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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西下，一抹余晖像老人的手，抚过一座座古牌坊。当人们打量这些形态各异的牌坊，隐于岁月深处的功名纠葛、家族变迁与乡土荣耀，仿佛就从牌坊底座呼啦啦地涌出。

（棠樾牌坊群）

徽州的牌坊，大致可分为标志坊、官禄坊、科举坊、尚义坊、孝行坊、贞节坊和百岁坊等。通过一座座貌似凯旋门的牌坊，可以管窥昔日徽州人的内心世界乃至徽州文化。

历史上，徽州牌坊数量之多，工艺之精湛，堪称天下之最。仅明清时期，就有数千座。由唐宋至明弘治年间，歙县牌坊从400多座锐减到165座，又历经风侵雨蚀与各种灾祸，幸存80余座。即便如此，不得不惊叹歙县这个“牌坊之乡”名不虚传。

(许村五马坊）

旧时读书人为了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费尽心血。歙县县学甲第坊就是一个印证。这座牌坊的正面楼匾上刻“甲第”二字，额枋上刻“状元”“会元”“解元”字样；背面楼匾上刻“科名”二字，额枋上刻“榜眼”“探花”“传胪”字样。每块额枋空档处，都刻有历代歙县中试者姓名。那些中榜者，或像范进中举一样兴奋不已；名落孙山者，则郁郁寡欢，一边强打着精神，从头再来。

明清两代，歙县因科举入仕的进士就达623人。深受程朱理学教化的当地人，一面通过地方政府奏请皇帝，以求旌表立牌，一面联络富商大贾，兴建显示恩荣泽被的牌坊。对于富甲一方的徽商而言，为光宗耀祖自然乐得解囊，倾心于营造旌表功名、孝行、长寿、贞节等各种牌坊。在这方面，曾经的徽州人显示着无穷无尽的热情。就这样，歙县不仅建造出惊世之作许国石坊、丰口四脚牌坊、槐塘丞相状元坊，还矗立起声名显赫的棠樾牌坊群、雄村牌坊群、郑村牌坊群和稠墅牌坊群等。

（稠墅牌坊群）

距离许国石坊最初的建造，已过去四百多年。这是一个寻常而有烟火气的日子，一些小孩在许国石坊前后玩闹，阵阵笑声飞过牌坊，飞上朗朗晴空。对孩子们而言，这里大概是个玩游戏的好地方，至于身旁建筑的来历和许国的故事，同样可能为他们所好奇。这座歙县规模最大的牌坊，通常称之为八脚牌坊，旌表的是歙县人许国，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重臣，人称“三朝元老”，曾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并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后因平定云南边境叛乱有功，又晋升为皇帝的高级顾问“少保”，封武英殿大学士。

许国石坊上所刻“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基本囊括了许国获得的头衔。平定云南边乱一个月之后，受到皇恩眷的许国，领了回乡建牌坊的圣旨，开始筹备动工，不少徽商听说后纷纷贡献银两，以表乡邻之情。按常规，一般臣民只能建四脚牌坊，也就是四柱牌坊，否则就是犯上。许国竟然突破这一规制。为建造牌坊，他前前后后忙有七八个月才回京复命。万历皇帝很是不解，就问许国：“爱卿一向办事迅速果断，这次回乡建造牌坊怎么这么久？不要说建造四脚牌坊，就是八脚牌坊也建好了。”许国一听，赶忙口呼“万岁”，叩拜说：“谢皇上恩准，臣建的正是八脚牌坊。”万历皇帝怒也不是，笑也不是，“金口”一开，只能默认。这就是许国“先斩后奏”建造八脚牌坊的民间传说版本。

许国石坊

传说归传说。许国石坊的确造得气势宏伟，整座牌坊由前后两座三间四柱三楼和左右两座单间双柱三楼式的石坊组成，其间立有八根通天柱。所用石料全部为青色茶园石，有的一块就重达四五吨，在当时运输和建筑工具相当简陋的情况下，要用上这么笨重的石头，所耗费人力、物力与财力自然不小。许国石坊的每一方石柱、每一道梁枋、每一块匾额、每一处斗拱和雀替，都饰以精美的雕刻。石坊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内外侧，装饰的图案都有一定寓意。南面雕的是“巨龙腾飞”，象征皇帝面南而王，表示许国对朝廷的忠诚；内侧雕的是“英（鹰）姿（雉）焕（獾）发”，颂扬皇上年轻有为。东面雕“鱼跃龙门”，表示许国属科班出身；内侧雕“三报（豹）喜（喜鹊）”，寓意许国于万历年间的三次升迁。西面雕“威凤祥麟”，象征文风鼎盛，德政昌隆；内侧雕“龙庭舞鹰”，“舞鹰”谐音“武英”，暗喻许国身居武英殿大学士地位。北面为“瑞鹤祥云图”，象征天下太平，又寓意许国品格高尚；内侧为“鹿鸣图”，表示许国身为礼部尚书，对于栋梁之才照顾有加。许国石坊所刻题字有“上台元老”“大学士”“先学后臣”等，均出自明代书画家董其昌之手。许国石坊虽是一座封建时代的功名坊，却代表着徽州牌坊的最高水平，也是当时中国石雕艺术的集大成者。

（许国石坊）

矗立于郑村入口的贞白里牌坊，是歙县现存最古老的牌坊。光听名字，可能误以为表彰徽州女人贞节操守，实则它是旌表元代一位乡贤郑千龄。郑千龄为官一方多有惠政，也颇有口碑，由于他官职卑小，去世后享受不到皇帝所赐谥号，民间因追念其忠贞、清白，便私谥为“贞白先生”。建坊后，当地人要是办红白事，都会从坊下经过，传承至今的这一习俗，反映出对贞白先生的敬仰与追慕之情。位于歙县县城新南街的贞烈砖坊，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是歙县建造最晚的古牌坊，也是史上旌表人数最多的牌坊，浓缩了徽州府属的六万多个贞妇烈女的青春乃至宝贵的情感，这座牌坊没有宏大的构架，也无精致的雕刻，就连仅有的牌名都依稀难辨，其简陋、寒酸，反映出雄振数百年的徽商趋向没落，同时也像是奏响封建时代的最后挽歌。

（贞白里牌坊）

《明太祖实录》记载：“至正十八年（1358年），上（朱元璋）自宣至徽，召故老儒者，以访民事。”朱元璋领兵打仗时，曾在徽州访贤问政，槐塘村大儒唐仲实即是受访者之一。唐仲实曾任紫阳书院山长，颇有学问。见面后，朱元璋向他求教平定天下之策，唐仲实不但献策，还建议朱元璋不要滥杀无辜，坐江山后要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不能增加老百姓负担。百余年后，明神宗朱厚照来到这里，为显恩荣和纳贤气度，就让唐氏后人建坊纪念，并将朱、唐对话刻录在牌坊上。

歙县雄村牌坊中，位于村口曹氏祠堂前的四世一品坊相当独特，牌坊上刻写的是“覃恩”二字，反映出当时的曹氏一族与皇帝关系非同一般。这座牌坊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二楼额枋上刻有曹文埴和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的姓名和官衔。曹氏是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徽商，曹文埴的祖父、父亲一直经商不断，到了曹文埴这一代，开始转向读书求仕之路。曹文埴在清乾隆二十五年（1765年），高中第四名“传胪”，此后一路升迁，任户部尚书等职。乾隆六次下江南，曹文埴依靠自己的聪明才干，以及曹家人脉和扬州徽商相助，将乾隆的行程安排得周到妥贴，深受皇帝赞赏。

（四世一品坊）

因不愿与和绅为伍，52岁的曹文埴以赡养老母为由返回故里，到乾隆庆寿，他又两次赶往京城祝贺。乾隆龙颜大悦，一把将曹文埴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封为“一品官”，虽是虚衔，却是皇恩加身，连带做过户部尚书的曹文埴本人，曹家就获赐建造四世一品坊，这在封建时代自然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建造牌坊时，曹文埴儿子曹振镛尚未官居一品，否则就是“五世一品坊”，后来曹振镛历任三朝工部尚书、太子太保、军机大臣兼尚书房总师傅，成为政坛的不倒翁。

为宣扬和标榜，徽州牌坊不仅力求高大雄伟，往往将牌坊建在村口、祠堂前等处，有的村口数座牌坊连成一片，成为壮观的牌坊群。当人们从牌坊群下走过，感受到的，似乎是一种隔世传递的显荣和不屈。歙县棠樾牌坊群，共有七座牌坊，呈弧形排开，由东向西，分别是鲍象贤尚书坊、鲍逢昌孝子坊、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孝坊、东善好施坊、鲍文龄妻汪氏节孝坊、慈孝里坊、鲍灿孝行坊。旌表鲍灿和鲍象贤祖孙俩的牌坊，一个打头，一个殿尾，既相互凝视，又一脉相承，像一本传承有序、保存完整的族谱。七座相连的牌坊，体现了“忠孝节义”这套封建伦理道德的荣誉体系，从两头向中间数，七座牌坊也基本按照“忠孝节义”的次序排列，“义”字则是中心。

（棠樾牌坊群）

按民间说法，棠樾村“枕山、环水、面屏”，是一处风水宝地。鲍氏一族从南宋时迁入棠樾村。没过多久，鲍氏一族就因父子争死的遭遇，而获建第一座牌坊。宋末元初，徽州守军李世达起兵叛乱，为筹备军饷，绑了鲍宗岩和鲍寿父子，面对屠刀，俩人争相就死，紧急关头，村边树林突然狂风大作，吼声阵阵，吓得叛军仓皇逃窜，父子二人幸免于难。到了明代，明成祖朱棣为表彰他们父慈子孝，就赐建“慈孝里”牌坊。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鲍灿孝行坊，是鲍氏家族的第二座牌坊。鲍灿饱读诗书，很有孝心，在医治他的老母亲脚上脓疮无果时，他就用嘴吸出脓水，不久其母病愈，待到他的孙子鲍象贤考中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等职，朝廷特意旌表其孝行，追谥一顶“兵部右侍郎”的帽子，赐建鲍灿孝行坊。而旌表鲍象贤的牌坊，却是在89年后才建立，这是鲍家在明代建立的最后一座牌坊，此后145年里，没有再建牌坊。

（鲍灿孝行坊）

到了清乾隆年间，29岁守寡的鲍文渊续弦吴氏，历经艰辛，将鲍文渊前妻生的孩子抚养成人，还修了鲍家九代的祖坟，获得朝廷旌表，鲍家就有了第三座牌坊，这便是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孝坊。8年后，棠樾鲍家又为守节20年的鲍文龄之妻汪氏建了节孝坊。21年后，因鲍逢昌乞讨寻父，割股为药医治母亲，鲍家再获建一座牌坊——鲍逢昌孝子坊。这些牌坊的出现，刺激了鲍象贤的第十世孙鲍漱芳，以及鲍漱芳的儿子鲍均。由于家道中落，鲍漱芳的父亲鲍志道从小格外勤奋，后来到扬州经商得以发家，并被推举为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的儿子鲍漱芳更是精通商业，也被朝廷授予两淮盐运使司一职。眼看祖上和族人竖起一座座牌坊，鲍漱芳便与做生意的儿子鲍均合计：忠、孝、节的牌坊都有了，只有在“义”字上下功夫。清嘉庆十年（1805年），淮河洪水泛滥，鲍漱芳父子带领众多商人捐资捐物，光银两就捐出300万两。此外，还参与修桥铺路等。鲍漱芳父子义行受到上上下下好评，皇帝顺水推舟，赐建旌表他们父子的乐善好施坊。鲍家第七座牌坊就此竖立起来。

（乐善好施坊）

棠樾牌坊群是一个家族的丰碑，是所有徽州牌坊的代表。由起点到终点，充满着追求功与名的欲望，也压抑着许许多多孤独魂灵的欲望。它还见证了徽商的盛衰命运，同时也是徽州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

来源：歙县文化旅游体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