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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不是和开放对立的,越是开放就越需要自主,就好像一艘船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你如果没有能量去驾驭这艘船,那怎么能够穿越海洋呢?开放性跟自主性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在我看来,今天所有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就是在开放条件下的自主性。

改革开放已经跨过40年,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格局,都和40年前别如霄壤。中国自身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反映的不仅仅是全球物质力量的此消彼长,还是一个各国、各民族在发展实践中不断在思想上反思、批判,总结和预期自身发展路径,寻找自身独特性和自主性的过程。

改革开放开启的是中国新一轮现代化进程,在此过程中,思想建构发挥了隐形但不可忽视的作用。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双聘教授汪晖,以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思想领域受到广泛重视。围绕“开放与自主”这一改革开放的重要命题、国家和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自处的根本性问题,《南风窗》记者采访了汪晖教授。

汪晖

1959年生,江苏扬州人,当代中国著名思想家。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双聘教授,研究领域为思想史和当代思想文化,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死火重温》《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去政治化的政治》《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等。

需要重新思考的现代性

南风窗:汪老师,你对现代性的反思,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那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社会活力比较强,对未来的预期也比较积极,为何你的著述中仍然有“亡天下”的忧思?

汪晖:忧患意识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从孔子时代开始就已成为一条内在线索。

忧患来源于两方面——“亡国”和“亡天下”。“国”主要是指政治体,比如一个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兴亡更替都很快。相比于王朝兴衰,孔子更关心礼乐文化、“天下”秩序的维系。“天下”包含道德、审美和文化,如果连这个也衰亡了,才是真正的“从内到外的衰落”。

所以,“忧患”是中国思想史向来的底色。到晚清时期,内忧外患,中国遭遇“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就更为凸显。当时很多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公共讨论、国家建设、政治组织、社会运动,以及后来的革命运动中来,其背后都有这个底色。

它超越了一己私利,持着“怀抱天下”的信念。它有独特性,因为中国文明或者中国历史在晚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另一方面它也有普遍性,当时的整个世界都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危机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从鲁迅开始研究这个时代,鲁迅的整个思考里面也正是包含了这样的关切。如今的时代与20世纪前半期已经十分不同,但中国思想的这一传统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要意义。

南风窗:由于晚清以来的经历,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否像已经失落的三大文明古国那样,同样面临失落的危险?

汪晖:所有的文明都处于兴衰进程中,而且在发生转化。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不会消失、衰亡,我对中国文明的生生不息是有信心的。经过一两百年、几代人的努力,它不会发生像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包括古希腊文明那样的变故。中国文明今天仍在延续,在同一个地域、人口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中国文化,依然是生生不息的,只不过这样生生不息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持续地发生转化。

问题是往哪个方向转化,怎样发生转化,这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南风窗:向现代性转化,是无可选择的方向,改革开放事实上也是这一转化的延续。在中国,说起“现代性”这个词就会联想到你,这是你的学术标志之一。不过你是在对现代性进行彻底反思的背景下使用这个词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即中国独特的现代性。

汪晖:我当年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是基于批评的态度,而不是基于规范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因为现代和现代性的概念在很多思考中逐渐被规范化,在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大家逐渐地以欧洲思想或者欧洲文明作为现代文明的基础,用一个一成不变的规范性的尺度来衡量所有的文化。我之所以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就是对这种规范与具体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进行批判。

“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包含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方面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因为现代性所代表的不仅是一套尺度,它也重新组织了我们对历史的叙述。我们对过去的思考过多受到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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