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众印刷是黑厂吗?】40年前全国有几个万元户？这个小渔村有6500家，还自称猴子狮子自费造城

研究了1000万次分析的温州模式，该从哪里开始呢？

特性上叫千辛万苦，敢为人为先。其形态，又是千姿百态，也许“无模式”就是其模式。讲故事，全国第一张个体营业执照、“胆大包天”的第一条个人包机航线、被认为是经济罪犯的温州“八大王”下跌太多、壮大太多。

但是我们选择了1983年建立村庄的吴江在海口南岸的龙港。以“小马抬不起大车”为由，2018年成为全国首次“进军”。

而它更摄人心魄的传奇发生在40年前。当时还是小渔村的龙港，在当地政府几乎“一毛不拔”情况下，由数千名“万元户”自费造起“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我们寻访当年的“万元户”以及亲历者，发现他们的造城故事，真的非常“温州模式”。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航拍。（司占伟 摄）

【一】

新华社温州支社原社长张和平有过一段刻骨回忆。1974年冬，他经过温州下辖的瑞安、平阳两县交通咽喉地带的龙港方岩下，只见四野民生凋敝，路不平，灯不明，一首凄凉民谣唱道：“方岩下，方岩下，只有人走过，没有人留下。”

龙港曾是一座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外界进入只能靠渡轮。（资料图）

12年后，上海社科院经济所一行10人考察温州，在龙港却见截然不同景象。

这里新楼鳞次栉比，布局高度相似，底层为工厂作坊，二楼为卧室客厅；星期日，退休工程师、技师从上海等地赶来，构成人才与技术市场；当地劳动力市场也兴旺，社科院经济所王云仙稍作停留，竟迅速被当做外地来的农民工，被企业主约谈……

龙港镇劳动力中心市场。（资料图）

曾经荒凉的小渔村，俨然一座初具规模的城镇。民谣仍在唱，唱词却改成“几万穷，百万富，几十万元平常过。”

这背后，是一场破天荒的改革。此前，中国的城镇建设主体历来是政府，但在龙港，政府却“无为而治”，实行土地户籍改革，允许农民拔出“泥腿”、自理口粮进城落户，允许他们自筹资金在龙港买地、办厂、建房。

今年60岁的汤元挺，便是当年首批进城的农民。他自上世纪70年代起，迄今已在温州、上海及上海对口支援的湖北宜昌等地，先后创办13家企业。1983年，他率先在龙港建房，那幢楼3层楼高，一家五口搬入，花了他2.5万元。

汤元挺回到金乡，当地前店后作坊，仍是一派勤劳景象。（司占伟 摄）

【二】

温州籍作家叶永烈笔下的龙港“农民城”像龙门，“不是腰缠万贯跃不进来。”

汤元挺作为首批进城农民，可见其能耐。但这能耐，又与能吃苦强关联。

他是苍南金乡人，幼时极苦，15岁就被父母逼着外出求生。整个温州人均耕地0.36亩，金乡更惨，0.12亩。汤元挺有4个兄弟姐妹，家中只种了点番薯，一场台风来，全部泡汤。熬到1976年，父亲给点小资金，通常不到10元钱，叮嘱一句“把钱用好”，便放孩子出去闯。

小汤一出门就是几个月，揣着原始资金，不敢吃饭，不舍得坐车。他往往沿着104国道，徒步去福建，当时车道窄，车速不快，他便机灵蹭车。遇不愿被蹭的司机，小汤就耍赖皮，或在爬坡时帮忙推几把。靠此，他往往坐上了车，还能蹭上饭。

当时，福建码头多木料生意，小汤就去帮工，用板车将山沟里的木料推到码头，赚点小钱。没饭吃，他去别人家干农活换几顿饭。小汤牢记幼时爷爷的金句，“人家给你吃你就吃”，换言之，能蹭一顿是一顿。这深深影响着小汤，让他学会了想方设法和“厚脸皮”，“只要有钱赚、不犯法，我都去做。”

自己琢磨出的各种求生技能，令汤元挺每次都能带回几百元钱，他悉数上交，换来父亲满意的笑。

【三】

待18岁，汤元挺不再往外跑，留在家做海鲜买卖。

家里分工明确，兄弟姐妹负责到海边买海鲜，做成鱼饼、鱼丸，汤元挺负责挑去菜市场卖，常要半夜12时出门，走3公里石板路，在市场抢先占个好位置。

温州鱼丸。（李晔 摄）

父亲如此分工颇显英明。汤元挺脑子活络，顾客想买啥、多少的量，他扫一眼便知十之八九。往往顾客刚走到摊位前，他已将顾客需要的量称好，边说价格，边往顾客篮里送。顾客再压个两毛钱，只要不亏，他都答应。他还要观察整个菜场的供应量，若量多竞争激烈，他就让利加速卖，否则便卖得笃悠悠。他每天都能赚个几十元，同一市场里其他摊贩都做不过他。

鱼饼一直做到20岁，汤元挺结婚了。岳父母问他，卖鱼饼能赚多少钱？汤元挺实不相瞒，说万把块钱吧。不料对方非但没夸赞，还劝他：“别做鱼饼了，跟着我们做校徽吧！”

当时，金乡的碎料、徽章、标牌制作已起蓬头，数千供销员在外走千山万水，将国内外海量订单带回来。汤元挺在家乡接单，因为肯让利，手头有数百位供销员资源。由于数量巨大，哪怕每个校徽仅赚1分几厘，一年下来的赚头，竟也是卖鱼饼的数倍甚至十数倍。几年下来，又能小赚个几十万元。上世纪80年代初，万元户已是了不得的事情，但金乡早已闷声发财。当地习惯叫万元户为“猴子”，10万元户则为“狮子”。

金乡的标牌、徽章制作。（司占伟 李晔 摄）

手头有钱了，便想进城。汤元挺说，当时周围大量“狮子”迫切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迫切需要一个交通便利、信息灵通、金融灵活、劳动力充沛的市场环境，更希望改变自己长期落后的生活环境。城市文明，是他们的向往。

【四】

其实，在汤元挺结婚的1981年，温州南部鳌江流域的平阳县一分为二，变为平阳、苍南两县。此为改革的前兆。

新设立的苍南县，攥着空拳要啥没啥，除了几家小酒厂，没有一家像样的工厂，整个县域无中心城镇，苍南县的生产生活资料仍然要到隔江的平阳县鳌江镇批发转运。不少干部认为苍南经济落后，都争取留在平阳工作。

陈君球保留的资料。

事实上，了解到被分县后苍南干部群众的负面情绪，浙江省委已在悄悄酝酿，要求着重围绕县经济中心选址展开调查。此秘密方案，由原平阳县委副书记陈常修带话，落到了时任苍南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君球等少数几人身上。

今年已93岁的陈君球，忆及那段特殊使命下的峥嵘岁月，仍忍不住激动落泪。

陈君球。（司占伟 摄）

他告诉记者，接到机密重任后，他与其他同志一同开展调研，反复比较，最后选定沿江、龙江之间的滩涂。这里地处物流交通咽喉地带，具开发建设港口城镇的自然地理优势。1982年4月，经温州市政府批准，苍南县沿江港区建立，苍南县委当年23号文件决定，由陈君球等8位同志组成沿江港区建设领导小组，陈君球为组长。当年9月13日，温州市政府批准发文《关于批准苍南县龙江港区总体规划》的批复，港区建设拉开序幕。

陈君球还保存着当年龙江港区总体规划图。（司占伟 摄）

殊不知，规划中基础设施要建7条路，可县财政只拿得出5万元。另一个难点在于城镇人口问题，被划入港区的5个村，8788人，其中居民供应户口仅110人。若按旧有户籍政策，这个港口城镇永远都达不到应有规模。

怎么办？小组反复斟酌，既然“向上”走不通，不如“向下”试试。

之所以敢“向下”，那是有底气的。此前小组调研时就发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苍南农民率先走上工业化、市场化致富路，已涌现6500家万元户，其中90%集中在金乡、钱库、宜山三镇。先富起来的农民听闻要建沿江港区，便向小组反映，“建房问题若政府缺钱，只要政策允许，我们自己建！”

陈君球说：“这些万元户会经营、懂技术，把他们吸引到港区集资办厂、开商店、经商、办服务业，既不增加国家负担，也有利于港区的建设与繁荣。”

可即便富人、能人有积极性，还是要找到理论与政策依据。正踌躇际，《光明日报》报道了山东潍坊“人民城市人民建”文章。“这成为小组后来向县委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思路和‘提倡鼓励个人建设’来解决城镇住宅建设问题的思想来源。”陈君球说。

汤元挺几乎是第一时间知道消息的人。他当年初步估算，在龙港拿下一块地建房，随后支付城市公共设施费，以一家五口建3层房计，约2.5万元。即便在当年，对他而言已非一笔大开销，何况还有“赠品”——城镇户口。 诸多“狮子”们聚一起都乐不可支：“这也太划算了吧！”

【五】

“市”在人为。

1983年10月1日起，港区开创性地举办“会市”，这是当年港区建设领导班子想出的“公关宣传”之法。

结果3天交流会，参加人数10万人以上。有来做买卖的，有来看热闹的，更多人目标明确，就是要买地建房，看看哪条街道好、价格适宜、手续简便。

1983年10月，获浙江省政府批准，沿江港区正式设为龙港镇。此后农民进城速度惊人，仅1984年4至7月，获批自理口粮进城建房的专业户就达2147家。缴付土地价款的信用社外，终日排队，收款人员常要深夜下班。

农民进城还推动了“店小二”刀刃向内的改革。汤元挺记得，当年申报一户进城手续，要盖18个公章，有时经办人碰不到，就要跑第二甚至第三次，盖18个公章就跑几十次，耗时1个月。陈君球们将农民们的抱怨集中反映上去，苍南县很快决定简化审批手续。第一步是“捆印”，每月两次相关部门联合现场办公，8个大印一次盖全；第二步是“减印”，凡申请进城办厂经商的农民，只要盖县计委一个大印即可，减去社队企业局、工商管理局、公安局、建设局等7颗大印；再到1984年6月，县长办公会议决定，将审批手续直接下放给龙港镇……

陈君球保留了当年龙港建设大量资料。（司占伟 摄）

数千栋楼就这样短短数年内拔地而起。最流行的式样是，一楼前店后作坊，二楼办公，三楼当卧室，空间利用率极高。龙港主街道龙翔路上一栋楼盖得最高，7层楼，由此被称“首富楼”，楼主是此后的浙江“编织巨头”方崇钿。

【六】

进城之后，格局果然不一样了。

以前做徽章，是跟同在金乡的老乡们抢生意，拼的是脑子活络，勤劳苦干；

但龙港是一个更大的赛场，汤元挺要同和他一样进城的能人争机会，拼的是眼光。

1994年10月5日，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举行建镇10周年庆祝活动，王均瑶包飞机在空中抛洒彩带助兴。（资料图）

于是印刷成了他下一个目标。1986年，汤元挺果断成立起自己的第一家印刷厂。当时，龙港的印刷企业屈指可数，汤元挺也是率先吃螃蟹的“头部人”。瞅准了，就放手去干，这是汤元挺的性格。此后，他又接连出资成立大众制版印刷厂、龙翔制版印刷厂、新雅印业等公司。其中，新雅印业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从生产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几乎都是亲力亲为。“当时，打开市场是关键中的关键。”而市场，更需要自己去开拓。北上北京，蹲守重点客户，汤元挺的“厚脸皮”再一次发挥了作用。客户们也是感佩他的韧劲，订单纷纷交给他来做。

就这样，到上世纪90年代末，新雅印业的年产值就已突破2000万元，新雅品牌也成了全国驰名商标。而当时，龙港的印刷包装企业已超过1000家，新雅印业始终处于领军地位。

别人看汤元挺家大业大，但他夜里却不止一次躲在被窝里哭。他说，他吃尽了文化程度低的苦。许多次，在客户工厂，客户让他写一张收款收据，他愣是组织不起话语，面对纸笔束手无措。这让他意识到温州商人的短板，光靠能吃苦无法弥补。于是他暗下决心，自己所欠缺的，务必加倍补偿到下一代人身上，“要把温州人精神中的文化短腿修补好。”

专注于印刷行业，但汤元挺的视野又看向更远。当时，浦东大开发的热潮在上海本地人眼中还很朦胧，但汤元挺已敏锐地捕捉到蕴含其间的商机。“要去上海发展！”当他把想法告诉妻子的时候，妻子也是着实吃了一惊。但当沉下心来听他的分析后，妻子毅然支持丈夫的选择。

变卖龙港当地的一些不动产，汤元挺在上海选中浦东新区的一个地块，新建厂房继续自己的印刷产业。一边生产，一边继续寻找投资机会。闲不住的汤元挺笑言，“我就是一个劳碌命，停下来反而浑身不舒服了。”在上海，他在深耕浦东的同时，也把视线转向浦西，购置商业地产，兴办皮革专业市场，多元化兼顾精细化的经营理念，让他蹄疾步稳，继续向好发展。

时间来到1998年。上海对口支援湖北宜昌的消息被汤元挺知悉。“不安分”的汤元挺再一次决定响应号召。依然是以印刷业为切入点，汤元挺投资数百万成立印刷包装厂，对接宜昌当地大型酒厂等企业的包装业务，规模迅速做大。借助自己的人脉，他从北京引进居然之家，盘活当地的建材市场，而后继续做大规模，汤元挺的专业市场成为鄂西南最重要的家具建材市场之一。

数十年商海沉浮，有过创业的苦，更有收获的甜。然而，2013年成了汤元挺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在他眼中，此为一劫，令他涅槃重生。

8年前，多年老友浙江博强铜业原董事长陈某一通电话，将汤元挺催回温州。汤元挺是博强铜业占股12.5%的小股东。当时，陈某称公司经营良好，望汤元挺回温，接手公司重组。正值温州市委号召“温商回归”，汤元挺注资5000多万元，受让股份，成为公司法人。

但汤元挺不知，陈某隐瞒实情，此前将博强铜业作为融资平台，伪造合同、虚报资产，以12家企业联保互保方式，先后从7家银行贷款2.31亿元，用以偿还赌债及其他投资。

正是吃了缺乏专业知识的亏，汤元挺才会天真地接手这一大窟窿。博强铜业金融危机很快暴露，但公司一旦倒闭，联保互保的多家企业也将全部破产，数千名员工失业，7家银行亦遭受重大损失。

但如此压力山大并未压垮他。不轻易言输的温商性格，让汤元挺最终决定投入6700万元个人资产，又以自己在宜昌、上海的两处共计2.8亿元的商业物业作为抵押，置换保全了9家联保互保企业。如此壮举，让他在2014年被评为“首届温商回归功勋人物”。

汤元挺在元鼎铜业工厂。（司占伟 摄）

【七】

然而，困难远比汤元挺想象的多。博强铜业在多方的发难下，生产也陷入了停滞。

“办企业就像打仗，打输了很痛苦。”但汤元挺并不想就此认输。亲友支持他，子女更体谅他。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的二女儿，体谅父母创业艰辛，主动辞去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回乡救父，成立元鼎铜业，负责铜材料的生产管理。大儿女也辞去上海的工作，帮助父亲管理公司财务事宜，同时又在亲友的资助下避免了资金链的断裂。二代们从专业角度规范公司财务、防范期货风险。而父辈则又恢复了15岁时外出讨生活时那股冲劲和韧性，加紧对接产业链上下游，邀请技术大咖把脉升级，把床搬进办公室，装上厂区24小时监控屏，再一次以厂为家……

汤元挺在元鼎铜业工厂。（司占伟 摄）

2015年，工厂生产逐渐稳定；2017年，企业产值破5亿元；2020年，产值又上了10亿元台阶，客户名单里，新增了富士康等国内外知名电子巨头。从最早的买鱼丸、做徽章，到搞印刷、造房子再到如今做电子元件，竞争的对手，从菜场经营户、同乡人，到龙港能人、全中国的企业家，再到全世界。

这一次，吃苦扛打的温州人精神被知识武装，令他度过危机。

历数此前所办的12家企业，“都有一个通病，不敢做大。企业产值几个亿没问题，再做大，就怕守不住。”然而经此一役，他突然有了要做大的决心。

他的经历与故事，也是他的家乡从小渔村到农民城，再到产业之城的缩影——当年，“泥腿子”之所以离开土地谋求生存，是因为他们寻找到了能替代种地的产业，此为因城聚业。

2003年，在龙港迎宾大道，醒目的“中国农民第一城”招牌被替代为16块广告牌，每块牌子背后都代表着一个产值过亿的企业，此为因业而兴。

去年，龙港市人口超过35万，GDP逾250亿元。这天翻地覆的变化，都是从当年数千“万元户”造城后、开始的。

他们用奋斗创造了城市，也用奋斗改造了自己。

栏目主编：吴卫群 文字编辑：李晔 题图来源：司占伟 摄

来源：作者：李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