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槿花】木槿花一天——“韩国屈原”金泽英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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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作者：新疆

在日本电影《寻访千利休》中，虚构了日本历史上的《茶城》千里休少年时期，与被掠夺到日本的朝鲜贵族女子相遇的场景。追兵正在四处逃窜的朝鲜少女偶然遇到了千里休，两人语言不通，只能在纸上用汉字问答。千里休假问。“汝欲成为万王的奴婢吗？”姑娘说完后摇摇头；千里休又问。“回国难，汝欲生和平吗？你想死吗？”少女吟了一会儿，写了这首白居易的诗——《木槿花一日自豪感》，然后服药自尽。

木槿花是韩国人称为“木槿花”的韩国国花。韩国人相信火器长的木槿花象征着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日本合并韩国前后，无数爱国志士流亡中国，写了他们或徐立论，或组织抗战，在隔海相望的中国可以泣不成声的传说。被后人誉为“韩国屈原”的文学家金泽英在中国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22年。

金泽英

金泽英，本冠花金某，1850年出生于开城。小公诗文、青人刘璐评价他“格律严如唐人，结构清新如宋人”。1891年过了四旬的金泽英、中真司、战后内阁档案局史迹科长、中枢院参考官兼内阁参书官、案例所助理、洪文官集编所委员等职位一直从事史书编纂工作。20世纪初，日本对韩国阶段性施压。1905年，韩国强迫他签署《日韩保护条约》，金泽英离开韩国来到中国，去找著名实业家张川。张英是1883年吴长庆的幕僚，在陪同朝鲜时参观朝鲜诗文，认识了金泽英。金泽英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当时张志安说：“申宇英很凉爽，意气风发，笔谈似流水。”张英也称赞金泽英市是朝鲜的“翘楚”。时隔10年，两人又在南通见面，不能说是传说。

第章建铜像

但是当时金泽英还没有打算把反日救国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最初的动机其实是想隐居。从他写给朋友的诗中可以看出一点。

贞甫宁愿偷好名字，也不愿写羞君诗铁崖爱情。

只是长江银行，蟹叉鱼认出了老流氓。

铁崖，即“元末三考寺”之一的杨伟正，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派刘书到南京，留下百日，人们赞“王五常，百义还百义”。金泽英表示不能与杨伟正相比，但他只是河边捕鱼的老人。这当然是说他谦虚，但今后用钢笔用刀的金泽英还没有痕迹。

但是时代很容易改变。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在中国的金泽英也免不了被祖国局势所束缚。祖国日益削月，金泽英的爱国心终于点燃了。1909年，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暗杀了迫使韩国签署《日韩保护条约》的罪魁祸首，前朝鲜通鉴(日本设立的通鉴夺走了韩国政府的大部分权力，是韩国的实际控制者)伊藤博美。金泽英听到这个消息后，为安重根作了诗，诗中云说：“两张平安生意，好像快杀国杀仇。”1910年，韩国亡国时，金泽英穿着朴素的衣服为祖国尽孝三天，并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光祖”，意在光复祖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金泽英为此作了诗。“武昌市响起一声雷声，突然淫荡起来，挥动八郎。三百年来，天帝喝醉了，可怜的是，今天我醒来了。”甚至想过加入中国国籍。(因为韩国已经去世，金泽英被认为是无情的人，不想进入异族的清朝国籍。)金泽英在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代笔《陈情书》，与两国古今“以牙还牙”的密切关系，恳请民国政府支持韩国独立运动。金泽英终于从逃避世界的一个人变成了“木工化神话”，变成了想为祖国独立而奔波的战士。

《寻访千利休》屏幕截图

金泽英来到南通后，张謇被分配到南通翰墨林印书局任教。韩梅林印刷局是张英于1903年创立的，到1951年与陶芬印刷厂合并。当时这里已成为引进西方书籍的重要渠道，先后出版了《日本统计学五百例》、《英国国史》、《物理学计算解释》、《初等水产学》等书籍，影响全国，书籍也远销各地

有钱人张英毫无顾忌地衣食无忧的金泽英为了传播韩国历史文化而泄愤。1906年，他选定了韩国古代著名的诗文，并编辑成《丽韩文选》 《丽韩九家诗选》等书。后来，他收集了他的挚友、自杀殉国的韩国文人黄峥(霍梅川)遗作《梅泉集》。由于日本当局的牵制，不能在韩国出版的《明美堂集》(韩国文人李建昌)帮助在中国出版。

另外，他还先后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沧江稿》 《韶护堂集》更新、补充、《韶护堂三集》等。金泽英在序言中谈到了出版自己著作的动机，谈到了古代渤海国。他认为，虽然渤海国一度非常强大，但文人墨客和将军大臣的事迹大多没有流传。

导致空有二百年的历史而亡国之后少有人知。他觉得今天的韩国就像曾经的渤海国一样，人们需要通过书籍保存自己国家的文化——即使这些书籍里的部分内容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此外，金泽荣还撰写韩国历史相关的书籍。在他离开韩国之前，曾经在1901年撰写了《东史辑略》一书，该书因为记述精确，思想上忠君尊儒、排斥日本而受到了时人的高度评价，并被韩国学部（即主管教育的部门）作为历史教科书刊印。在中国，他更加发愤著史，先是将其《东史辑略》增补为《韩国历代小史》（张謇为之作序），还出版了《校正三国史记》、《新高丽史》、《高丽季世忠臣逸事传》等书籍。在南通期间，他还和在南通国文专修馆任职的史学家屠寄（《蒙兀儿史记》的作者）、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的作者）广泛交流，二者在撰述中引证的韩国历史资料，多有赖于金泽荣之协助。

使金泽荣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是他的著作《韩史綮》。1918年出版的该书，可以看作是金泽荣看过韩国山河破碎、中国旧邦新命以后，对朝鲜王朝五百年历史的反思与评述。

《韩史綮》书影

该书直书太祖李成桂“易姓革命”是篡权弑君，世祖李瑈的“癸酉靖难”是残杀骨肉以窃位，并且毫不留情地评价说，“自古国家之事有成败而无顺逆。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对燕山君发动史祸，金泽荣指责其残酷手段导致朝鲜文人不敢书史，朝鲜“遂为无史之国矣”。他还批评肃宗因“怀尼是非”（宋时烈和门人尹拯等人之间的党争）而禁止弟子非议师长（即所谓“师门乱贼之禁”）是摧残人才的发展。

由于他身处在实业发达的南通，所以对于工商业发展颇有耳闻目睹，也就反映在书中对儒学流于空谈而不关注经世致用、国家一味重农而不鼓励工商发展的批判。在他看来，“高谈大言，虚伪成风”的党人们不过是“假国家之一大案以为一身禄位之媒介”，将儒学当作批判政治对手的武器和自己进身的敲门砖。此外，他还以清末“劝商业以取其税”的做法为例子，批判朝鲜王朝末期对工商的忽视态度。他表示中国的税收除了田赋和盐税之外还有关税、印花税、厘金、矿税等，因此才能广开财源；而朝鲜除了鱼、盐、红参之外，对商业完全不关注，是“坐弃其财于地”。

金泽荣还批评了朝鲜王朝末期，统治者不自立自强，反而意图在大国之间朝秦暮楚，以求苟安的态度：“使太上皇（朝鲜高宗李熙）乘此十年之暇，卧薪尝胆，兢兢自治，则日本将如之何哉!无如卖官鬻爵，禳神观剧之外无一所知，万几万事日就乱亡之途，而惟欲仰俄罗斯之鼻息以为一缕之命噫！……故曰韩之亡，非俄罗斯之败之故，惟吾自伐自亡而已！”

此书一出，引来韩国国内无数批评之声，上千人联名声讨该书，甚至撰写了两本《韩史綮辨》与之争锋。他们称金泽荣为“史贼”、“儒门之叛卒”、“妖怪孽芽”，列举其七大罪状：“肆然加诬蔑于我列朝”（即金泽荣认为檀君朝鲜之事存疑）、“辱说我先后”（即直书明成皇后亲日专权诸事）、“恶骂我先帝”（即指责高宗李熙误国）、“大恶我英祖”（即直书英祖杀其嫡子思悼世子事）、“夷狄我太宗”、“篡逆我太祖”（即直书李氏先祖仕元、李成桂篡高丽与弑君之事）、“侮毁我先贤”（即对朝鲜历史上儒学空叹误国的批判）。

为其辩护的，只有曹兢燮等寥寥几人。曹在给友人许塽的书信《答许可亨书》中如是说：“所可惜者，士大夫为势利所眩，法律所缚，习见所锢，不知有公正之论者数百年矣。今则大防已决，洪流将返，而天下至大，万世至远，非一家一时之私，所宜明目张胆以究是非之真，洗涤肠胃以荡私陋之痼。而乃尚溺于旧而胶于偏，宁终身自甘于迷惑，而不肯一醒其醉梦。”对当时的风气做出了直接的批评。

金泽荣墓

金泽荣虽然自知 “以吾邦风气之狭隘，肯容此书之行哉”，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此过程中，金泽荣的“平生知旧，不知发一语”，有些甚至因此与其决裂。紧接着，1926年8月金泽荣在中国的唯一挚友张謇去世，给金泽荣精神上的打击愈发严重。1927年4月，金泽荣在南通自杀，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