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光节,烦琐的措施,把水丢在山上,不按城办。张合绝对地做了那个祷告,打了,大破了,士兵们离散了。
”
马谡失街亭的故事,历来演绎多多。《三国志》的相关记载零散于各处。《资治通鉴》里如上作了归纳总结,寥寥数语,仍是语焉不详。
马谡之死,说法也不统一。在《三国志·马良传》中说马谡是“狱中物故”。如此春秋笔法,诸葛亮到底有没有斩马谡,让三国迷争论不休。
电视剧《风起陇西》以马谡失街亭开场,甫一播出,收视率走了麦城。《风起陇西》中把街亭之败,甩锅给被情报误导的诸葛亮。马伯庸的原著小说并未直写失街亭情节,倒是交代出蜀国情报机构司闻曹乃马谡一手创办。要是依小说,马谡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表面看,《风起陇西》是谍战剧,看到底是权谋剧。从《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再到《风起陇西》,马伯庸偏好这种历史“阴谋论”。他写过不少三国题材的作品,在《三国配角演义》一书中,更有一篇《街亭》专写马谡。故事中,马谡此番败走街亭,来自王平对马谡的暗算,背后主谋则是费祎。作为诸葛亮的接班人选,费祎和马谡是竞争对手。马谡之死,实死于蜀国派系间的内斗。
蜀国确有派系政治。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较早从派系斗争来梳理蜀国政治脉络,他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中,把蜀国派系分为诸葛亮为代表的新派与李严为代表的旧派。刘备死后,蜀国政局成为新旧两派的博弈。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品三国中说,在刘备入川前的老班底荆州派之外,益州本地势力又细分出两派——东州派和益州派。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肯定另有内幕?《资治通鉴》强调马谡“举动失宜”“举措烦扰”,诸葛亮杀他,就是军法当斩。依法办事,理由还不够?
画作《诸葛亮》 摄影:程功
大家都是“第一次”
刘备生前,诸葛亮的工作就是守家。刘备东征西讨,诸葛亮在后方负责“足食足兵”。
诸葛亮南征,马谡献上“攻心计”,是为北伐试阵。马谡参加没参加这次实战练兵,一直有争议。街亭一战,姑且算马谡第一次上前线,没成想也是最后一次。
街亭一战,对诸葛亮同样意味着“第一次”。这是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第一次全权指挥对魏作战,事后证明,这也是他六次北伐(一说五次)中最有机会赢的一次。
《三国志·马良传》里对马谡之败,只用了“为郃所破,士卒离散”区区八个字,轻描淡写。马谡的失败,间接牵连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陈寿出身于蜀,却被指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评价过低,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为了谀晋,二是为了私仇。《晋书·陈寿传》载:“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李靖感慨“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迹焉”。陈寿对街亭一战写得过于简单,留下不少疑点和空白,后世只好不停给历史加戏。
《三国演义》中,把马谡写成了普信男,智商不高,情商更低。一到街亭,马谡就开始公开质疑诸葛亮:“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处,魏兵如何敢来!”司马懿一听带兵的是马谡,张口就说马谡“徒有虚名,乃庸才耳!”
细琢磨,这些铺垫相当不合理。刘备曾告诫诸葛亮马谡不可大用,远在敌方的司马懿都知道马谡没本事,以诸葛亮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才能,又和马谡朝夕论兵,就算高估了马谡的实战能力,难道还觉察不到马谡不服自己?诸葛亮用兵谨慎,公认魏延、吴懿才是守街亭的最稳选择,街亭守住了,北伐形势一片大好,马谡抢人头的机会何愁不多,为何急着让他送人头?
陈寿给过诸葛亮一个差评,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恰好可以从这个“负角度”来讨论下诸葛亮这次的人事处理。治戎即统兵,诸葛亮的军事理论中,一大特点是重兵而不重将。“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
没成想,马谡用自己的生命告诉诸葛亮:丞相,你错了。
抄作业都抄不对
“险地邪径,亦以部曲鳞次,或须环回旋转,以后为前,以左为右,行则鱼贯,立则雁行。到前止处,游骑精锐,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营。”
这段话出自诸葛亮所著《兵要》。《兵要》可谓指导行军布阵的操作手册,遇到什么情况该怎么做,事无巨细均有据可查、有章可循。这么看,诸葛亮命马谡去守街亭,就是让马谡照着抄作业。
马谡好论兵,看起来是个做题家,可是一到街亭才发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资治通鉴》说他“举动失宜”“举措烦扰”,是关键一笔。马谡乱指挥,怎么可能赢?
欲斩马谡,蒋琬劝阻,诸葛亮回应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扬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孙武和魏绛两个典故都很说明问题。孙武和魏绛治军有方,都是从杀人开始的。
魏绛故事见于《左传》。春秋时晋悼公大会诸侯,任命魏绛为中军司马,晋侯之弟扬干车马扰乱军列,魏绛把扬干的御车者依军法处置了。晋悼公大怒,欲杀魏绛,魏绛申辩时说:“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什么是武?在魏绛看来,军列整齐,指挥顺畅,就是武。
“孙武治军”是《史记》名篇。吴王阖闾让孙武训练宫中美女,孙武立斩两位吴王爱姬以明军纪。孙武给阖闾的理由是:“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六韬》中对“吏士之责”说进一步解说:“将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变法。”马谡操练兵马不按着诸葛亮的小本本来,不拿他问罪才怪了。
马谡之死不用过度解读,不拿下马谡,诸葛亮还怎么带兵?这不需要什么内幕。
马谡
得蜀为何还望陇?
日本推出一部动画新番《派对浪客诸葛孔明》,脑洞够大。诸葛亮羽扇纶巾,转生到东京涩谷去求职,老板恰好是个三国迷,面试第一题:“你当年为什么让马谡守街亭?”诸葛亮说回想起来,马谡可能是故意失败,为了让自己尽快攻打长安。这要是魏延知道,会抱着马谡哭。
在派系斗争之外,蜀国还有路线斗争。
诸葛亮作隆中对时,就提出“西和诸戎”的战略构想。“西和诸戎”的意思就是联合羌人、攻略凉州。王之涣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说的正是凉州,也就是今天的河西走廊地区。从公元218年3月刘备指挥“下辨之战”,到263年蜀国覆灭,蜀国把凉州路线坚持了45年。
凉州为什么重要?一是占地利。西汉前106年置凉州刺史,下辖十郡之地,其地“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两汉时号为断匈奴右臂。”二是抢资源。凉州产粮产马,还产兵,东汉有民谚“关西出将,关东出相”。
成语“得陇望蜀”说的是汉光武帝刘秀当年“既平陇,复望蜀”。蜀国方针正相反,是“得蜀望陇”。陇山是凉州和关中的界山,凉州在西。蜀国虽没攻占过凉州,却任命过三位凉州刺史,还不是一般人——马超、魏延和姜维。马超、姜维二人皆在羌人中有声望,魏延也有“西入羌中”的经历。
蜀汉对凉州刺史的任命,不是遥领的虚衔,而是有明确战略目标。学者刘雁翔认为:“蜀汉要揭开捂在北伐路上的盖子,非拔凉州不可,也只有攻拔凉州,才有可能逐鹿中原,为设凉州刺史的深意。”
孙权袭取荆州后,刘备欲东征复仇,赵云曾谏言“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游”。第一次北伐,诸葛亮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用了马谡,一路疑兵用了赵云。两个人,恰好都是和他“想在一路”的。魏延是铁杆的荆州派,为什么不用?魏延曾建言“子午谷奇谋”,出子午道,直取长安。诸葛亮不予采纳,不能简单归因于谨慎,战略规划怎么可以朝令夕改?在蜀国,路线斗争很可能大于派系斗争。
姜维是诸葛亮路线的最后也是最忠实的继承人。第一次北伐失利,对诸葛亮来说,失了马谡,但得了姜维。诸葛亮高度评价姜维是“凉州上士”,其才能“永南(李邵)、季常(马良)诸人不如也”。马良都不如,马谡更没法比。猜猜诸葛亮交给姜维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练兵。“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这显然吸取了培养马谡的教训。
司马最懂诸葛
真正懂诸葛亮的,是司马家的人。
诸葛亮撤军后,司马懿曾经专门跑到蜀军营地去参观,如同朝圣,“行其营垒,观其遗事”,叹为“天下奇才”。诸葛亮行军布阵是个“细节控”,可谓“匠心独具”。晋人袁准评价:“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
到了唐代,杜甫有诗《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认为诸葛丞相的功绩,一是隆中对,一是八阵图。八阵图被后世神话,据史料来谈,真正把八阵图发扬光大的,是西晋将领。最了解你的,往往是你的敌人,这话不错。
西晋时凉州羌人叛乱,司马炎起用马隆平定凉州,据《晋书·马隆传》载:“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偏箱车更利于应用在山地狭窄地形。
还有一人是陈勰。陈勰本是司马昭侍从。西蜀灭亡后,司马昭让陈勰学习演练诸葛亮的“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后来司马炎出行,均由陈勰担任护卫,“勰持白兽幡在乘舆左右,卤簿陈列齐肃”。
依上述两例,诸葛亮的八阵之法,有可能是对上古车战法的改良,为蜀军提供有利于对抗魏军骑兵的阵势。《诸葛亮集·贼骑来教》中就说:“若贼骑左右来至,徒从行以战者,陟岭不便,宜以车蒙阵而待之。地狭者,宜以锯齿而待之。”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蜀魏大战于卤城,“蜀军乘高布伏,弓弩乱发,矢中郃髀”,此战袭杀了张郃。注意“乘高布伏”。马谡登山拒敌,可能并非战术错误,诸葛亮本亮一用,效果大不一样。
《风起陇西》中,双方谍战说是为了窃取造弩技术,不如设计成争夺让司马家更感兴趣的“八阵图”。
街亭应该怎么打?
诸葛亮设计八阵图,可能正是为了让他改造的“元戎”连弩派上更大用场。史载诸葛亮“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元戎的本义,是大战车。《诗·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以战车布阵的目的,是为连弩提供掩体,以抵御骑兵突击。孙膑曾说:“车者,所以当垒也。”
南北朝时,南朝人为对抗北魏骑兵,“以车制骑”的思路得以广泛应用。南梁曾和北魏大战于安徽邵阳洲,南梁大将韦睿的指挥布阵,堪称街亭一战的正确打开方式。韦睿急行军到邵阳洲,“夜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魏将杨大眼率万余骑来战,杨大眼勇冠三军,堪比张郃了。韦睿结车为阵,强弩俱发,“矢贯大眼右臂,亡魂而走”。
车阵法需要高度统一的指挥,缺乏机动性,虽利于防守,但进攻性不足。隋唐时期对抗突厥进犯,均是骑兵对骑兵,这是因为两代都兴起于关陇军事集团,具有骑兵作战的先天条件,恰可证明,诸葛亮坚持攻略凉州的正确性。
唐代车阵战法并未完全被废弃,不过出了一大惨案,暴露了此阵法的另一大短板——害怕火攻。唐肃宗时宰相房琯“好宾客,喜谈论,用兵素非所长”,用牛车两千乘大战安禄山骑兵,遇火攻大败。
宋代为了对抗北方铁骑,一直探索“以车制骑”。宋哲宗就曾计划大批征收民车,对沈括说,“北边以马取胜,非车不足以当之”,沈括劝道:“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谓之太平车,但可施于无事之日尔。”
一直到明代,战车还有着相当高的出场率。戚继光守蓟门,“奏练兵车七营,每营重车一百五十六,轻车加百”,更有何良臣的《阵纪·车战》、戚继光的《练兵实纪·车步骑营阵解》等车战论述。如果一直遵循诸葛亮的大国工匠精神去探索,我们会不会先研究出坦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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