，更主要的是由于阶级敌人还在激烈的争夺青年，青年要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需要经过多么严重的考验和长期的生活磨练啊！象【像】我们老一代人，在年轻的时候，是经过了千辛万苦才找到了革命道路的……　　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从我少年时代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出一条光明大道。但是找了将近三十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直到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了一条正确光明的革命大道。我所经历的途程是多么漫长，多么艰难啊！　　过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之所以不容易，主要是因为时代的不同……　　今天的情况与过去根本不同了。现在的青年，是处在一个崭新的时代–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我们既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又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青年们不必象【像】我们当年那样，要经历那么多的坎坷险阻去寻找革命道路，只要听党的话，自觉地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走去，是不会走错路的。今天的广大青年，正是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挥着自己的才能，做出了贡献。剧中的肖继业、林岚，就是他们的代表。　　……　　在我们的社会里，对年轻的一代，主要是靠社会教育，但家庭教育也很重要，也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整个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青年与家长相处时间长，接触多，又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联系，家庭教育往往对他们印象深刻，影响深远。这从我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后来所发生的影响看来，也说明了这一点。　　我童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多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等等的教育。在我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教育我长大后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祖母对儿孙辈要求也很严，她力禁烟赌，不准妄取人物。常告诫说：“小来偷针，大来偷金，不义之物，宁饿死，不接受。”“从艰难困苦中长成的人才更有用。”并且从小就要我做如洒扫庭院、整理什物等儿童应做和可做之事，要我“有始有终”。当亲朋夸奖我时，她就告诫亲朋说：“不要过于夸奖他，锅盖子揭早了会出气。”这样，我也就不偷懒，不苟且，不半途而废。我的家庭也很注意对我进行历史教育。长辈们常常给我讲一些岳飞、文天祥、黄淳耀等人的历史故事，我也喜欢读这类书文。这样就逐渐培养起一种崇敬“忠烈”、鄙视叛徒的思想情绪。这些教育，对于我后来参加革命活动，对于培养我的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对于我参加革命后的生活习惯和作风，都曾发生过积极的影响。　　关于家庭教育，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许多“教子有方”的事例。如大家所熟知的“岳母刺字”的故事，岳飞教子岳云苦练武功的故事。清代钟令嘉教子蒋士铨的故事，也传为佳话。他呕尽心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甚至在劳动时间，也不放松教子读书识字。当然，旧社会家庭教育的目的是“望子成龙”，希图一朝发迹，光显门楣，荣宗耀祖。这种家庭教育的目的以及某些过于严刻的方法，在今天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他们那种严格要求和苦心教育子女的精神，还是有借鉴作用的。　　……　　正确教育子女的方法，我以为最主要的应该是爱和严相结合。在生活上既要给予子女适当的父母之爱，在政治上又要严格要求他们，特别要舍得让他们到艰苦环境中去锻炼，在风雨中成长。这才是真正的爱。只有这样才能锻炼出人才，成为真正有作为的人。孟子说过这样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这段话中关于“天命”说法，当然是不对的。但他这种必须在艰苦中磨炼出来的人，才能担当“大任”的道理，还是好的。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父母送子女到艰苦环境中锻炼，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这是一种移风易俗的变化，也可以说是家庭教育的一个革命……（原载1964年第1期《中国青年》，选自《吴玉章文集》上，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吴玉章故居的雕像【家风故事】巨大而丰富的精神宝库吴本清　　抗日战争初期，我才十五、六岁。因为家庭贫困，在成都祠堂街中国无线电修理门市部当学徒。开办这个门市部的万鼎元、兰光九和程觉远等人，是我的同乡、亲戚。他们都受过我公公吴玉章的影响，倾向革命或参加过实际革命斗争，是成都地区开展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　　1938年春天，吴老从国外回来。6月11日，又由武汉来到成都。四川的抗日救亡团体和进步青年非常兴奋，纷纷组织起来去欢迎吴老。程觉远等也和《星芒报》的青年一起，举着横幅去飞机场迎接他。程觉远回来说：“你的公公吴玉章来成都了，你不去看望他吗？”他告诉我，吴老住在长顺街川军将领陈书农的公馆里，叫我先写封信，再去求见……第二天，我直接上陈书农公去看望叔祖，心情紧张，又高兴又害怕……谁知我一到之后，吴老就出来见我。他为了革命流亡苏联和法国已十几年了，很想知道家乡和家人的情况。他对我非常和蔼亲切，特别在我说了个人情况，表示想上前方抗日之后，他给了我很多勉励，使我心里非常温暖。　　……　　就这样，我在叔祖的带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我随吴老到重庆后，他乘飞机赶到武汉去参加国民参政会，我就乘船赶到武汉。到了八路军办事处，钱之光处长就叫我换上军服，对我说：“你就在吴老身边当公务员，照顾吴老吧。”　　那时，我还不大懂事，文化又低，要说照顾，倒是幺公对我照顾得更好。他特别关心我提高文化，亲自教我学习新文化，反反复复的教我练拼音，一有空就督促我读书练字，有时也拿稿子给我抄……　　当时吴老是边区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领导人，威望很高，任务很重，他又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凡有单位请他写文章或作报告，他总是有求必应。特别是新文字训练班，更是他一手筹办起来的。他把延安祝寿献给他的银盾等纪念品，到银行里换了三千多元边币，拿来为延安群众的扫盲工作作补助。他又还亲自为新文字干部学校上课，改作业，一天忙到晚。我见到叔祖身体不好，一天又这样的劳累，很为他的健康担心。他却说：“你入了党就应该懂得，我们共产党员的一生一世，一定要做到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一定要把有生之年丝毫不留的献给党的事业，献给人民。”　　1940年冬，吴老因为劳累过度，一病倒床，并一再出现过病重休克的险情。延安的同志都非常着急，好多青年志愿去献血。我那时在中央党校学习，当组织上征询我的意见，问我是否同意去照顾吴老时，我二话不说，就把行李搬到杨家岭，白天守在他的床榻旁，晚上就在病床边打地铺。　　吴老真是一个心里都是装的革命工作的人。就是在病得昏昏沉沉的时候，他想的、说的都是革命事业，不是念抗战，就是说团结，再不就是说扫盲和新文字的事。使守护在他身旁的人都非常感动……吴老身体稍好一点的时候，延安青年轮番的慰问他。我见他老人家什么人都接待，怕影响他休息。有次四川的邹风平和甘崇同志来，就被我挡了驾。第二天，吴老知道了，批评我说：“我虽然病了，但有两件事是可以办、也每天必须办的。一是看报，一是接近群众。不看报不接近群众，岂不成了瞎子和聋子了吗？”事实也是这样，吴老要是那天没看报，他一定要在睡前补上，否则就睡不着；接近群众也总是不辞劳累，特别是延安那些脱盲的妇女和小姑娘，用拉丁化新文字给吴老写慰问信，他看了特别的高兴。　　在照顾吴老病体的时间里，我清点他的东西，发现吴老没有几件好的衣服，一套西服是从法国穿回来的，一套中山装是出席国民参政会时组织上给添制的。还有件黑色的老羊皮大衣，是滕代远同志送他的，又重又有擅气，只能在外出披一披。其它就是些土布衣服了。有的都很破了还叫我补，我因为过冬没有鞋袜，只是用布片包着脚再穿草鞋，就向叔祖提出，把破衣撕了我用来打草鞋吧？可吴老把这些破衣看了看说：“还可以穿，还是补吧。”幺公对家乡来的后辈很关心。比如荣县的黄才焯来见吴老说，他学习没有钢笔，他当即就给了五元钱。我也就大胆向吴老要钱去买双棉鞋。吴老问我，其他同志都穿上棉鞋了吗？我说没有。他就严肃地对我说：“这是因为反动派封锁边区，组织上有困难，所以才不能给同志们发棉鞋和布袜。你可以向我要钱买鞋，其他同志又怎么办呢？在成都的时候我就提醒过，延安的生活苦，你不是说别人能过你也能过吗。”这么一说我就低下头来，承认自己错了。但幺公的话虽严厉，却又亲切的叫我解了包脚布，仔细察看冻伤，充满爱怜地说：“脚成这个样子，鞋还是要买的。但你必须记住，革命就是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干革命必须具备三个心：一是决心，二是虚心，三是恒心。没有决心什么也办不好，没有虚心的态度什么也学不到，没有恒心什么事情也办不到。”但他这番谆谆教导，却深深地暖进了我的心头。　　……　　全国解放之后。我离开吴老到铁路部门工作。我在叔祖身边前后工作了十年。吴老是我的革命引路人，对我的言教身教我是非常感激的。从家族说，我是他的后辈，对他也是非常尊敬的。我在陇东工作的时候，想到吴老生活太俭朴，很想买点鸡蛋给他补补身体，王维舟同志知道后就说：“好，你买了我找人送去。”在铁路部门工作时，我担心着吴老的病体，有时也买了点四川广柑和桔红（即桔饼）送去。谁知我上北京时，一进东四六条小院，警卫班的同志就说，“你要注意，可能吴老要批评你呀！”果然一去之后，幺公就先问我，“桔红是怎么捎带上京的呀？”我说是邮寄的，木箱上还贴着邮票哩，他才说，“跑铁道的人不能自己利用工作方便搞捎、买、带，所以，你的桔红我没有动，要是火车上托人捎的，就要退给你的。”1963年11月20日，我要叔祖写几句话给我作留念，吴老就在我的日记本上题词，没想到他写的是我们老家客厅上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创业难，守业更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存虚体面，”下联是“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写后他对我解释说：“这虽是居家格言，但包含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也就赋予了革命的内容。因为对家庭是这样，对国家也应这样。过去干革命，现在搞建设，都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夺取胜利。我们是共产党员，一定要以身作则，在各行各业都要起模范作用啊！”联想着吴老一辈子干革命的光辉典范，我越想越觉得意义深刻。　　……　　（摘自《怀念吴老》，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编写组，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