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团改革后去了哪里旅游

号码消失，告别青春，撤回编制，当然是充满悲伤和思念的事情，但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人生的新转折点。

特约撰稿 郑宇钧

2018年8月，湖北孝感，空寂许久的排练厅热闹起来。空降兵部队战神演出队的队员们从各处赶来老营房，为即将退伍的战友送别。

“谁都不许煽情，谁都不许流泪。”召集者郑金凤回忆，此前一天，她这样在微信群里跟大家定下规矩，她是战神演出队最后一任教导员。

叫来外卖，队员们盘腿坐在木地板上。昔日，他们在这个排练厅拉筋、踢腿、腾跃，如今，代替脚尖撞击地面的“咚咚”声的，是最后一次聚餐的碰杯声。即将各奔东西的他们，放肆地说笑、尽情地疯闹，把生活中、排练场、舞台上的糗事一一抖搂出来。

演出队最不缺才艺，昏黄的灯光里，大伙儿轮流表演小节目，逗得一手拿鸭脖、一手捧着饮料的郑金凤笑得前仰后翻。这让她想起那些在连队、在训练场巡演的时光：场地条件简陋，跳广场舞用的移动小音箱，是仅有的演出设备，大巴车上拉紧帘子，男女兵轮流上车换演出服……这样的日子，她过了21年。

诞生于中国军队建军时期的文工团，见证了这支军队从弱小到强大的全历程。但它的历史使命渐渐望到了头，争议之下，每次裁军改革的政策出台，文工团都会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2013年，原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和总政干部部联合下发军令，对军队文艺单位人员私自商演走穴、军纪散漫、丑闻炒作缠身等现象，作出12条限制，要求文艺兵令行禁止。“深度和广度都前所未有”的一场军队文工团改革，在这一年拉开序幕。两年后，2015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九三”阅兵式上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自那时起，郑金凤和战友们就清楚，作为非战斗力量，部队文艺团体将成为首先被裁减的对象。

撤编命令在2017年10月突然而至，郑金凤也只提前两天知情，演出队甚至来不及进行最后一场演出。近一年之后，这场漫长的告别已接近尾声，演出队的第一批战友即将进入退伍程序。聚会进行到晚上八点多，演出队两位骨干向她报告：教导员，我们得回连队参加晚点名了。撤编后，干部原地待命，战士则回到基层连队，每晚九时，准时点名。最后的相聚，戛然而止。

一个多月后，2018年9月17日，与40名同时转业的干部一起，郑金凤中校最后一次向八一军旗举起右手。部队留给她最后的纪念，是一个印有空降兵标志的水杯，和一支印有她名字的钢笔。

撤编固然让人伤感与怀念，但对于很多人来说，撤编也意味着新的转机。原南部战区陆军战士杂技团和西部战区陆军战旗杂技团的一班战友，从山沟里的贵州小县城，辗转海滨城市大连，终于站稳脚跟；原东部战区陆军前线文工团副团长郭广平，成立工作室，开辟了另一份与部队与文艺都关联的事业；而对于在巅峰时期不得不与文工团解约的国内首支军旅偶像组合“一排一班”，文工团的撤编，为他们提供了复出的可能……

走出体制

看着熟悉的“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下文简称“战杂”)白底黑字门牌被抬入仓库，伤感之余，张权却也豁然开朗。那是2016年2月，原七大军区番号撤销，取而代之的是五大战区，“撤编”成了文艺兵间私聊的高频词。

不同于一些战友对前途的惴惴不安，张权很快就作出转业的决定。“换种活法，去看看另外一番世界”。他甚至觉得，这使他实现更大的理想有了可能，“如果在部队，我这辈子都做不成太阳马戏团的事”。

在中国创办一个像太阳马戏团的团体，是张权为自己立下的新目标。那是实际上发展最快、收益最高、最受欢迎的文艺团体，“当时战友都说我吹牛，异想天开”。

在战杂时，身为教师队长的张权就挺特别。“不喜欢按部就班”的他，自己开发新节目、物色新搭档，不走团里的流程制作道具，而是自掏腰包做道具，“图的是可以自由地做些事”。

转业后，张权本被安置到公安部门，但他无法摆脱“做一个太阳马戏团”的梦想，还是辞去编制，选择了创业。

跟随张权的，还有战杂的“台柱子”李童，粉丝给他贴的标签是“完美的男体艺术”“身材华丽丽”。杂技界本偏爱矮身材，这有利于腾空翻转等高难度动作的重心控制。 但李童偏偏打破了这个封印，身高达1米90。李童19岁时就登上过《天天向上》，在部队杂技演员中，他是名头最响的一个。

李童对张权就像亲兄弟一样。得知张权交了转业报告，李童就下决心要跟着张权干。他曾立过两次二等功，但由于军龄不够，为了能追随张权，李童放弃干部身份，按战士复员，一切关系打回原籍。当时，他只想着要和战友共进退，不知道创业还要面对那么多的波折。

原前线文工团编剧张燕燕的想法不同。她本期待，哪怕“高职低配”，也要争取留在部队。2013年她从空政文工团调到前线文工团时，很多人劝她“出京容易进京难”。 当时，关于各军区文工团将解散的小道消息不绝于耳，可她还是选择了回南京、去“前线”。“前线”对她有特殊的召唤力，既因为回到南京，她可以回到家人身边；也因为，那是她少时梦开始的地方。

从歌手转型编剧，张燕燕首次“触电”参演的《DA师》是一个楔子，那时她刚刚提干，没想到自己后来会走上编剧的道路，但自此打上深深的“前线”烙印。后来，已调入空军某科研单位的她，又以宣传统筹、文学编辑等身份，走进“前线制造”的《我是特种兵》等剧目。她因此一心想调回“前线”，不料却进了她“原本想都不敢想”的空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空军十年，张燕燕完成了《奠基者》等本职任务之外，也陆续参与陆军序列的“前线”团队的创作， 从《我是特种兵》第一部时的“文学编辑”，到《特种兵之火凤凰》时的合作编剧，刻画的都是陆军部队朴素、向上又充满挑战与勇气的生活，她曾遇到不少女特种兵，是受“火凤凰”一片激励参军。这些和“前线”有关的创作都被她归在一个叫“回家的路”的文件夹里，“前线”，成了她向往的归属。

3年后，从没向组织打过转业报告的张燕燕，被通知转业。她没想到，自己被动到失去了选择的可能，只有被“安排转业”一条路可走。“我多希望有一个选项，是让我们可以回到基层部队，去继续为部队文化工作发热。”转业前的摸底谈话时，张燕燕直言。她认为，军装是融入血脉的另一层皮肤，他们这些从一级作战部队基层成长起来的文艺战士，是不会拒绝“回到兵中去”的，她难忘基层官兵那“红红的脸庞”和“憨憨的笑容”。

1996年10月，张燕燕在福建漳州参加军庆演出，表演相声《军史迷》/ 受访者供图

转业前的最后一个“八一”，从歌手到编剧，经历了从陆军到空军、又回陆军的22年军旅生涯后，张燕燕回到她军旅生涯的起点。2016年8月1日，她去漳州慰问老部队， 又一次唱起军旅生涯最爱的《边关军魂》。1995年她第一 次登上这个舞台时，还是一名列兵，唱的正是同一首歌。更早前，她自己也是因听了毛阿敏演唱、前线文工团创作的这首歌，在16岁时放弃大学、从戎当兵。

2014年2月，张燕燕重回福建老部队采访 / 受访者供图

转业那一年的8月，替代贝雷帽的新式夏帽发放时，没有她的；升级换发新的军人证件时，没有人通知她登记录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上军礼服参加转业仪式，每一点儿的变化，都让她失落几分……经年累月，她才能坦然说 出“我转业了”，接受了“再没有组织”的现实。

2018年9月，靴子落下，她之前工作过的空政文工团，也随前线文工团一同谢幕。

原东部战区前线文工团副团长郭广平大校，也和张燕燕等五十多名战友一起转业。2016年9月，在东部战区陆军首次转业干部退役仪式后，战友给他拍了张照片，他一身军礼服，挂着“光荣转业”的大红条幅，敬最后一个军礼。

为了起到带头作用，郭广平是前线文工团最先转业的团领导。“转业后，他就成了‘个体户’，只能靠自己的演技和实力发展。”郭广平身边的一位战友评价道，“在文工团时，手里有‘无形资产’，瞄准他资源、主动想合作的人很多，但这些优势，随着转业，都消失了。”

两年后，2018年9月30日，前线文工团摘牌。那一天，在江苏卫视的一档节目里，他朗读了描写粟裕的作品《总攻前夜》。他曾于2010年7月主演建党九十周年献礼剧《粟裕大将》，也是在这两年里，他先后担任文工团话剧队队长、文工团副团长。

军营偶像团体“一排一班”的解散，则更早一些。“一排一班”组合成立于2010年12月，七人中有三名彝族、一名藏族、三名汉族。6位是战旗文工团的签约演员，班长王金鑫则是从部队中海选出来的现役士兵。

部队里的文艺兵分三种：军官、战士、签约演员。“签约演员”是非现役，享受的待遇较低，但依然吸引了很多年 轻人，一是因为文工团的级别高、水平普遍较高；二是“签约演员”仍有机会“转正”。“一排一班”中，张鑫为了能够 加入，放弃了原来在重庆歌舞团的高薪；黎奇则为了签约，退出了刚在“快乐大本营”出道的偶像组合A-ONE。最终，经过11进6的竞争淘汰，他们成就了一个新的团体。

2019湖南卫视华人春晚，战士红星艺术团等表演杂技《齐天》, 饰演齐天大圣者为李童 / 受访者供图

7个大男孩，穿着背心、迷彩裤，戴着黑色手套，把军中常见的正步、军姿、军体拳，改编成掺杂着杰克逊太空步味道的街舞，青春帅气，活力四射，全军找不到第二支这样的组合。

那段日子让人目眩神迷。2013年12月，他们在成都开了第一次系列演唱会；同月8日，拥有了第一个Fans团；2014年1月，他们取得“我要上春晚”全国总决赛第一名，虽然最终没能登上春晚舞台，但他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全国 巡演、出专辑都在筹划中，“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等 综艺栏目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函，采访和邀约蜂拥而来。

“那是我们最好的上升期，”张鑫回忆，但由于身在部队，他们不得不拒绝许多邀约。

除了完成组合表演与部队慰问任务外，七个人也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向。三位彝族队员有时会以“彝组合”的身份亮相。张鑫有时也以独唱演员的身份参加演出，表演系出身的藏族演员格桑，接拍过影视剧，如2013年的《等风来》。

但在文工团改革后，签约演员群体最先受到冲击，2014年，“一排一班”组合宣布解散。

解散后，张鑫受成都一家部队医院邀请，负责文化宣传工作。作为歌手，他在全军频频拿奖，重上央视舞台，还在医院导演了多台晚会，深受认可；彝族小伙子奥嘉，则回老家乐山市峨边文化馆工作，在本地电视台艺术选秀节目任导演兼音乐导师；藏族小伙子格桑近两年没接戏，在家族企业当起了品牌经理，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擅长舞蹈和服装设计的黎奇，做起了“佛牌”生意，隔三差五就去 泰国“跑庙”，音乐梦也不曾放弃，他依旧会半年自费出首新歌，“虽然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听到”；只有彝族小伙子吉胡阿力，还在成为创作型民谣歌手的路上努力着。他的哥哥吉胡阿川开了家工作室。2018年底投资监制的一台本土彝族音乐剧，就由吉胡阿力担纲男主角。

从小县城开始的大征程

2017年2月，在贵州普定，一个不起眼的县城，一个不知名的杂技团成立了。

下定决心转业的张权，本来只想着，拉上十来个关系好的战友，组成一个小分队，能够演一台小晚会，就可以了。没想到，很快就碰到了投资人，开张就是几十人规模， 张权被任命为团长，杂技团计划依托一个庞大的旅游综合体，做驻点表演。

此时张权发现，仅依靠他在战杂的战友已经不够了。他把眼光放在了427公里外的昆明，那是战旗杂技团的驻地——战旗杂技团也面临撤编，人心思动。

张权与李金明、李童与历锦艳，两对组合亮相印尼亚运会闭幕式 图/视觉中国

原战旗杂技团演员队队长帅玺，就这样结识了张权。帅玺自小离家，在战旗杂技团摸爬滚打快30年。2016年，对撤编和杂技都有些心灰意冷的帅玺，打了转业报告。抱着随便干点什么都行的想法，他注册了滴滴，在昆明大街上 当起了网约车司机。“这工作蛮好，想干活就干，不想干活就在家睡觉，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直到战友游说他：贵州有个杂技团在招人，是一群转业军队杂技团演员创办的。他和张权见了一面，张权劝他: 你自己不差钱。可你带过的人呢？他们都还得谋生。我们要把平台建好，能让以前带过的兵、这些弟弟妹妹都好起来。他们年龄还小，我们为何不拉他们一把?

张权的劝说击中了帅玺对战友们的责任感，也让他重燃对杂技的热情。“你想得太大了、太疯狂了，我不知道跟你能不能做得成”，帅玺对张权说，“但我愿意跟你一起疯。”还单身的帅玺甚至想到，以后跟儿女说自己36岁以后天天都很安逸，“多没面子”。

张权原来的搭档李金明，转业后做了微商，卖卖面膜、护肤、彩妆；技巧演员甘海遥，在战旗杂技团练了16年后，转业后本想找一份高收入工作，稳定地生活；曾从沈阳军区前进杂技团按战士复员身份退役的军官孟雷，又传奇地加入战杂，二次入伍，转业后，他在一家私企做市场经理。可在张权的劝说下，他们都加入了进来。“有的上过春晚，有的拿过世界大奖，都是部队杂技团的血脉，我们有责任，把这些人都给弄回来，”张权说，“他们也有这种情怀，延续老部队的番号。”

就在队伍一步步壮大时，驻场演出却迟迟无法推进。没有演出，意味着大部分团员收入有限，也让大家感到失去自我价值。协调多次无果后，张权再次做出决定：离开这个他一手创建的团。 再度四处联络投资人，进展缓慢，张权甚至做好了把队伍拉回老家，卖房苦撑的准备。就在即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想到求助“老首长”：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徐昕民少将。

“首长说：你们这一帮人，既没有官二代，也没有富二 代，都是苦孩子，虽然离开了部队，但也得把部队的一些作品、创作理念延续下去，尤其是部队的优良传统和敢打硬仗的作风。”张权回忆。

“老首长”开始帮忙牵线投资人，联络有关部门，甚至参与首演策划。张权十分感慨，“他没有工资，没拿过我们一针一线，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我们这些他带过的兵，他都在默默地帮我们找出路。他是艺术团创建的幕后功臣，对我们有知遇之恩。”

“一排一班”组合 / 受访者供图

几番奔波，终于找到了对张权和这支团队看好的投资人。本来，投资人希望把艺术团安在北京，可权衡利弊后，艺术团最终落户大连，那是投资人的基地，“能提供力度更大的支持”。

2018年6月，在大连景耀集团的努力下，“战士红星艺术团”正式落户大连，并完成了工商注册。大多数团员随张权从贵州来到大连，还有所扩张。原来贵州全团63人，如今艺术团成员达到了80人。

之所以不叫“杂技团”，而叫“艺术团”，是因为张权期待，未来团里不只有杂技，还能够吸纳舞蹈、体操、武术等更多门类的艺术形式；而保留了“红星”“战士”等军队符号，则提醒着他们，身上的军旅烙印、番号，不曾忘却。

工商注册信息显示，战士红星艺术团（汪清）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8年6月22日，由景一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出资70%成立。对同年10月成立的战士红星艺术团（大连）有限公司，享有100%的股权。

“到大连来，前途是未知的，来之前我没提过任何薪资待遇，是因为我相信只要团队好，团长就能给我最好。”甘海遥说。

“他要是留在贵州的话，就是演出队队长，不仅离家近，肯定薪水比现在要高。”张权说，这就叫同甘共苦，“创业之初是最难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工资半个月、一个月发不下来，需要大家的理解”。

帅玺也来到了大连。这个决定蛮艰难。当初他愿意从云南去贵州，原因之一是这个孝子是贵州人，方便照顾老家的父亲，“父亲心脏不太好，我来大连前，他刚做了手术”。

张权对此非常感激，“他跟着我走，风险更大，如果我们在大连失败了，他可能连回贵州的后路都没有了。如果不跟我走，他在老杂技团，还可以当团长。”

变化

安家落户后，张权继续往投资人办公室跑，以争取更多的投入。投资方是一家金融公司，这是他们首次开拓文化产业，对投资回报期待得很高，而文化产业的见效却受诸多因素影响，张权时时感受着这压力。

但他还是反复劝说，“一定要把人才用高工资留下来，这不是提高成本，而是节省成本。如果流失率高了，新人还得从头培养，付出的时间成本，难以量计。”目前，战士红星艺术团没有驻点演出，但演员们拿到的收入，不亚 于秀场水平。

大家也都积极为艺术团的发展出谋划策。张权曾期待创办中国的“太阳马戏团”，而战旗杂技团曾与太阳马戏团有十年的合作史，帅玺在战旗时，几乎经历了合作全程，参与过两家联合推出的主题晚会《龙狮》。这场晚会曾获美国电视艺术最高奖“艾美奖”导演、演出、服装3项大奖。

帅玺想把太阳马戏团的经验移植到战士红星艺术团上。他总结说，太阳马戏团给演员的演出费是全世界最高的，但太阳马戏团的收入，却不只靠票房，还有赖于一套完整的衍生品开发制度。他建议，战士红星艺术团也要着手筹备一系列演出周边，为演出增值。这个建议与张权一拍即合。

“台柱子”李童也承担了更多重任。以前在战杂，作为主要演员，除了业务，李童其他事都不用管。但现在跟张权创业，情况不一样了。他帮忙装台、抬道具，甚至帮其他人伴舞。“对他这种名气的人，不做大腕儿，愿意为人伴舞、当绿叶，是很不容易的。”张权说。

2013央视春晚，张权与队友表演杂技《冰与火》 图/视觉中国

李童如今把重点放在培养接班人上。他回忆说，过去的说法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那是因为，在体制内的演出机会有限，如今是自己拉起一个班子，如要同时进行多场演出，人才的培养就变得关键起来。张权的憧憬是，以后战士红星艺术团至少有三支队伍，一支负责国家任务，一支负责国外巡演，一支驻守本地秀场。如此一来，同样的节目，就得应对不同的演出场合，如果主要演员没有接班人，团队扩张从何谈起?

“再说了，早晚你也会有干不动的那一天，到那时，你还能当教练，教人也是一种技能。”张权这么对李童说。李童也听进去了，“不能让自己成为团队扩张的瓶颈”。

甘海遥比以前更拼命了。如今，这个战士红星艺术团演出队副队长，因2019年春晚，尝到了成名的滋味。在战旗杂技团时，他从没有被系统地编排过节目，更多是一个人苦练技术。为了包装他，战士红星艺术团请来编导，为他编排表演元素，天天上舞蹈课。再加上英俊的面孔，甘海遥有了 点名气。张权介绍说，湖南卫视已经表示出对甘海遥的兴趣，计划与他合作一档综艺节目。

2018年印尼亚运会闭幕式，是战士红星艺术团的开头炮。张权与李金明、李童与历锦艳，两对组合代表中国，参演闭幕式上的“杭州八分钟”。

表演结束后，张权在后台遇到了马云，马云问一脸油彩的张权，平时你们在哪干？张权便抓紧机会自我推销。他对此有强烈的对比感：过去在部队，组织纪律不崇尚突出个人的行为，背靠部队这棵大树，他也缺乏自我表达的动力，参与过一次《艺术人生》的录制后，张权不得不婉拒了一系列电 视节目的邀约。但现在，“我得积极推销自己”。

为了更好地为自己和艺术团PR，张权和妻子孙艺娜都注册了抖音号。张权的抖音号，已获得588万点赞，有31.8万粉丝。孙艺娜的抖音号，也有了8.8万粉丝。刚过去的3月，张权发布了一则小哥翻圈的抖音，获得3990万点击量，247万点赞数，“接近于每个辽宁人都看过”，也为张权吸粉3万。小哥的高颜值成了吸粉利器，酷似彭于晏的李双富被推到前台，富有网感的表达，李双富的帅气自拍照，背后是张权一步步借互联网营销推广团体的努力。

更有趣的变化是不同来源的演员之间的关系。撤编前，战士和战旗两家杂技团是业内顶尖的两支团队，很多时候相互竞争。原来，让张权一举成名的2013年春晚，本来定下的杂技节目是战旗杂技团的“灯上芭蕾”，但在评审 中被毙了，这才使张权的“冰与火”获得了机会。

但如今，两支团队融合在了一起。战士红星艺术团中，有2/3的干部是原战旗官兵，而不是张权的老部队战杂。一位来看望团队的老首长极为赞赏地评价，“部队合编，往往还要照顾山头，而你们是‘五湖四海皆兄弟’，能力说了算， 大家不争不抢。”

张权十分注意团队内部的公平。每当有新节目出炉，都要接受艺术团评委组的考核定级。定为一类节目，可以代表艺术团去重大演出，二类节目，可以在一些小场合练练手；三类节目，还达不到登台标准。绝不会因为过去的“山头”，有任何偏向。

评委组在节目定级时会格外“鸡蛋里挑骨头”，张权自己的节目也不例外。2019年2月，战士红星艺术团受中央统战部邀请，参加赴日本、缅甸、印尼的慰侨访演，名额有限，只能去三个人，但得表演两个节目。张权和妻子孙艺娜排练的“力与美”，在定级时只评了三类节目，没达到登台标准，不能演出，“我是团长，我也要遵守团规，不精不登台。”

张权现在“最大的应酬”，就是和团员一起谈业务。无关的饭局，能推的他都推掉了，“我明白我的价值在哪儿，艺术团是靠团员们来成就，不是靠外人。”

最后的告别

撤编后的那段日子，正是反映文艺兵生活的电影《芳华》热映。看着熟悉的场景，郑金凤哭了。

部队领导曾建议郑金凤转为非现役的文职人员，继续为军队服务。但想到演 出队都散了，郑金凤决定：转业。

战神演出队的前身，是空降兵文化宣传队，最早成立于1989年。郑金凤解释说，不同于可以从地方特招成熟演员的文工团，没有编制的战神演出队，队员只能从现役空降兵中选拔。范围也极为有限。比如女兵，只能从当年入伍的三四十人中挑选那些有点文艺特长的。到了演出队再培训，学习如何演出。

经费有限，演出队也没有专设的舞美、道具、服装等岗位。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到20人的演出队，有自己的小院，单独开伙。队员人人有兼职:司务长，本身是民族歌手，除负责炊事外，还管服装、道具；炊事班班长，身兼小品演员、通俗歌手于一身，群舞“人实在凑不过来”时，他还得上台跳舞。只是因为每天上午10点就要准备午饭，炊事员只能参加8点到10点的排练。

“临时”、“无编”等演出队特质，决定了演出队演员以战士居多，碰到义务兵，往往培训半年够格上台了，服役年限也只剩不到一年。战士的编制多在连队，所以他们是否能留在部队，决定权也不在演出队。

孙艺娜与队友表演《肩上芭蕾》 / 受访者供图

但正是这样的互相扶助、同甘共苦，使得演出队内结下深厚的友情。“我以为我放下了”，郑金凤说，但当她路过熟悉的场景，心弦又止不住被拨动。她还住在部队大院里，演出队的那个小院子，牌子还挂在门口，她远远就能瞅见，“总觉得演出队还在”。

转业后，郑金凤仍时不时回部队帮忙，央视节目录制，她帮忙排练；军史馆的解说员培训，她积极参与；空降兵宣传片需要配音，她义不容辞……她甚至心存希冀，“文工团撤编是有正式文件的，演出队解散是没有的。解散初期，演出队的战士都被尽量集中到一个连队，当时想的是，这样方便日后重新恢复演出队。”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郑金凤正学会慢慢接受现实。

时隔6年，张权又一次站到了春晚的舞台上。2013年，他在春晚舞台上表演的《冰与火》，一套摆脱地心引力的技巧，使他在全国拥有了知名度，每每与陌生人相见时，对他的介绍总是“这就是《冰与火》的主演”。转业后，张权接连两年参与春晚排练。2018年，他以团长的身份，指导团里的演员排练春晚节目；2019年，他作为战士红星艺术团团长，亲自上阵。

2019年春晚的杂技节目，不再由一家演出单位独自撑台，而是由多支队伍拼成了荟萃类节目。张权担纲的是《争奇斗技》的亮相时刻。为了给自己的团队摘得头彩，当导演组提出要一个特别的高空动作设计时，张权提出，既然要飞起来，那就要在观众席上飞，“那种让观众仰视的感觉，新鲜”。

历年春晚中，从没人挑战过观众头顶的这片空间。导演组对这个创意很感兴趣，但也因其中蕴藏着高风险而谨慎担忧。最初，导演组安排女星迪丽热巴和他搭档，张权要抱着她，在观众头顶“飞行”两周半。风险在于，迪丽热巴全然没有杂技基础，两个人的重量，都系在张权的一只手上，稍有不慎，两人就会直冲前排观众席，那可是春晚观众中最为人瞩目的几桌人。最 终，出于安全考虑，导演组在最后时刻放弃了双人高空表演的形式，还是决定由张权独自上阵。他轻松稳妥地完成了任务，单人绸吊18秒。

但不断迎接新的挑战，并非张权创业过程中最大的困难。他最大的危机，是2018年9月来自昔日战友发出的一张律师函。

律师函的发出者是广州正丹文化传播公司。这家创办于2015年的公司，幕后是战士杂技团“肩上芭蕾”这个节目最早的表演者，两人于2017年转业。律师函指出，孙艺娜组 合表演的“肩上芭蕾”，侵犯了该公司的版权，要求他们停止表演、赔偿经济损失、公开道歉。

张权去查找了专利权。果然，在这家公司名下，于2018年5月到6月先后登记了21项作品著作权，其中包括以“肩上芭蕾-化蝶”为名的作品。 “肩上芭蕾”，顾名思义，是在肩上表演的芭蕾。女方落脚必须精确，偏差1到2毫米，就会滑落男方肩膀。十分考验表演者的技巧和力量。

“肩上芭蕾”一直是战杂的拳头节目。发来律师函的战友，是这个节目的第一代表演者，张权的妻子孙艺娜，则是第二代表演者。那么，这个节目的版权应该归谁呢？离开部队后，还能不能继续表演这个节目呢？此外，光他知道的，就有至少七八个杂技团、组合在演出该节目。张权陷入了困惑。

最后，原战士杂技团政委高俊生帮他解决了这个困惑。 “肩上芭蕾”首版节目的署名创作人员，是高俊生政委和晋云江导演。二人告诉张权，“肩上芭蕾”无疑是集体创作的，也是大家的职务行为，没人能从其中居功，也不能据为己有。他们也对张权继续表演这个节目表示了支持。

那之后，“肩上芭蕾”的版权问题，便再没人提起。孙艺娜和搭档周杰还带着这个节目参加了国家代表团，将其演到了法国等地。

转业后，对于军人来说，最重要的资产仍是对部队、对战友的深厚感情。

郭广平在转业后成立了自己的影视文化工作室，和在部队一样，三度饰演周恩来的他“不接商业片”。他主演了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因公殉职的福建南平市委常委廖俊波为原型的电影和电视剧《廖俊波》，表演之外，他多次到廖俊波家中探望，为其家人买衣服、过生日、嘘寒问暖；他还多次帮战友联系工作，救助病重战友；基层部队和高校，是他经常去作义务宣讲的地方。他说，在讲台上作这些“正能量”的讲话时，他又找回了文工团的感觉。

在40岁这年转业的张燕燕，一度心里空得慌。“社会上编剧比较弱势，经常发生交了剧本没钱拿的事情，我更信任的，还是在部队时的合作伙伴”。她拒绝了一些奔着“特种兵”名头而来的编剧邀约，碰到不想接又难以推脱的邀约，不同于在部队时的“羞于谈钱”，她会故意开出“高价”迂回拒绝。她真正的想法，是“把正团职待遇归零”，从头开始。“什么条件都没谈”，她加盟了曾出品《战狼》等作品的捷成文化公司常州影视基地，抵达“已安排妥当”的宿舍时，面对的是满屋垃圾和不成形的床板床架。她有点儿傻眼。再三定神后她提醒自己：淡定！你不过是从零起步的打工者。仅干了一个月，她就被签约为对外合作部总监。

意外的是，离开部队的缺失感，很快被意外邂逅的爱情填补。转业3个月后，在四位月老的牵线下，她与一位北京先生结识，很快便相恋、结婚，又从南京搬回了北京。她笑言，“如果不转业，我可能没这么多来去自由的时间， 能南来北往、为爱奔波”。只不过，为了爱情，她又要离开刚开始的新事业了。

郑金凤依然希望能从事演出工作，对文艺的这份情怀，正是她能在一个业余演出队坚持18年的原因。但她也清楚，与文工团不同，战神演出队几乎没有商演，缺乏和地方打交道的机会，他们在战士心中或许与“明星”相同，但在外界却是默默无闻。转业半年来，她主要时间是在陪伴家人，“还每一个军人都会亏欠家人的债”。 对于未来，她打算追随丈夫，离开演艺资源稀缺的孝感，尽快开始人生的下半场，但无论怎样，都要“率性而活”。

主持节目的郑金凤(右)/ 受访者供图

“一排一班”的命运，则随着班长王金鑫于2018年退役产生了新的可能。王金鑫作为班长，自觉地承担起了复出筹划人、组织者的角色，“其实大多是跑腿儿的活儿”。他们的计划是，先出专辑，完成梦想，然后将头一回聘任经纪人，启动复出。部队文工团，给了他们创办组合的机会，使他们感念至今；如今，他们把文工团撤编后带来的机会，看作另一场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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