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党成立的段落】奋斗百年路| 1921年：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在上海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举陈独秀任书记。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宣言的内容没有向外发表，但曾以此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同年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的组织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以下活动：

第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还利用公开发行的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中译本出版。之后，还陆续出版了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

第二，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一些打着社会主义实非社会主义的思想派别纷纷宣扬自己的主张，混淆视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与之展开论战，进行坚决斗争，并在论战和斗争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第三，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通俗的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广州有《劳动者》、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有北京邓中夏等在长辛店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上海李启汉等在沪西开办的工人半日学校。开办学校，是党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21日，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当时近10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

第四，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地都建立了青年团组织。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党组织成员建立了联系，建议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外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写信通知各地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代表大会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直到7月23日代表们才在上海聚齐。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的50多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因有其他事务未出席会议。出席党的一大的上述人员，平均年龄为28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这次大会。

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搜查了会议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商定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在追求复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