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英诗派手机怎么投屏】西安平：东城可以作为清代地区文化研究。以世家婚姻和文献编著为例。

在文史研究中，找到内涵丰富、文献充足的主题无疑是幸运的事。这种主题往往不仅是合孙的研究对象，而且是引发思考、不断扩大研究界限的先导。研究者和主题选择之间不是主客或主动被动关系，而是在互动中向前推进。近20多年来，东性派研究不断吸引学者的投入，这一深度提炼的研究史值得进行总结分析，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东性派研究能吸引研究者？其中有很多原因。例如，中国古代社会是持续时间最长、会员最多、最具自觉的流派意识的文学流派，包容或相关的问题是清代社会中更重要的问题。同时，对于研究者来说，关于这些问题的相关文献比较充分。文献充足的话，思维就有施法空间。此外，尚未充分使用或未使用的文献的存在可以随时为研究注入“新鲜血液”。[1]

在研究展开的过程中，要随时回顾“研究主题”，观察规模、结构，体会其特性。这可能是在一边研究一边回顾、回顾的过程中产生的新想法。东城派在研究这个问题本身时，认为它具有“模板”的特性。也就是说，其特点是问题多、相互关联、广泛、原油类、文献丰富、系统化、有不断扩张的可能性。关于东城一县的区域文化研究是东城派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具有这种“范式”性质。本文着重探讨东城县几个世家的婚姻、地方文献的保存和编刊，为回归作为“发源地”、“大本营”的东城本土，探讨东城派作为文人群体、文学、学术派的“文化基因”，探讨地方知名家族和地区文化如何形成地方文人的性格和思想提供了途径。

流星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硫酸手册协会，1989年

一、家庭之间长期紧密的婚姻

特定地域文化的特性只有在时间的流动和空间的比较中才能体现出来，如果是无与伦比的照片，特性或特征就不重要了。(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时间)根据可用的直观、感觉(如精神、呼吸、情趣等)，也可以利用数据和事实进行稍微客观的分析。婚姻是具有多种内涵的选择和缔结，以一个家族和另一个家族之间具有文化意义的婚姻次数进行比较具体的统计分析，可以从“关系”角度考察东城地的社会风气和文化趋势。

很多理论和科学实践都缺乏关系的视角，因为关系本身不被认为是真实的或问题。关系被认为是明显而平凡的事实。[2]

为了突出问题，有必要“问题化”东城县内知名家族的婚姻关系，有助于思考东城文化的独创性。笔者在编制《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时[3]给东城世家的婚姻密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一直在思考这种长期密切婚姻的文化意义。目前，在现有基础上，又在补充收入同性的21个家族的643次婚姻。据统计，东城济世家族和外省的婚姻有84次，安徽省内其他县家族的婚姻有22次，结婚对象祖籍有11次，其他526次都是东城县家庭内部的婚姻。县内家族的结婚次数与县内家族和县外家族的结婚次数相比差距相当明显。526次中有很多重复统计的婚姻，将这个数据处理成最保守的一半，减少数据重复引起的偏差，差距很明显。进一步缩小考察范围，结合具体东城县、辽、张三个知名家族的婚姻分析，结论更加稳妥。

东城县房、瑶、柳三家的结婚次数和地区关系统计表。

家庭

旁氏

姚氏

张姓

选定的婚姻总数

133

166[4]

208

东城县内结婚次数

86

144

182

省内同城县以外各县的结婚次数。

5

1

3

性外婚姻次数

42

20

23

统计员：据西安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文学家族姻亲环考与整合研究》(14BZW074)统计，

旁氏、姚氏、张氏各自的婚姻数字偏向和《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中表现出来的同城很多世家，结合几十多岁的紧密通婚信息，延续了师徒、校友等关系，在有限的地区内缔结了血缘、缘分、学缘交织的家庭联盟，或者形成了微妙的关系。

同性派文学、学术的稳定性或持续性首先要从“基因”和婚姻中探索。要么是内向或保守性强的同盟，要么是维持这个集团“草案政”的主要因素。[5]草案庭可能导致特色的形成。这也是东城派和其他书面语

学或学术流派区分的原因之一。

当然，桐城派也不是拘守在桐城一县，他们在外地的活动，也将多重关联移植，如在芜湖、安庆、南京、扬州、北京等地，前前后后，皆有桐城县这些家族子弟结成的群体，这些群体的形成，是因为有故乡多种关系作为基础。

桐城的邻县有枞阳、庐江、贵池、怀宁、潜山、舒城，桐城世家与省内其他县联姻家族有：怀宁阮氏、怀宁邓氏、怀宁王氏（2次）、怀宁张氏、怀宁任氏（2次）、怀宁叶氏、歙县程氏、歙县吴氏、婺源陈氏、休宁汪氏、休宁程氏、合肥龚氏（2次）、庐江许氏、庐江陈氏、寿州孙氏、太湖李氏、砀山江氏、当涂夏氏、怀远董氏。桐城诸世家的联姻，在县内紧密之外，在桐城县外，并不是投石击水涟漪般逐渐扩散。这22次联姻，在地域分布上没有明显特征，若要探求其他特征，应该注意这些家族的声誉或地位，如怀宁阮氏、怀宁邓氏、合肥龚氏、寿州孙氏等，都是书香门第。

桐城诸世家的这种“内紧外疏”省内联姻选择，可在与外省的联姻的比照中进一步显示其不同一般处。与外省联姻次数，按省份统计如下：

与外省的联姻，是某一家族的文化实力与政治资本的侧面反映，与江苏省内各家族的联姻，在讲求门当户对外，也不排除原为一省后为邻省的地利因素影响；而与北方家族，如直隶、山西、山东，以及东南浙江一些著名家族的联姻，特别是与曲阜孔氏有四次联姻，则是桐城家族辐射力的体现。

桐城世家的联姻，立足本土家族，有意识选择省外知名家族，如直隶定兴鹿氏、山西曲沃裴氏、山东曲阜孔氏、河南祥符周氏、江西新建裘氏、江西临川李氏、江苏武进左氏、武进庄氏、阳湖吕氏、长洲顾氏、常熟杨氏、通州范氏、浙江海宁查氏、海宁朱氏、海盐朱氏、秀水钱氏、平湖朱氏等等，而似有意忽略与本省其他地区的联姻。这一方面可说明在安徽省境内，文化的发展存在地域上的差异，桐城在文化上处于“先进”行列；另外一方面说明，婚姻不是男女双方之事，而是家族的经营策略中的一部分。

桐城家族之间、桐城家族与桐城县以外诸家族尤其是省外家族之间的姻亲网络，不是固定的，而是受桐城家族自身发展状况的牵引。大致而言，桐城诸家族的姻亲联盟通过与省外诸家族的联姻，纳入全国性的联姻网络。桐城县内的姻亲网络较为密集稳定，桐城县之外的姻亲网络，则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所梳理的桐城家族联姻谱系来看，桐城县内21个家族中，可大致区分为核心家族和一般家族，上文所说的方氏、姚氏、张氏家族当入核心家族之列。考察核心家族的联姻，明显的特征是延续时间长，婚姻的经营意识更强，更具有发动与拓展联姻的能力。

二、文学叙写中的联姻

婚姻网络是一个用心编织的“社会文本”，文章是作者用心意与文字编织的“纸质文本”。在桐城县这一特定范围，社会文本会“晕染”纸质文本，联姻作为一个叙述单元出现在纸质文本中，同时，也作为一种“叙述动力”推进某些文章的谋篇布局。这一现实与文学间的作用，詹姆逊曾予以揭示：“文学或者美学总是采取积极拉拢现实的姿态，……文本一定要把现实编入它自身的肌理之中。”[6]

选取姚鼐文集中的集序、寿序、传，考察这些应酬文章如何处理同族、同乡以及同乡范围内的姻亲关系；未选方苞，是因为其文章多面向外部而不是面向乡土。现将姚鼐文章相关篇目列举说明。

《惜抱轩文集》相关文章共15篇，分别为：卷四《张冠琼遗文序》（姚鼐妻弟）、《左仲郛浮渡诗序》（桐城左氏）、《恬庵遗稿序》（同乡）、《晚香堂集序》（姚鼐世父）、《左笔泉先生时文序》（桐城左氏）、《徐六阶时文序》（同乡）、《选择正宗序》（同乡）；卷八《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同乡，老师）、《家铁松中丞七十寿序》（姚鼐兄）、《汇香七叔父八十寿序》（姚鼐叔父）、《旌表贞节大姊六十寿序》（姚鼐姊，适桐城张氏）；卷十《张逸园家传》（桐城张氏）、《张贞女传》（桐城张氏）、《节孝张孺人传》（桐城张氏）、《方染露传》（桐城方氏，兼述及其妻桐城张氏）。

《惜抱轩文集后集》收录7篇，分别为：卷一《方氏文忠房支谱序》（桐城方氏）、《方恪敏公诗后集序》（桐城方氏）、《望溪先生集外文序》（桐城方氏）；卷四《马仪颛夫妇双寿序》（姚鼐妹夫，桐城马氏）、《马母左孺人八十寿序》（桐城左氏，邻居）；卷五《刘海峰先生传》（同乡，老师）、《方恪敏公家传》（桐城方氏）。

以上所列，涉及桐城张氏、方氏、马氏的文章，基本是姚氏的姻亲。这一关系，对姚鼐行文有直接影响，最明显的印象就是这些文章较为亲切自然，有确切的实情与实事，因而不是牵强的敷衍。同是应酬文章，然其中有层次之分，而层次的划分，人情与交往的深浅，应是判断标准之一。

应酬文章，因为与人情、往来有关，所以动笔写文章时对这些要素要时时留意，在文章的谋篇布局中要予以考虑设计，社会关系因而投射到文章结构之中：

吾族夙有形家之说，曰“宜出贵女”，而张氏与吾族世姻，其仕宦贵显者，固多姚氏婿也。然余以为吾族女实多贤，岂待其富贵而后重邪?［开头］……莱州之丧，吾姑恭人最俭谨，持家有法。姊能嗣姑之旧以保其业，子女皆婚姚氏：女嫁母侄，子娶姑女，邕然门庭之间，日浸以盛。［结尾］（《旌表贞节大姊六十寿序》）[7]

姚鼐曰：余家与君世姻好，君为丈人行。所谓逸园者，负城西山面郊，余先世亦园址也。［结尾］（《张逸园家传》）[8]

方氏与姚氏，自元来居桐城，略相先后。其相交好为婚媾二三百年。方氏明时多达人君子，自文忠以上，名著海内，人知之矣。逮入国朝，英贤继踵，及鼐生晚，不得与相值也。……先生没后，其仲子汝葵，与鼐为僚婿，不幸早丧。继又知其季子今休宁学博冶青及冶青之子象三，为群、纪之交，又三世矣。［开头］（《方氏文忠房支谱序》）[9]

文章中叙说姻亲关系，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这一单元在文章大家姚鼐的笔下，有很强的组合作用，因而可以根据需要，被运用在文章各个部分。在《旌表贞节大姊六十寿序》中，头尾皆有，紧扣文章主旨；《张逸园家传》在简要叙述张氏生平行事后，以“姻亲”叙说调和前面中规中矩的文气，使得张逸园因为“我”在，而有如在目前之感。《方氏文忠房支谱序》因为主题是家谱，故以姻亲引发方氏渊源的介绍。综合以上三文，再以下面两文来补充，可推论“叙说姻亲”成为特定类型文章的“结构方法”，如《方恪敏公诗后集序》及《马仪颛夫妇双寿序》。

《方恪敏公诗后集序》第一节：“吾乡方宫保恪敏公，以经济之才，上辅圣治，膏泽被萌庶。”第二节：“公之诗旧已刻行世者有八集，其七集，皆雍正以前之作。”第三节：“鼐窃论国朝诗人，少时奔走四方，发言悲壮；晚遭恩遇，叙述温雅，其体不同者，莫如查他山也。今公诗前后分集，颇同查他山。”第四节：“鼐家与方氏世有姻亲；公与家伯父薑坞先生，相知尤密，于鼐为丈人行。”[10]

《马仪颛夫妇双寿序》第一节先写其妹、妹夫七十初度。第二节：“夫一乡之众，七十者鲜矣。”第三节：“仪颛坦中乐易，与人不为怨恶，……吾妹嫁则夫家始犹裕，而继亦贫。”第四节：“然吾始者弟兄三人、两妹，今吾与四妹仅存。仪颛有才子吾甥鲁陈，甫登第而陨，赖有孙继起速耳。今之称庆者，众人之情也，若吾与吾妹夫、吾妹，固有追怀而默怆者矣。”第五节：谈期望。[11]

从《方恪敏公诗后集序》《马仪颛夫妇双寿序》二文及此前三文，可进一步推断“叙说姻亲”在文章中的作用，主要在增强情感、缩减距离，写他人因而被赋予“我之色彩”。这种作用，正源自姻亲所关涉的双方，主要述一人一事，实际上兼及自家。“叙说姻亲”是在以熟悉的经历或故事创造一种情景，姻亲的双方，可让叙述“从不同的脉络出发，客我可以超越个体，扩展到两人组（dyad）或群体，成为‘主我们’（we）或‘客我们’（us）”，在姚鼐的文字中，桐城姚氏与张氏、方氏是联成一体。“叙说姻亲”实际上是利用“故事”造成一种熟悉的情景，“情景赋予我们的行动可以理解性，我们只能通过在情景中反思我们的行动，即将行动置于叙事之中，才能理解我们自己。”[12]这种“移情的叙事”对于对方而言，也会形成一种亲切的认同。

长久的联姻与文学作品中对联姻的溯源性叙写，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桐城县诸家族之间联姻的“过程性”，一次联姻是为下一次的联姻作准备，下一次的联姻是对前面多次联姻建立的亲密关系的强化。

此外，一个家族与多个家族联姻，一人因姻亲关系而处于不同的网络中，因而被赋予丰富的“社会资本”。对于桐城文人而言，很可能在具体情境中将这些“社会资本”转化，成为文学书写中的一行字、一个片断、一种结构方法，尤其是在那些应酬类文章中，这一转化更为明显。

徐雁平编著：《清代家集叙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

三、配套的文献体系与桐城文人的责任感

《桐旧集》共录84姓作者诗作，是桐城诗学的全景图。现将《桐旧集》中重要家族作者、作品情况作一统计（闺秀并入其中）：

将表中最为人知的方、姚、张、马、刘五姓合计，共有作者451人，超过《桐旧集》收录作者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五姓共收诗作3584首，接近《桐旧集》收录诗作总数的一半。若将《清代家集叙录》著录18种桐城家集中的作者与作品，与《桐旧集》所录并观，家族与地域文化、家集与地域总集的密切关系，十分明晰。

就桐城一地文学传统叙说而言，潘江编《龙眠风雅》《龙眠风雅续集》[13]，其后王灼编《枞阳诗选》二十卷，徐璈编《桐旧集》四十二卷等，属于宏观的勾勒；在以族姓艺文为组成单元的《桐旧集》之外，存在与之关联紧密的桐城家集系列，这也是一种勾勒，如沈德潜评订《麻溪姚氏诗荟约选》八卷、方昌翰等辑《桐城方氏七代遗书》二十五卷、方于穀辑《桐城方氏诗辑》六十七卷、姚永概辑《桐城姚氏诗抄》二册等。[14]桐城县共有18种家集，在1006种家集中其数量次于江苏吴江（27种）、江苏常熟（32种）、江苏无锡（25种）、浙江钱塘（25种），与浙江仁和县家集种数（18种）平齐。单就一县家集数量而言，除桐城之外，没有可与江浙相比者。家集所反映的一家一族在桐城县的地位，与《桐旧集》以姓氏为单元所反映的情况，基本接近。

探求桐城文献的内部脉络，还可延伸至家谱的编刊情况。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总目》所著录家谱，截止2003年所修。需要说明的是，所录乃现存家谱，而不是实际所修家谱。以县为单位统计，桐城家谱数量在安徽省较为突出。其中休宁县最多，有282种；桐城县次之，有225种。歙县有213种，泾县有117种。当然安徽省这些县所存家谱，不能与修谱大省，如浙江省的一些县相比，如诸暨有828种，兰溪有751种，东阳有702种，义乌有540种，淳安有366种；江苏省，无锡有562种，宜兴有298种，武进有265种。

各地家谱存世数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修谱风气、战乱是主要因素。回到桐城一县，可对这225种存世家谱的修谱年代作进一步分析，经逐一检查，汇合统计如下：

以上家谱种数，有一定的局限，首先必须考虑战乱的影响，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争造成桐城文献的接近毁灭性灾难。如马瑞辰与其子马星曙、其孙马登瀛及男女十一名同时遇难。[15]灾难的影响，突出表现就是咸丰朝无一种家谱，现存同治年间所修家谱，多在同治五年以后，这就是难后修谱，与历代难后整理刊印大型书籍，异曲同工。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实际所修家谱，肯定不是这一数量，然上列有一定局限的数据中所显示的断裂与落差，仍可见同治朝是桐城一县修谱的复兴期。[16]

耐人寻味的是，1912至1949年间所修家谱在多灾多难后，数量依然可观。修谱之风，并未受到新文化、新制度的多少冲击，在基层社会，传统仍然以其强大惯性前进。真正有变革的，应是在1949年以后，仅著录一种，可以说明问题。

这些特别类型的文献，再加上其他文献，如经史著作、诗文集等，在同治年间通过“文化抢救”的方式涌现，与战乱中的“文献荡然”相比，确实会形成一种“可见”或“有显示度”的“同治中兴”景观。

桐城的家谱也有各自的系列，录列一些《中国家谱总目》著录信息：

《张氏宗谱》二十四卷，张廷玉纂修乾隆十二年刻本；十一卷，张曾献等纂修，嘉庆十九年刻本；三十二卷首一卷，张绍华等纂修，光绪十六年刻本；二十八卷末一卷，张士端等纂修，光绪二十八年刻本；三十五卷首一卷，张开枚等纂修，1933年铅印本。[17]

《鹞石周氏支谱》存二十六卷，纂修者不详，道光间木活字本；《鹞石周氏支谱》存三十卷，纂修者不详，光绪间木活字本；《周氏支谱》八卷，周启财等纂修，1925年遵训堂木活字本；《桐城鹞石周氏尚义堂支谱》二十三卷，周月波等纂修，光绪二十年木活字本；《鹞石周氏诜羽堂支谱》存七卷，纂修者不详，民国木活字本。[18]

《桐城扶风马氏族谱》五卷首七卷附一卷族图一卷，马其昶纂修，1929年铅印本。[19]

《麻溪姚氏宗谱》二十四卷首一卷附姚氏先德传七卷，姚寿昌等纂修，光绪四年刻本；又有姚联奎纂修，1921年木活字本。[20]

以上选录，张氏、周氏家谱已有系列，马氏、姚氏家谱，目前所存，当不是实际状况。张氏、周氏谱系中所体现的世代绵延，可与家集中的书香流衍辉映。其中周氏一家有特别价值，因此前桐城文学研究中未被关注，而周氏家集的发现，可丰富桐城一县家族文学研究的内涵。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周氏清芬文集诗集》，又名《鹞石清芬集》，周琴风等辑，光绪十九年桐城周氏殖学堂木活字本。文集卷一、卷二，收周岐文43篇，卷二有《答方密之书》《与方密之书》《方密之稿序》等作；诗集卷一，收周岐诗79首，其中有《怀方密之》《寒食同钱幼光游大观亭》《得方密之粤中书云已祝发寄诗有千秋总是三生梦五岳空埋九死心之句悲不自禁用原韵》等作；卷二，收周南诗69首，其中有《寄别子婿左岱青》等作；卷七，收周芬斗诗99首；卷八，收周芬佩诗19首；卷十一至卷十四，收周捷英诗207首，词23首。[21]周氏家集可以视为周氏家谱的“艺文”部分，或许正是由于周氏家族的作者与诗文多，故独立于家谱而以总集形式存世；同时家集中的作者，借助家谱世系而可获得一种更可靠的传记资料。周氏家集中，能见桐城其他家族成员的身影，如方氏、钱氏、左氏、叶氏等。周氏家集的“重现”，可进一步丰富桐城一县文学图景。

笔者曾指出：“清代有数种类型文献的编辑与刊刻，具备回溯性质；各类型之间又存在整合配套关系。如就一人而言，有自编年谱，有自定别集；一家一族则有家谱，有家族总集（家集）；一乡一镇、一县一府乃至一省，有百科全书式的志书，又有郡邑总集。层层外推，小大呼应，古今关联，形成层级的文献体系”。[22]若以文献的整合配套的完备性来衡量桐城一县的文献体系，无疑是清代诸多县级区域中的榜样。譬如前面列举浙江诸多县存世家谱数量多，然少有配搭的家集，地方总集规模与系列也远不及桐城。

桐城的重文传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文人阶层，突出的表现就是后人对前贤著述的重视。《安徽省图书馆馆藏桐城派书目解题》收录桐城县诸人著述多种，解题中编者、刊印者、抄录者等信息对这些连续不断的护持与传播就有揭示。在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也有类似著录[23]，如王灼《枞阳诗选》二十卷、萧穆《增辑桐城艺文志》、《桐城文征传》、《桐城文征》二百六十四卷（约二百三十余家[24]）、《桐城文约选》二十六卷（约五十七家）、吴闿生《嘤求录》□卷、《故友录》□卷、《吴门弟子集》十四卷、《先大夫弟子籍》□卷等。[25]

从以上所列诸多地方性著述来看，桐城人有一种保存文献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清代其他地方的文人群体也能看到，只不过在桐城人身上有更明显地体现。责任感源自对桐城人文传统的体认：“当我们从自己所隶属的社群的角度来判断自己的行动、计划和选择时，就产生了责任感。它将行动者从其个人观点的特殊性中提升出来，意味着他们接受自己的社群（或他们所隶属的一个社群）的普遍观点。因此，行动者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与网络中的他人互动，并产生了一般化的视角之后，才会拥有责任感。”[26]

这些编刊者，不仅仅是关于各自家族的文献，而是放眼桐城一县文献的保存与梳理，在这一过程中，对桐城一县之文献的关注，就是“一般化的视角”。处在桐城诗文总集系列中的《桐旧集》，其编辑、刊刻以及难后重印的背后，有一跨越几十年的桐城文人群体以及斯文在兹的担当精神，可视为“一般化视角”产生后的责任感。

道光十五年徐璈撰《桐旧集引》已经将钱澄之以来桐城诗选的编纂予以梳理，以示在书板毁蚀、专集淹落之际的继往开来：

国初以来，搜辑遗逸，编录韵章，若钱田间、姚羹湖、潘蜀藻、王悔生诸先生《诗传》、《诗选》、《龙眠诗》、《枞阳诗》之类，皆为总集佳本。第其书或未经锓梓，或已镂板而渐就毁蚀，其诸家专集亦大半湮落无可收拾。且自康熙迄今又百余年，名辈益众，余不敏，浮沉簿冗，无所酬能于世，而言念曩者，俯慨方来，窃欲效施、阮诸公辑《宛雅》、《广陵诗事》之意，赓续钱、王诸先生之绪，采萃乡邑先辈诗章，并言行之表见于他书者，寸累尺积，汇为若干卷，颜曰《桐旧集》。[27]

然徐璈生前未见此集刊印，咸丰元年苏惇元撰《校刊桐旧集后序》述其事云：

奈舅氏自阳城解组归，甫七十日而捐馆舍。兹集所刊仅三之一，家计艰窘，未能续刊，淹滞已及十载，马公实通守为之劝募醵赀续刻。去岁春，姚石甫廉访归里，慷慨倡捐，邑中多乐助之者，内兄徐汝谐、汝卿，亦请诸前辈为之筹画。通守任总其事，时惇元授徒通守家，相与商订校勘。越岁余，刊始蒇事。[28]

据光裕、光寅咸丰元年所撰《桐旧集跋》，光氏兄弟于道光二十九年商议完成此集刊刻“明年夏，相与咨请方植之、马元伯、光律原、姚石甫、马公实诸丈为之筹划，蒙慨然佽助。遂续剞劂。凡讨论雠校，公实丈暨表弟苏厚子之功实多”。[29]跋文中所列举，是《桐旧集》刊行的大力支持者，在《桐旧集》四十二卷每卷卷首又列出校刊者，共有43人，可以看出参与者在校刊方面的贡献。同时，若用音序排列姓名，某些家族成员集体参与的情况也有一定程度的揭示。他们参与人数多，而且部分参与者的家族特征明显，可见《桐旧集》是桐城文人的“集体事业”。

若将桐城一县文献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关注地方文献如何构成系列，如何被延展、增补，以及如何被搜辑、保存、刊印，这一“集体事业”的特色更为明显。

徐雁平编著：《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凤凰出版社，2010年

结 论

徐永明在统计《全元诗》4950余位作者时，不但指出元诗作者的南北分布差异，而且在更小的范围中发现了苏州、宣城、杭州三地作者居全国前三，宣城在元代文学史中有不同寻常的地位。[30]这是重绘元代文学（文化）地图。文史研究中，文学（文化）地图的重绘，以及不断地对历史分期，是因为研究者的立足点不同，借助这一不同的立足点，使被遮蔽的得以显现。此前只见微光者则微调其亮度，同时使得过分阐释的略微退让。就研究者的视野而言，明清安徽区域文化研究中，徽学研究无疑是闪耀的重点，但在这一格局中，还要兼顾桐城，以及宣城、泾县等地的文化研究。桐城一县作为桐城派的发源地，其地域文化及其包涵、牵涉的种种，有诸多特色，然最应当揭示的是其“体系性”，而体系的形成，是几百年累积经营的结果，从联姻到地方文献的保存与编刊，皆不是自然而然，而是有责任感、有人文意义的精心培育。

特别将桐城提出作为清代学术文化研究的范本，一方面是通过县内世家联姻、世代文献编辑刊刻等因素，凸显其不同寻常的特点；另一方面，是可借桐城作为范本的独特性来提供思考问题的方法，即将桐城文化研究“问题化”进而将其与一般的地域文化研究建立合适的区分度，充分揭示其浓厚的地方色彩或个性。同时，在聚焦的同时，也可始终提示保持一种比较的眼光，即超越桐城来研究桐城，超越特定地域来研究地域，使得地域文化研究有整体性品质。这对于全国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研究而言，尤其有必要。

参考文献

[1]如易向军主编《安徽省图书馆馆藏桐城派书目解题》(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就较为系统地提供了一些文献的信息。与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相比，《撰述考》著录桐城派作者所撰所编，《书目解题》则介绍安徽省图书馆所藏。然两书皆有自身限制，所见未能全面，就文献的全面调查与梳理而言，这一工作还未展开。

[2]［意］皮耶尔保罗·多纳蒂(PierpaoloDonati)：《关系社会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范式》，刘军、朱晓文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

[3]徐雁平：《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4]内包含1次地域不明的联姻。

[5]尼克·克洛斯利指出：“从长远角度来讲，当希望合作的行动者相互发现对方并联系起来时，网络性的合作就比竞争性、个体主义者的群体更加成功。也许，稳定的社会是由相互合作的小型行动者网络发展而来的。”［英］尼克·克罗斯利(NickCrossley)：《走向关系社会学》，邓军、孙晓娥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8—121、74页。

[6]［英］特里·伊格尔顿著，阴志科译：《文学事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3页。

[7][8][9][10][11]姚鼐：《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23、144、257、265、299页。

[12]［英］尼克·克罗斯利(NickCrossley)著，邓军、孙晓娥译：《走向关系社会学》，第118—121页。

[13]潘江辑《龙眠风雅》六十四卷，清康熙十七年潘氏石经斋刻本；《龙眠风雅续集》二十七卷末一卷，清康熙二十九年潘氏石经斋刻本。见《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第6册，第3083页。

[14]桐城县家集的较详细信息，以及家集与地方总集的关系进一步论述，可见徐雁平编著《清代家集叙录》“前言”，此处暂不展开。《清代家集叙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1—60页。

[15]易向军主编：《安徽省图书馆馆藏桐城派书目解题》，第176页。

[16]与这一现象关联的是桐城派“全集”的编刊，如易向军主编《安徽省图书馆藏桐城派书目解题》著录：《方望溪先生全集》三十卷年谱二卷，方苞撰，戴均衡编；年谱二卷，苏惇元辑，清末刻本。(第7页)《惜抱轩全集九种》，姚鼐撰，同治五年省心阁刻本。(第63页)《仪卫轩全集》，方东树撰，光绪刻本。(第105页)《中复堂全集》，姚莹撰，同治

六年姚濬昌安福县署刻本。(第140页)《伯山文集》八卷诗集十卷日记一卷《易录》七卷，此书目录题为“姚伯山先生全集”，道光二十八年王检心刻本。(第144页)《桐城吴先生全书》五种十八卷，吴汝纶撰，光绪三十年王恩绂刻本。(第292页)这六种全集，有五种是在同治光绪年间刊刻，五种之中，有两种可以确定是桐城后学刊印。从家谱到全集等文献类型，可见文献的抢救与系统整理，是一整体推进的自发文化举措。

[17][18][19][20]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总目》，第3090、1563—1564、2006、1880页。

[21]周氏家集卷22至卷24作者不录，其他详细信息，参见《清代家集叙录》，第1724—1729页。

[22]《清代家集叙录》“前言”，第1页。

[23]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桐城文学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409、412、513页。

[24]《苌楚斋书目》卷22著录《桐城文征》只有14卷。

[25]检《中国古籍总目》，近似的桐城地方文献还有方学渐撰《桐彝》三卷续二卷，有清抄本、光绪九年皖垣铅印本；江诒辑《桐城达人录》不分卷，抄本；河墅先生撰《龙眠风雅小传》一卷，清抄本；汪洪度撰《新安女史徵》一卷，清康熙四十五年古墨斋刻本。见《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654—655页。此外，光聪谐编《龙眠丛书》在刘声木书中亦未著录，然在刘氏《续补汇刻书目》中著录。《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著录《龙眠丛书》收录有18种桐城人著述。

[26]［英］尼克·克洛斯利：《走向关系社会学》，第63页。

[27]徐璈辑：《桐旧集》第1册，杨怀志、江小角、吴晓国整理，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10页。

[28][29]徐璈辑：《桐旧集》第1册，杨怀志、江小角、吴晓国整理，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6、7页。

[30]参见徐永明、唐云芝：《〈全元诗〉作者地理分布的可视化分析》，《浙江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本文原载《安徽史学》2019年第4期，p134-142。转自“南雍论学”公众号，若有侵权，敬请联系。欢迎关注@文以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