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拣麦穗张洁段落划分】《读书行动》每周推荐美文：张洁、黄通、金晓磊、关羽、毕飞宇。

来。真怪，可它也没让风刮下来，雨打下来，雪压下。

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人。走近一看，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人可不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他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老去了。

我仍旧站在那棵柿子树下，望着树梢上的那个孤零零的小火柿子。它那红得透亮的色泽，依然给人一种喜盈盈的感觉。可是我却哭了，哭得很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的卖灶糖的老汉。

后来，我常想，他为什么疼爱我呢？无非我是一个贪吃的，因为生得极其丑陋而又没人疼爱的小女孩吧？

等我长大以后，我总感到除了母亲以外，再也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朴素地疼爱过我——没有任何希求、也没有任何企望的。

我常常想念他，也常常想要找到我那个像猪肚子一样的烟荷包。可是，它早已不知被我丢到哪里去了。

黄佟佟：我必亲手重建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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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女人都想要有一间dreamhouse，这梦怕是从少女时代就做起了。

我少女时代印象最深的一篇课文是台湾作家李乐薇的《我的空中楼阁》，到现在我还能背得出开头：

山如眉黛，小屋恰似眉梢的痣一点。十分清新，十分自然，我的小屋玲珑地立于山脊一个柔和的角度上……

山中的小屋，早上一拉开白色纱窗，就能看到婆娑的树影，听得到鸟叫——这多么像一个梦。

Dream house，dream house，顾名思义，只有在梦里才能遇到。

没想到在挪威我还真的遇到一座dreamhouse，遇到它的过程恍如梦境。

只记得那天吃过中饭正犯困，人在迷迷糊糊中穿过了一间精致的书店（后来才知道是纪念馆），走到一个满是俊俏挺拔绿树的后院，沿着弯弯曲曲的桥道走进树林的深处，很快，我们就走到一间旧旧的蓝门木屋前。

一推开门，立刻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味道蔓延过来，一切都是旧的，旧的桌子、旧的横条靠垫、旧的沙发、旧的摇椅、旧的铁艺烛台、旧的壁炉……可是它们又真美啊，那些白色的上了浆的绣花台布和绣花窗帘，那张擦拭出木纹的线条优美的椭圆形长桌，那些形态各异放着各种布垫子毛垫子的温暖的椅子，衬着屋外一天一地的新绿显得格外优雅。坐在屋子里，一抬眼就能看得见窗边轻轻摇动的白色苹果花，还有倏忽来去的肥肥的麻雀……

“天哪，太美了，太女人了，这简直是我的dream house。”我几乎有半小时都处在喃喃自语十分震慑的状态，过很久才缓过神来，问随行的挪威使馆翻译雯燕，“这是谁的房子啊？”

她淡淡一笑，说这就是之前给你们说过的1928年就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挪威女作家西格里德•温塞特的故居啊。我这才想起我们此行的目的，是的，我参观过起码几十间作家的故居，可是没有一间像温塞特故居这样让我倒抽一口凉气，这也太美太舒服了啊。

故居的女馆长给我们讲起这个房子的来历。

原来温塞特是一百年前的文学青年，二十多岁时爱上了一个画家，有妇之夫大她九岁，而且还是三个孩子的爹。

一百多年以前的欧洲，第三者也是备受责难的，两个人费尽千辛万苦结了婚，温塞特一口气生了两个孩子，还要同时照顾老公与前妻的三个孩子（五个孩子里有两个是智障，画家老公的基因还真有点可疑）。繁重的婚姻生活对任何女人都是巨大的压力，更何况她还是一个花心男人的妻子，1919年她大着肚子来到此地，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同时也失去了丈夫，而此时，她已经三十七岁了。

三十七岁的女人，带着几个孩子，无依无靠，一般的女人可能早已精神崩溃了，可是温塞特却异常平静地做了一个决定：她决定为自己和孩子们建造一所漂亮坚固的新房子，这花了她三年的时间。白天，她带着仆人干活，晚上带孩子，当房子建好之后，白天她做家务，晚上等孩子睡着之后就躲进书房写她的历史小说。

她最著名的作品都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而且风行一时，单靠卖书，她就变得十分富有以及有名，十年之后，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女作家——这是一个励志少妇逆袭的故事。

– 2 –

更励志的是，她不光只有这一座房子，她后来又给自己建了一座。

在这座叫“比耶克贝克”的房子里，把旧居的乡村风格移了过来，而她五十岁以后住的是更具都市风格的公寓。

这大概是她参观过纽约式公寓后的作品，功成名就之后为自己建造的安乐窝：宝蓝竖条纹的沙发，满墙的画还有瓷器，电话与唱片机，还有现代化的厨房与洗手间。女馆长笑着对我们说：“温塞特喜欢舒适豪奢的东西，纽约式的浴缸，纽约式的厨房，就算她没有一张唱片，可是她也要买一个顶时髦的唱片机。”

我摸着这只现在看上去也堪称时尚的唱片机，羡慕不已，我喜欢把自己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女作家，因为她们让我看到希望，写作不仅可以解救自己，而且可以带给我们安定舒适的生活，和任何工作一样，我们靠一双手找到生活的重心与依靠。

因为这座房子，我爱上了温塞特。

我佩服她，也欣赏她。一百多年以前，在遥远的北欧，世界最偏远的一隅，一个孤独的女人在漫长的黑夜里，敲击着键盘，仅仅凭借着一双手，在这个残酷冰冷的世界里，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小小宫殿，这难道不是一件极伟大的事么？

女人和她们的房子，具有某种极其微妙的联系，一旦女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她就会变得无所畏惧。而更有意思的是，仅仅就是在得到它的过程里，你也会收获无限的力量，因为在建设自己宫殿的艰难跋涉里，你慢慢变成了更有力量的人。你的眼光更敏锐，你的内心更坦荡。

每个女人都想要她的dreamhouse，而得到它最简单的方式也许就像温塞特，无论置于何种境地，哪怕是密林与废墟，也要平静地站起来，把下巴高高地翘起——是的，我将亲手为自己建造一座宫殿，无论多难，我必亲手重建我的生活。

金晓磊：流过往事的水

师范毕业不久，我这个堂堂师大高才生被我们的教育局“充军”到了家乡的一所小学。

去学校报到，发现居然是“铁打的老师”——还是教过我的那6个老师，只是年纪变大了，而我也是“山不转啊水在转”，一转又转回来了。6个老师都齐刷刷地在校门口迎接我这个曾经的得意门生了。后来，老校长过来握着我的右手，左手拍拍我的肩膀，只说了句：“欢迎你啊，小马！”就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忽然觉得自己一肚子的怨气，被老校长的视线给抚平了，像个小孩子似地喊了声：校长！

上班了，我听从父亲的叮咛就经常帮着打扫办公室，或者去村里的水井挑水，为别的老师倒倒茶，老师们都赞许有加，惟独让我感觉奇怪的是以前读书的时候，校长的目光总是很慈祥的，但现在偶尔与他的目光相遇总让我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因为老校长的目光，想起读师范时班主任经常说的一句话：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所以平时，我越加抓紧时间给自己“倒水”了。

两星期以后，老校长找到了村长，说，小马这正宗的大学生刚毕业，好不容易分配到学校来，如果长期给老师和学生们挑水也是影响精力和工作的！是不是替学校挖口井，留点时间培养个人才啊？

用扫帚丝剔着牙缝的村长居然爽快地答应了。

这事是一个星期以后，挖井的人来学校了，我才从别处听了个大概。

当两个满身黄泥的打井工挖到三四米的时候，还是没见一滴水出来，这在他们以往的挖井生涯里比较少见的，所以他们就开始骂骂咧咧着想放弃重新找个地方了。

老校长出现了。他捋起袖子拉上我就到了边上，安慰着说：“认准了的事，就要干下去，会成功的。我这身老骨头来帮帮你们！”

没十分钟的事情，底下那个人喊了出来，有水了！老校长笑着从口袋里掏出包“双喜”牌香烟来，给了他们两根，然后向我示意着走到走廊边，席地坐了下去。

“来，抽口烟吧！”

我拘谨地接了烟，老校长拿出火柴把两人的烟都点上了，自己心满意足地吸了口，对着太阳吐出了烟雾。有一句话也很顺口地跟了出来：“小马啊，认准了的地，坚持着挖，总能挖到水的！你说呢？”

我被烟呛得咳嗽着点了点头，侧头看到老校长笑了笑，把藏匿在他皱纹里的阳光挤了出去！

时光也就在我像挖井人一样埋头挖井里过去了三年。接着，我意外地成了这所小学的校长。是老校长自己要求下来，把我推荐上去的。

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依然拎了个热水瓶去给老师们倒水，虽然昨晚我为了这“倒水”问题，一宿没睡好，但可能是我多虑了，老师们的杯里有的刚自己倒过满着；有的见我过去，连忙说马校长我自己来，叫得我脸一下子就蹿红了，我赶紧朝老校长过去。老校长的杯子也是满的！他一言不发地端坐着，额头的青筋像一条条蚯蚓一般趴着蠕动着。我红着脸拎着水瓶想走开的时候，老校长开口了：以后的水我来倒了，你就给学校多“倒倒水”吧！

时光真像这水一样又是三年了！那年年底，学校被评为“镇先进学校”，我自己也被评为“镇十佳优秀青年教师”。这是我们这所村小历史上的最高荣誉了！

拿着锦旗刚回学校，下个学期就要退休的老校长过来拍着我的肩说，“小马啊，祝贺你马到成功，也感谢你为学校争来的荣誉啊！”

老校长说着话，眼睛有点红了。我却不知道说什么感激的话好，刚想再替老校长倒倒水。

“今天，还是我为你倒最后一次水吧！”老校长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似地已经提起了身边的水瓶说，“以水代酒敬敬你！”

我解老校长的脾气，也不敢怎么推委了，只好拿过了那个茶杯，伸到了热水瓶的嘴巴下。

水，一点点满起来，满起来，后来居然满出了茶杯。我的手像被火苗舔了一下，连忙往后缩。

茶杯跌了个粉碎。老师们一脸诧异。

老糊涂了，水太满会烫了手，伤了茶杯的啊！老校长道着歉，小马，没伤着吧？

我点点头，看到老校长的眼睛正盯着我。

我愣了一下，连忙对着老校长鞠了个九十度的躬……

简媜：鱼

有一条鱼跟青春有关，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极爱吃鱼，不挑剔地吃，近乎无品味无原则。实不相瞒，这癖好影响我对两件事的看法，一是决定死后海葬，绝不留半撮骨灰给后代，以报答鱼类养育之恩；二是，我很想建议水族馆在入口处发放筷子、小刀及一碟芥末，做什么？当你看到新鲜肥美的鱼群在眼前游来游去，除了想到生鱼片还能想到什么？这种念头很可耻，我忏悔，但我改不掉。

那条鱼出现在我少女时期某个夏日的黄昏，当时我正参加中学童子军课程——野炊。五六人一组，男女都有，开菜单、携带炊具、分配工作。我们在操场边埋锅做饭，炊烟四起，语声喧哗，在嬉笑、追逐中，女生呵斥男生：“讨厌！还不去提水！”男生顶嘴：“管我，你是我阿母吗？”四周起哄：“是牵手啦！”于是出现女生持铲追打一干男生的“中学生两性关系”经典画面。麻雀在电线上喳喳叫，晚蝉来早了，随风鸣唱。这一刻多么美好，美得无忧无虑，连郁郁寡欢的我也暗暗陶醉了。

学校为了让学生尽兴，设了比赛，几位老师依次到各组观看炊煮成果，再评分决胜负。大部分老师都客气地浅尝菜肴，加以赞赏、鼓舞，提振士气。我们这组，有个善厨的女同学煎了一条肥硕的吴郭鱼——在二十多年前穷乡下的学生活动中出现这道菜，等同于今日的一砂锅鱼翅。鱼煎得完好，赤黄酥脆，泛着薄薄的油光，在晚风中、蝉鸣里，这一尾仿若披着龙袍的鱼酣眠着，等着犒赏我们这群善良、纯洁，却清寒的孩子。

老师们赞赏过这条鱼，在评分单上偷偷写下数字后走了，只有一位男老师踅回来。这位男老师约四十岁，单身，赁居在外，体形稍胖，走路慢慢的，说话慢慢的，微笑淡淡的，然而出乎意料，他吃鱼的速度很快。

他吃掉单面三分之二的鱼肉。我看到盘中吴郭鱼露出鱼刺，听到梦碎的声音。抬头，看见他的背影，长裤口袋中插着一双筷子，正慢悠悠地朝校门走去。

我这个外表温和，内心却暴烈、非爱即恨的中学女生，瞪着他的背影暗骂：“你何不带着筷子去跳海，吃个够！”我的良心立刻谴责自己不应如此无礼，遂隐入树林间遮掩眼角的泪光。

操场上响起那首熟悉的歌：“夜风轻悄悄地吹过原野，营火在暮色中跳跃，你和我手拉手婆娑起舞，跳一跳转个圈真快乐。”夜色果真降临，紧紧拥抱着无望的少女，苦闷的青春。

毕飞宇：飞越密西西比

2006年8月，就在我来到爱荷华的第二天，在一个酒会上，我认识了本·瑞德。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出生在加州，念小学的地方却是北京。在一大堆说英语的人中间，突然冒出一个“京片子”，我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本·瑞德是个纯爷们儿，说话直截了当，他说他来参加这个酒会只有一个目的——问问我这个爱运动的人“想不想开飞机”。我刚刚来到美国，人生地不熟，好不容易逮着一个会说北京话的美国人，我怎么能放过呢。我想都没想，说：“当然。”老实说，我并没有把这句话当真——什么话都当真，我还活不活了？

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上午，本·瑞德来电话了，问我下午有没有时间，我说有。他说：“那我们开飞机去吧。”我没想到事情来得这样快，心里还在犹豫，嘴上却应承下来。还没来得及摩拳擦掌呢，聂华苓老师的电话就来了。我兴高采烈地告诉她，我马上就要开飞机去了。聂华苓老师的反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不允许。她的理由很简单，我是她请来的，“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她的口气极为严厉，似乎都急了。我为难了——飞，还是不飞？这成了一个问题。

我的处境很糟糕，无论我做怎样的决定，都得撒一个谎，不在这一头，就在那一头。可我得做决定。我的决定很符合中国文化：在兄弟和母亲之间，一个中国男人会选择对谁撒谎呢？当然是母亲。先得罪母亲，然后再道歉。

只有6万人口的爱荷华，居然有4个飞机场。这些机场既不是军用的，也不是民用的，它们统统属于飞行俱乐部。事实上，许多美国成年人都是飞行员。我对本·瑞德说：“你们美国人就是喜欢冒险。”本·瑞德却不同意，他说：“我们其实不冒险，我们很相信训练。”

我终于来到飞机跟前，严格地说，这是一架教练机，总共只有两个座位，一个主驾、一个副驾。飞机很窄，长度也只有4米左右。飞机的最前端还有一个四叶（也可能是三叶）螺旋桨。

当然，我坐在副驾座位上。机场上空无一人，我们周围更是空无一人。就在发动前，本·瑞德大喊了一声：“前面有人吗？”无人回应。本·瑞德又喊了一声：“后面有人吗？”还是无人回应。本·瑞德的这个举动无厘头极了，明明没人，喊什么喊呢？可本·瑞德告诉我：“必须大声问，规则就是这样。”我想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无厘头的问题想明白：“看”是一种纯主观的行为，它与外部并不构成对话关系。所谓规则，它是针对所有人的，不可以有身份上的死角，不可以依据个人的感受。飞机终于升空了，为了奖励我这个远方的客人，本·瑞德首先做了一个游戏，他把爱荷华的4个飞机场统统给我“蹚”了一遍。下降，滑行，再起飞。我很喜欢这个游戏，每路过一个机场，我们都像在汽车里头，远远地望着一排简易的建筑物，然后，“汽车”一蹦，上天了。

我给本·瑞德提了一个要求，我想去看看聂华苓老师家的屋顶，她老人家都不一定看过。我知道聂老师的家坐落在爱荷华河边的一个小山坡上，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飞机在聂华苓老师家的屋顶上盘旋了好几圈。因为盘旋，飞机只能是斜着的，错觉就这样产生了，整个爱荷华都倾斜了，房屋和树木都是斜的。很玄，是古怪无比的天上人间——因为错觉，世界处在悬崖的斜坡上了，一部分在巅峰，一部分在深谷，安安静静的。只过了一分钟，世界又颠倒了，巅峰落到谷底，谷底却来到巅峰。就像瑞士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所说的那样：“美丽的陡坡大多沉默无语。”是的，沉默无语，世界就这么悬挂起来了，既玄妙，又癫狂。怎么说呢？说到底，眼睛所见从来就不真实，我们的视觉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习惯。习惯，如斯而已。因为飞机小，飞行的半径也小，没几分钟，我就晕机了。我说：“咱们还是走吧。”

本·瑞德把飞机拉了上去。借助攀升，飞机飞出了爱荷华市区。现在，我可以好好地俯视一下美国的大地了。在哪一本书上呢？反正是关于哥伦布的，我曾经读到过这样的句子：“他来到一块郁郁葱葱的大陆。”“郁郁葱葱的大陆”，多么迷人的描述，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我要感谢小飞机的飞行高度，3600米。相对于我们的视觉而言，3600米实在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高度。1912年，瑞士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从那个时候起，“美是距离”就成了一个近乎真理的假说。可我并不那么佩服这位瑞士心理学家，他的发现一点也不新鲜。我们的苏东坡在900多年前就这么说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不知道作为审美距离的心理距离应当如何去量化，但转换到物理空间，作为一种俯视，3600米的高度实在是妙不可言——大地既是清晰的、具体的、可以辨认的，又是浩瀚的、苍茫的、郁郁葱葱的。是的，郁郁葱葱。我知道的，这个郁郁葱葱可不是哥伦布的郁郁葱葱，它是自然，更是人文。准确地说，是康德所说的“人的意志”，是大地之子对大地郁郁葱葱的珍惜和爱。

飞机到达最高点之后，平稳了。本·瑞德突然给了我一个建议：“你来试试吧。”我当即谢绝了，飞机上不只有我，万一出了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当然了，毕竟是教练机，如果换我来驾驶的话，委实很方便，连位置都不用挪——所有的仪表都在正中央，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至于操纵杆，那就更方便了，主驾室里一个，副驾室里一个。只要本·瑞德一撒手，我接过来，其实就可以了。

本·瑞德没有坚持，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对我说：“我们去密西西比河吧。”我问：“需要多长时间？”本·瑞德说：“大约一个小时。”那还等什么呢，去啊。

我们抵达密西西比河上空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大地依然郁郁葱葱，可是，就在“郁郁葱葱”里头，大地突然亮了，是闪闪发光的那种亮。这“亮”把“郁郁葱葱”分成了两半。因为折射的关系，密西西比河一片金黄。它蜿蜒而过，慵懒而又霸蛮。我的记忆深处当然有我的密西西比河，那是马克·吐温留给我的——商船往来，热闹非凡，每一条商船的烟囱都冒着漆黑的浓烟。可是，我该用什么样的词语去描绘我所见到的密西西比河呢？想过来想过去，只有一个词：蛮荒。

蛮荒，史前一般的蛮荒。许多粗大的树木栽倒在岸边，在偶然出现的沙洲上，傲然挺立着一两棵孤独的大树，浩大的寂静匍匐在这里。18世纪普鲁士美学家温克尔曼说：“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那是评价古希腊艺术的。我想说的是，公元2006年，一个如此现代的社会，它的母亲河居然是洪荒的，这是何等壮阔、何等瑰丽的一件作品。造就它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现代。我震惊于密西西比河的蛮荒、原始、神秘、单纯，以及伟大。

我对本·瑞德说：“我们就沿着密西西比河飞行吧。”可是，本·瑞德把话题又绕回来了，他说：“你还是试试吧。”我依然不肯。本·瑞德说：“你还是试试吧，说不定你这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

我要承认，本·瑞德的这句话打动我了。我开始犹豫。我想是的，本·瑞德的话也许没错，这样的机会不是随便就有的，我得把握。我的手终于抓住了操纵杆。本·瑞德撒开手，关照我说：“一旦出现问题，你立即丢开，什么也不用管。”

我终于驾驶飞机飞行了，我的注意力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干什么呢？重新分配。驾驶飞机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你得处处关照。你必须时刻关注飞行的高度、速度、航线、本·瑞德替我翻译过来的塔台指令、舷窗外的前后左右。当然，最重要的关注点还是在手上：飞机的操纵杆可不是汽车的方向盘。如果说汽车的方向盘只管左和右的话，那么，操纵飞机需要控制的还有上和下。还有一件事我需要强调一下，飞机是悬浮的，它实际的飞行动态和你手上的动作存在一个时间差，在你做完一个动作之后，它要过一会儿才能够体现出来。

我想我还是太紧张了，人一紧张，注意力就很容易“抱死”，我太在意推和拉，也就是飞机的上和下了。是的，我害怕飞机处在突然攀升或突然俯冲的状态之中。上和下的问题总算被我控制住了，可是，我再也顾不得左和右了。在我左转或右转的时候，我的动作都是临时的、补救性的，过于迅猛、过于决绝了。这样一来，飞机飞行的样子可想而知。它摇摇晃晃，不停地摇摇晃晃。我又想吐了。飞行对飞行员健康的要求我想我是领教了。密西西比河就在我的下方，可是，对一个一心想吐的人来说，他的眼里哪还能有风景呢。

因为拙劣的驾驶，我的飞行反而有趣了，一会儿在密西西比河的左岸，一会儿在密西西比河的右岸。可本·瑞德很镇定。无论我驾着飞行怎么“玩心跳”，他都气定神闲地望着窗外。老实说，我真的很想把飞机开回爱荷华，可是，不能够了。一个哈欠就可以让我吐出来。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时常回忆起我那丑陋的驾驶模样。我知道了一件事——集中注意力固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是，只有把注意力集中起来之后再有效地分配出去，生命才得以舒展，蓬勃的大树才不至于长成一根可笑的旗杆。我们把话题往小处说，就说写小说吧。写小说的“第一行为”当然是打字，你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上，可是，这不够，远远不够。你的身边还有许许多多的“仪表”呢，你得关注它们。你必须在关注语言的同时，时刻关注人物、人物与人物的关系、人物性格的发育，环境、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思想、思想的背景，情感、情感的背景，故事、结构、节奏、风格，甚至勇气。写作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里，我们的注意力可不能“抱死”，一旦“抱死”，你只能摇摇晃晃，自己想吐，别人也想吐。平稳的飞行看上去最无趣，但是，这样的无趣考验的正是我们的修为。再别说狂风暴雨了，再别说电闪雷鸣了。

我真的驾驶过飞机吗？老实说，我没有。我貌似驾驶过一次飞机，那是因为我的身边始终坐着一个人，他离我最近。我始终感谢离我最近的那个人，他的镇定里有莫大的友善和信任，近乎慈悲了。善待这个世界，信任这个世界，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样变成现实。

飞行回来的当天晚上，我来到聂华苓老师的家，我把下午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她。聂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她张大嘴巴，伸出她的一根手指头，不停地点。聂老师的个子不高，肩膀也不好，胳膊抬不高。我低下我的脑袋，一直送到她的跟前。聂老师的食指压着我的太阳穴，狠狠地顶了出去。

注：此文选自微信公众平台“阅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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