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果榆】这场战斗我们赢了！世界上最好的学术杂志为中国留下了整个版面

长城蜿蜒而上，从远处延伸出双链DNA的形状，生命无穷无尽的奥妙仍在探索中。在长城脚下，两个孩子指着远处的星光，无数星星排列着“未来”和“科学”两个字，在夜空中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今年早些时候，世界顶级学术杂志《过敏科学》 (《Allergy》)

这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术杂志第一次向中国学者抛出橄榄枝。

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宁夏总医院领导当地耳鼻喉科医生会诊。

2018年《国际过敏和鼻科学论坛》 (《International Forum of Allergy Rhinology》)

中国学者的声音在过敏科学和鼻科学的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大。20年前，这声音几乎是空的。

作为时代的共同舞者，目睹和推动中国过敏科学和科普站登上国际舞台，令人欣慰。

每年春天和秋天，东仁医院门诊楼4层鼻子过敏和候诊室聚集了全国各地的诊疗者。到处打喷嚏和擤鼻涕的声音表明了他们的共同身份——过敏性鼻炎患者。

过敏性鼻炎，只在西方发达国家高发的“富贵病”，也开始在中国悄然流行起来。早在2005年，时任北京市耳鼻喉科研究所副所长时就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为此，当年同人医院以耳鼻喉科过敏性鼻炎专科学院为基础，设立了过敏性鼻炎诊疗中心。

患者的检查

到底有多少人发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病人？这些患者的发病特点是什么？准备和队员们充满疑问。“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过敏性鼻炎的发病数据，但中国大陆没有。没有资料，就没有办法引起更好的关注，进行研究和投入。”

清楚地知道家里的情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任北京市耳鼻喉科研究所所长王成石是筹备组的主力之一，他说：“要想准确掌握家庭，资金、时间和人力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填补这一空白的调查，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国计民生上，似乎都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因此，关于过敏性鼻炎的第一个电话流行病学调查在全国铺开。经过训练，数十名电话流量员工作，过敏性鼻炎患者的信息沿着电话线从全国11个城市转移到了同人医院。经过数月的追踪、记录、收集和分析，得出了中国过敏性鼻炎发病率为11.1%的宝贵数据。

六年过去了，病人来了又走，又走，又来了。侍役明显感觉到过敏性鼻炎患者的数量在增加。增加了多少？地理分布有什么不同？2011年，带领团队进行了第二次调查，扩大到全国18个城市。据调查，中国过敏性鼻炎发病率从11.1%提高到17.6%，患者人数从1.4亿人增加到约2.5亿人。这个数字被记载在我国第一个英文版过敏性鼻炎诊疗指南中，在业界得到广泛使用。

清楚家里的情况只是第一步。

“不同地区常见的过敏原不同。例如，北方地区以花粉为主，南方地区以螨虫为主。”在分析了全国数万例病例后，筹备小组根据过敏原将全国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四个地区，确定了各地区常见的5 ~ 8种过敏原种类。因此，过敏原的锁定迈出了精密化的第一步。患者想确认自己的过敏原时，可以更准确地确定范围，而不是在大海捞针。“少则5种，多则8种可以满足96%以上过敏性鼻炎患者的诊断。”据介绍，患者的诊断费用可以减少约60%。

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是领导团队的不懈追求。

长翅膀的人不一定是天使。"王成石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所有打喷嚏流鼻涕的人都当作过敏性鼻炎，那么至少有40% ~ 50%的人会误诊。" "

访问期间

王成石有“老病号”，每年季节性发病，所有症状都指向花粉过敏，但每次抽血检查过敏时都被查出“阴性”，无法给症状下药，患者的治疗效果不明显。类似的患者在临床上不常见，有问题。

哪？“过敏性鼻炎既然是鼻部的一种炎症，其分泌物中应该会有一些特征性的改变。”血液检查的“失效”让张罗寻求新思路。于是，他带领团队对病人的相关检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学分析，抽丝剥茧中，背后的奥秘逐渐显现：虽然都表现出同样的打喷嚏、流鼻涕症状，但不同病人鼻腔分泌物的细胞学检查、血清免疫球蛋白E（IgE）、鼻腔分泌物中IgE的检测结果其实存在差异。这说明，在打喷嚏、流鼻涕这一症状背后，可能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鼻部炎症。“同样的症状，过敏性鼻炎只是其中可能的诊断之一，还可能是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鼻炎、局部过敏性鼻炎和血管运动性鼻炎。想要真正确诊，还需对鼻腔分泌物中嗜酸性粒细胞进行计数或者对分泌物IgE进行检测。”王成硕这样解释。后续检测显示，王成硕的“老病号”尽管血液中过敏性抗体IgE为阴性，但鼻分泌物IgE为阳性，也就是说，该患者患的是临床中最难被确诊的鼻炎类型——局部过敏性鼻炎。经过对症治疗，病人症状很快得到改善。

作为新世纪的“未解之谜”，对于过敏性鼻炎来说，精准治疗与自我防护双管齐下，才能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张罗带领团队对花粉跟踪了十多年，发现了花粉的“行踪轨迹”：在北京地区，春季最容易引起过敏的花粉是大果榆、青杨、旱柳、白蜡、刺槐、白桦等植物的花粉；夏天的致敏主力为野牛草、狗尾草等；而在秋天，引起花粉症的植物主要包括葎草、藜草、蒿草、豚草等。能不能将这些花粉浓度进行播报预警，为患者打造一份出行指南？张罗身上的使命感让他再次出手。

同仁医院西区门诊楼顶层，一人高的置片架上，一个约2平方厘米的载玻片有些不起眼。每天早上8点，会有一名护士走上天台，取下前一天的玻片，换上新的一片。之后，取下的玻片被送入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进行染色读数。2010年起，每年3月1日到10月底，北京气象台气象播报中多了一条“花粉浓度监测”，这些数据就是由此而来。

在北京，类似的监测点位共有13个。在全国，拥有类似监测点的城市已经扩大到了17个，基本实现了北方地区的全覆盖。

“这个事情很辛苦，但社会意义重大。团队义务承担起这份工作，一做就是9年。”王成硕介绍，除了承担北京地区的花粉监测，同仁医院还肩负着为其他城市进行花粉计数培训的使命。

虽然辛苦，他们却“甘之如饴”。

往年都要准时“报到”的老患者越来越少，听到对方一句“我看了你们的花粉播报，提前用药，今年症状减轻了。”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一项由中国人改写的标准

每周一，是张罗的出诊日。虽身兼数职，但是张罗依然坚持每周出诊。为此，诊室内配备了多名助理和护士，为的是一次能多看几个病人。

“我这瘤子要紧吗？没再长吧？”问话的是一位复诊患者，2009年他曾做过鼻内翻性乳头状瘤切除手术，2015年不幸复发，又是五六年过去了，患者显得有些紧张。

戴上护目镜，张罗敏捷地将内镜探头深入患者鼻腔内，轻轻游动，鼻内结构在屏幕上清晰显现。“没事儿，目前看恢复很好，不用担心。”听着张罗的轻声安抚，患者长舒了一口气。

张罗出诊中

鼻内翻性乳头状瘤是鼻腔鼻窦最常见的良性肿瘤。这个肿瘤最大的特点是极易复发，在张罗接诊过的病人中，有人曾做过十几次手术，鼻子切开，缝合；再切开，再缝合。除了造成颜面的损毁之外，反复发作也给患者带来癌变的风险。

鼻科学中如此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在几年前，业内对其还存在着极大的认识误区。

问题最先是在临床中发现的。在此前，对该肿瘤，国际上公认的标准是以大小来分期：肿瘤越大，分期越高，疾病程度也就越严重。然而，张罗和团队发现，越来越多的临床实践显现，对于鼻内翻性乳头状瘤来说，肿瘤的大小、数量并不能够完全代表疾病的严重程度。相比之下，肿瘤根基部的原始生发位置，更能决定肿瘤的严重和复发风险。

“肿瘤复不复发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把肿瘤的根蒂部找到，并且切干净。”王成硕解释。什么样的肿瘤容易切干净呢？显然是那种“长在鼻腔表浅位置、手术器械容易达到并切除”的肿瘤；如果肿瘤长在鼻窦的深处角落里，连观察都很难，更别说根除了。

这意味着，鼻内翻性乳头状瘤的分期标准要被改写。

发现这一点的不仅仅有张罗。在2017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在此研究领域一向领先的日本鼻科学者，分享了类似的研究思路。紧迫感来了，循序渐进中的研究随之被按下了加速键。

回国之后，张罗带领团队快马加鞭，准备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打赢一场新时期的学术“竞赛”。整理研究数据、多中心推进验证、术后随访……2019年，该成果在头颈外科领域权威期刊《头与颈》（《Head & Neck》）发表，并被选为封面文章。张罗和王成硕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以肿瘤根基部位为导向的肿瘤临床分期系统。

这一仗，赢了。

分期标准的改写，意味着治疗方式的转变。对不同分期病人术后进行长期随访发现，新的分型标准下，患者的远期复发率为6.4%，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治疗方式同样被改写的还有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以往，面对鼻息肉，很多大夫往往是“一切了之”。但是张罗发现，手术只能解决大约一小半病人的问题，还有一大半的病人出现反复发作。是手术技术不过硬还是手术设备不够精密？通过大量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张罗发现，该病复发的根源在于不同病人不同的炎症体质。“治疗的核心也应该是对这种炎症状态进行控制，而不是盲目的手术。”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一旦鼻息肉中出现大量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尤其是每高倍镜视野下超过55个时，鼻息肉就会变得容易复发。这一发现让鼻息肉的复发变得“可知可控”，治疗也更有的放矢：如果鼻腔内息肉组织中嗜酸性粒细胞超过“危险值”，那么保守药物治疗将是首选，尽量避免手术，因为做了手术也极有可能复发；如果患者的症状严重到不得不做手术，就要在术后进行严格的药物治疗和定期随访，以控制息肉复发，保住“胜利成果”，避免或减少再次手术。

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

20多年前，还是年轻人的张罗举着五星红旗，作为中国鼻科学的新生力量，代表中国加入世界鼻科学会。那一刻，成为中国鼻科人走向世界的起点。从那时起，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为世界提供中国的解决方案，成为张罗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这一路走得并不容易。加入世界鼻科学会，并不就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融合。“那个时候我们发表的英文文章很少，几乎没有能与世界直接交流的学术成果。”张罗拿自己投稿的一次经历来说明这一路的坎坷：有一篇文章，他投稿两年，换了近10种期刊，某期刊曾4次提出修改意见，但最终仍被拒稿。“那时国际学术界对我们很陌生，我们的成果也不容易被国际学者认可。”而如今，张罗所在团队的很多研究和发现，都被相关领域内影响最大、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接收，“这代表了我们的成果在全球范围内的创新性和领先性，世界上很少有人做到，而我们做到了。”

在同事眼中，张罗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术“达人”。“他是天资最卓越的，同时也是最勤奋的。”王成硕的评价代表了很多人的共识，“凌晨发过去的邮件都是秒回。”

在张罗的办公室，有个令同事们“仰望”的书柜，里面装满了他收集、阅读、整理过的文献资料，数量超过6000篇；对这6000多篇文献，张罗有着自己独特的记忆编码。同事们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考验”一下张院长的记忆力：常常有学生拿着文献去他办公室，只要报上名字，张罗的记忆匣子就会瞬间打开，如数家珍地描述出这篇文献的作者、团队、研究内容。

醉心科研的张罗有着高度敏锐的科研嗅觉，善于发掘新的研究点。娄鸿飞是张罗的学生，后来成为团队的核心成员，他对几年前与张罗的一次用餐印象深刻：2016年12月，娄鸿飞与老师张罗到耶路撒冷参加世界过敏科学组织国际科学会议。与外国学者午餐交流时，张罗了解到，瑞士等北欧国家气候寒冷，很多人遇到冷空气就会出现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上述症状又与过敏性鼻炎有所不同，这给了张罗新的启发：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举办，北京的冬天同样干冷，“干冷空气引起的鼻腔炎症”成了张罗新的研究课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为冬奥会提供相关的诊断和治疗建议，为那些来京参赛、因干冷空气诱发鼻炎的运动员解除后顾之忧。

随着越来越多创新性研究成果的涌现，国际上也出现了由中国学者贡献的英文诊疗指南，中国学者的科研能力越来越得到认可。“我们现在参与制定了国际上25个诊疗指南，展示学术成果的舞台越来越大。”近日，应欧洲和亚洲学术组织的邀请，张罗将参与地区性新冠肺炎相关临床指南和共识的制定。

拼搏20年，当初坚守的梦想正在慢慢开花结果。带领着同仁医院百余人的队伍，张罗依然在奋力奔跑。他期待着，在未来的十几年里，中国的鼻科学和过敏科学能在世界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牛伟坤

编辑：蔡文清

流程编辑 邰绍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