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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杂志2019年第4期 《法制日报》《法人》记者崔晓琳40年前，中国走出了寒冷的时代，站在美丽的春光中。

透过虚掩的国门，国人睁大眼睛，好奇地审视着外面的世界。鱼贯而入进而争先恐后的外企，在这片辽阔且有些荒凉的土地上，传播着全新的营商理念和商业文明。

从北京前门的第一家肯德基，到广东虎门的服饰贴牌加工，从松下电器，到奔驰宝马——外资企业刮起了一阵阵猛烈的西风，穿越城市和山林，冲击着、搅动着、丰富着贫瘠的中国内地市场。

截至目前，中国吸收外资规模已连续2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在过去5年里，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6000亿美元，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超过2800家。外资企业占中国企业数量不到3%，但提供了1/10的城镇就业，贡献了1/5的税收收入，1/4的工业总产值，近1/2的进出口额。

未来已来，未来可期。我们相信，在这个春暖花开的4月，注定是一个美丽的新起点。今年3月1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的颁布，从法律层面进一步确保了外商来华投资的权利义务，这对于中国的“走出去”和外资的“走进来”，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将无比重要。

1978年10月27日下午，天空飘着小雨。正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乘坐新干线从东京到达大阪。

在松下电器大阪茨木电视机厂大门外，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站在雨伞下等候邓小平。见邓公从车里下来，松下先生下意识地理了理头发。

“松下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话问道。 “无论什么，我们都将全力相助。”松下毕恭毕敬的表态后面，是对中国这一巨大市场的好奇和渴望。

深秋的细雨中，74岁的邓小平和83岁的松下幸之助历史性地有了第一次会晤，两只饱经沧桑的手，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元年的第一单“国家生意”。

从1978年开始，松下电器领跑，日立、东芝、索尼、三洋等众多日本品牌跟随，蜂拥而至的日本电器，成为中国各大百货商场的“紧俏货”。随后，世界各国纷纷把目光投向敞开怀抱的中国，中外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涵盖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洋产品冲击着、搅动着、丰富着贫瘠的内地市场。

40年，无论顺风还是逆风、好风还是坏风，来自西方的劲风从未停歇。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风从西边来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的进入。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外资规模从无到有，再到万亿级，创下了人类经济史的奇迹。

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中国利用外资最常见的方式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经济。因离香港比较近，且语言无障碍，广东东莞成为最早利用外资的地区之一。1978年7月，东莞县太平服装厂与港商合作创办太平手袋厂，成为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并获得了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牌照 “粤字001”，开启了广为复制的“东莞模式”。

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乐与中粮集团在北京饭店签订协议，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和其他支付办法，向中国的主要城市和旅游区提供可口可乐，并在中国设厂灌装销售。

“第一次喝可乐，难喝得差点吐出来，怎么一股中药味儿?还苦不丢的。”提起第一次喝可乐，48岁的北京籍王女士记忆犹新，她告诉记者，上初中的时候，从第一次的排斥，到后来喝可乐上瘾，“那时候总是背着我妈偷偷买可口可乐，有一段时间，我家的猫都只喝可乐不喝水了。”

数据显示，1994年，随着可口可乐在中国全域销售，中国市场的销售排名在可口可乐全球系统中从排名第51位上升到第21位。而目前，尽管受到中国本土饮品的强力冲击，可口可乐在中国的销售，依然稳居可口可乐公司全球系统前三名。

提起皮尔·卡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肯定不会陌生。中国改革开放，皮尔·卡丹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服装品牌，也是当时中国大众对奢侈品概念的第一印象。

1979年4月，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应邀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不仅成立了中国第一支模特队，还举办了中国第一场T台秀。色彩丰富、款式夸张的皮尔·卡丹系列时装令国人大开眼界，也开启了皮尔·卡丹在中国疯狂而短暂的梦幻之旅。当时，皮尔·卡丹是高档、奢华、身份、时尚、国际化的代名词，是显示身份地位的“炫富神器”。

如今，路易·威登、爱马仕、巴宝莉等国际大牌早已夺取了皮尔·卡丹的江湖地位，作为“前浪”，皮尔·卡丹被“后浪”们拍到了沙滩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美国的肯德基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快餐连锁品牌，54岁的北京人邵青山，是肯德基北京前门店的首批店员，他见证了肯德基门店的“疯狂”，“1978年11月，肯德基北京前门店开张营业，记得当时的一份套餐是7.3元，这个价位，现在看真是便宜得要命，但在当时，七八元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邵青山回忆，开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就餐的人都从店里排到了外面，又从外面顺着马路排出去500多米，“开业第一天，肯德基前门店的单日销售额为人民币30万元。”

如今，5600余家肯德基餐厅遍布中国1200多个城镇，与麦当劳、必胜客等洋品牌一道，丰富着中国的快餐市场。肯德基不仅带来西方的全新味道，也开启了中国的快餐时代。标准化、供应链管理、品控体系等新兴餐饮业经营方式因肯德基、麦当劳而进入中国。

说完了吃和穿，我们再说说“行”。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其工业基础薄弱，尤其汽车工业，起步晚，技术低，产量少，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在改革开放初期，国产小轿车只有长春一汽的红旗和上海的上海牌轿车，且产量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当时，因外汇紧张，中国的汽车整车进口大多来自前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上了年纪的人也许还记得伏尔加、拉达、菲亚特、波罗乃兹等轿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辆菲亚特126p，售价15万元左右，最为抢手的、被作为出租车使用的，是波兰产的波罗乃兹，其售价为10万元左右，而日本车在当时的身份是“高级豪华轿车”，一般日系轿车的价格都在20万元以上，属于土豪标配。当然，同属于土豪级别的还有德国的捷达轿车，1984年，作为第一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国际汽车制造商之一，德国大众汽车进入中国市场，旗下的桑塔纳系列轿车，成为有车族的宠儿。

40年来，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电子轻工、医药健康、餐饮服务、文化娱乐、高端科技、工业产品、金融保险等各个领域，大量外资企业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中国吸收外资规模已连续2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在过去5年里，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6000亿美元，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超过2800家。外资企业占中国企业数量不到3%，但提供了1/10的城镇就业，贡献了1/5的税收收入，1/4的工业总产值，近1/2的进出口。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伴随着一次次与外国产品和商业模式的美妙相遇，中国社会发生着令人振奋的巨大变化，人们的衣着鲜亮了，视野开阔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变得愈加强烈和具体。

风向改变了

时间转眼飞逝到了1997年。这一年，备受全球瞩目的大事不少，其中和中国有关的，有一件好事和一件坏事。好事是，7月1日，被英国租借了155年的香港回到祖国怀抱;而坏事，则是始于泰国和东南亚，进而波及全亚洲、影响世界经济的“亚洲金融风暴”。

“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于1997年底，并于1998年全年对亚洲各国造成巨大“杀伤”。风暴导致亚洲股市持续大跌，许多大型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动荡。一些国家的经济开始出现大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风暴之下，没有人可以高枕无忧。中国政府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大局出发，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承受了巨大压力，付出了重大代价。此举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风暴并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大的影响，但细心的人会发现，“风暴”过后，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模式和领域已悄然发生变化。而中国政府，在操心完亚洲的事情后，也意识到，已步入改革开放深水区的中国，需要及时调整前进的步伐和方向。

时间进入21世纪，与改革开放前20年相比， 外资企业在中国，无论产业规模还是模式，都有了很大不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承接外资企业的方式多为“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的加工业占了外资总量的83%。

2008年上半年，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占比，已从过去的2/3下降到目前的1/3，更多的出口，被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的家电和新能源产品所替代。

风起云涌的西风，在中国刮了20年之后，渐渐变弱。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期间，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一位高管向记者表示，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不断加大，中国经济的增速也在放缓，但这些都算不上威胁，令外企感到紧张的，是中国本土企业的迅速崛起。

中国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型，催生了大量本土高科技企业的诞生，一些高附加值产品也在逐渐抵消着那些曾被追捧的洋品牌。以家电为例，中国的格力、格兰仕、创维、海尔、华为、小米等品牌越来越被世界各国的人们所喜爱，有些品牌，已连续多年全球销量第一。

一边是中国企业的高歌猛进，一边是包括韩国三星，日本东电、奥林巴斯，美国耐克、大迪达斯在内的部分外企生产基地，不得不撤离中国。据美国一家媒称，耐克和阿迪达斯正把更多亚洲制造业务从中国迁往越南。2018年，阿迪达斯44%的鞋类产品是在越南生产的，同比上升13%;2018年，耐克鞋的“中国制造”比例已从32%降至19%。

以上数据，似乎验证了坊间炒作的“外商撤离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撤离的都是低端产业链、劳动密集型、缺乏科技创新的“过气”产品。作为全球制造业的基石，中国已成功踏上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以制鞋业为例，走了“老气横秋”的，来了“新派奢华”的。目前，巴黎世家、普拉达、巴宝莉等奢侈品牌，都已在华开展生产业务，并宣布中国“具备生产更优雅别致鞋类产品的非凡技能”。在这些高端品牌眼中，中国不再是只能从事大规模生产的低成本制造大国。

中国企业的经营模式也已从过去的“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并且不再是“廉价品牌”。越来越多的国内制造业企业，已经具备了不逊于海外同行的厂房和生产线，并且在产品研发能力和营销渠道构建上相当成功。

一些传统外商悲哀地发现，把中国视为“以低价生产可靠产品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西风新招式

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分水岭，“西风”们对华商贸合作，发生了战略转变。

一个最显著特征是，老外们开始“组团”来华。而且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想“占领”中国内地市场，而是希望把中国企业和资本引回自己的国家，说白了，他们是来“招商引资”的。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招商引资办”，以其最大限度把外面的资金、技术、项目、产业引到地方，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有些地区，甚至把招商引资纳入领导干部和普通公务员的业绩考核。

而现如今，包括亚洲、欧美、澳大利亚、非洲在内的众多国家，都以政府为主导，“组团”来华招商引资。

2008年春天，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的市长约伯·科恩率代表团来到北京，向中国政府和企业界宣传阿姆斯特丹在教育、金融、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优势，希望中国企业到荷兰这一“欧洲门户”设立办事处、分公司，立足阿姆斯特丹，开拓欧洲市场。

此前，应阿姆斯特丹市外商投资局邀请，记者曾两次赴荷兰采访。在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约伯·科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五次率队去北京和上海，在更多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也希望中国的企业去阿姆斯特丹开展业务。“中国比想象中更现代和文明，而且，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可以给荷兰乃至整个欧洲经济注入新活力。”在科恩看来，世界经济之所以摆脱低迷，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倡导绿色发展，和习近平主席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述，正是当今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体现”。

荷兰小伙儿维克多是地道的“中国通”。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中国，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中文，并娶了天津女孩做老婆。回国后，担任荷兰外商投资局中国处的负责人。帅气的外表、开朗的性格，加上一口流利的天津普通话，让已是“半个中国人”的维克多在京津冀地区如鱼得水。2015年，在北京SKP一间咖啡厅里，维克多操着天津话，向记者讲述他的中国故事。“生活中，我已经彻底融入了中国，我喜欢中国菜，喜欢中国建筑，尤其喜欢去江南小镇旅游。工作中，我的主要任务，是推介荷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帮助更多中国企业去荷兰发展业务。”维克多告诉记者，最近这些年，包括华为、格力在内的超过120家中国企业都在荷兰设立了分支机构，并通过荷兰，进军欧洲市场。

不仅是荷兰，丹麦、瑞典、冰岛、比利时、卢森堡、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众多欧洲国家纷纷组团登陆中国，各个国家使出浑身解数变着法儿地招揽中国生意。

也不仅是欧洲，新西兰、澳大利亚、秘鲁、墨西哥、加拿大、非洲各国，甚至具有传统优势的俄罗斯……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借助中国全新的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契机，实现融合发展，提振本国经济。

在北京CBD核心办公区的国贸、华茂写字楼里，世界500强企业、各国商会及行业机构的驻华机构随处可见，人们在繁忙而拥挤的商务核心区里穿梭往来，全球业务通过音视频通信系统辐射连接着遥远的大洲大洋。那些操着中国话的洋面孔，如果手里没有几个中国大客户，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来中国选项目的。

好的政策、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意愿、外国人组团来华盛情邀请，尤其近几年“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令中国企业和资本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角。

在全球资本流动趋缓的情况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却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17》统计，2016年全球外国投资流量为1.75万亿美元，同比下降2%，而中国首次登上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地位，在全球对外投资中表现强劲，全年对外投资流量1830亿美元，同比增长44%，成为国际投资大国。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表示，中国对外投资已经成为拉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引擎。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300亿美元，规模稳居世界前列。同时，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也有大幅提升，其中制造业对外投资占比不断提高。“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为东道国创造就业170万，贡献税收近400亿美元。”钱克明进一步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引导下，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步伐，2017年全年，有关主管部门共备案和核准了境外投资企业6172家，中国长年驻外工作人员达100万人，企业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

东西风之争

如果说，早期的可口可乐们可以在中国躺着赚钱，现如今，已经物是人非，世界已经进入中国企业向全球“买买买”时代。

从联想收购 IBM、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成功，到苏宁收购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再到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混凝土巨头普茨迈斯特，中国企业和资本全面出击，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中国海外并购潮”。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 2017》显示，2016年，中国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 796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折合 1701.1 亿美元，同比增长44.1%。

作为中国80后的代表人物，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汪韬当之无愧。在无人机领域，他带领大疆实现全球领跑，无人机系列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全球占有率超过70%，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成为全球同行业领军企业，彻底扭转了中国科技永远是“跟风者”的国际偏见。

世界500强企业——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重型装备制造厂，公司拥有26艘6万～10万吨级整机运输船，可将大型产品跨海越洋运往全世界。据英国权威杂志《World Cargo News》(《世界货运新闻》)统计，从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间，全球共有271台岸桥订单，其中222台订单来自振华重工，占比82%。这是振华重工在港口机械市场连续18年位居世界第一。

格力空调，拥有技术专利600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1300多项，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闭幕式场馆及奥运村、媒体村、配套酒店和机场所采用的民用和商用空调均为格力产品。不仅如此，格力还是北京奥运会、南非世界杯、索契冬奥会等国际大型赛事的指定空调提供商。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表示，真正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是企业让自主品牌走出去，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东风已然压倒西风?

回答是否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西风”之争是个伪命题。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个经济体可以独善其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合作中并进，在竞争中共存”的态势将是通向未来的唯一路径。

尽管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120家中国企业，尽管中国移动支付世界第一，中国高铁技术独霸全球，我们依然清醒地看到，在很多领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依然需要向外国学习。

比如智能手机领域，即使是国产手机经常使用的各类系统，其核心本质上依然是美国谷歌公司的Android系统，至于芯片，如华为公司研发的麒麟系列，仍然以ARM公司设计的架构为基础，并不是完全的中国知识产权。

汽车发动机方面，中国同样任重道远。由于工业基础薄弱，我们只能生产出“可用”的汽车发动机，而无法生产出“先进”的汽车发动机。汽车变速箱、电控系统等依然是ZF、博世、德尔福等这些外国公司掌握了先进核心技术，我们每年还是要向这些公司下订单。

西风未停息

中国经济能够实现40年的快速奔跑，其吸纳外资、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和技术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外资企业到中国发展，正是中国获取外资和技术的主要渠道。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还需扩大资金来源，在与外资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学习先进技术。因此，中国出台并实施外商投资法，亮明继续吸引外资投资、确保外资企业权益的鲜明态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向型转向内需驱动型，曾有外企高管向记者表示，担心中国会抑制外企在中国的发展，甚至可能出现外企遭到排挤的情况。对此，中国金融高管俱乐部副理事长陈思进认为，这种担心实属多虑，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其发展都经历了由外向型向内需驱动型的转型期。而随着中国本土市场的不断成熟，内需自然会成为经济增长新的驱动点。同时，吸引外资、向外企学习先进技术，既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更快发展，也能让中国消费者获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也是当前中国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持续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的原因。

陈思进表示，外资企业在中国同样要学会“与时俱进”，要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和新方向，针对中国市场的转型升级，在极具发展潜力的消费金融、文化服务、养老服务等方面，与中国企业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没有永远的王者，只有不变的竞争。”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的兴衰更替，外资企业只有站在全球角度，认真审视中国发展战略，主动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才能真正构筑在中国市场持续的竞争优势，汇聚发展新动能，抓住“中国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