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培植党羽,遂向仁宗进献《百官图》,指出宰相用人制度的严重弊端,劝说皇帝制定规程,亲自掌握官吏的升迁罢黜。

吕夷简见范仲淹在皇帝面前弹劾自己,也不甘示弱,他反诬范仲淹“越职奏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顶着“结党”的罪名,范仲淹百口莫辩,被贬为饶州知州。

三出专城鬓似丝,斋中潇洒过禅师。

近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云山赖有诗。

半雨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归迟。

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郡斋即事》

到达饶州以后,范仲淹在附近做知县的好友梅尧臣,听说了他的遭遇,便为他寄来《灵乌赋》一文,劝告他从此不要多言生事,要管住自己的嘴巴:“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

对于好友的关心和建议,范仲淹不能认同,他立即给梅尧臣回信,表明他为国言事的凛然气节:“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在给梅尧臣的回信中,范仲淹还附上一首诗,以明心志:

危言迁谪向江湖,放意云山道岂孤。

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恤赋灵乌。

——《答梅圣俞灵乌赋》

临危受命,抗击西夏

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脱离宋朝,称帝建西夏国。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军,并屯兵延州城下,准备攻城。

眼看边疆战事日益吃紧,朝中无将可用,百官无不震恐。有人向仁宗建议,立即将范仲淹召回,或许可解国家危急。

1040年,仁宗任命夏竦为前线主帅奔赴边境,又依韩琦的意见,任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接到朝廷的任命,两鬓染霜的范仲淹匆匆赴任。

到达边地,范仲淹发现宋军武备松弛,军纪涣散,于是他大刀阔斧,改革旧制,严明纪律,加强训练。经过一番整顿,宋军军容整肃,士气大增。

1041年二月,仁宗批准夏竦的反攻计划,韩琦联络范仲淹同时发兵,范仲淹认为此时不宜反攻,坚不出兵。结果宋军大败于西夏,十六名将领阵亡,万余人惨死沙场。

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到任后,他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使之逐渐脱离西夏,开始为大宋效力。

为进一步巩固边防,范仲淹率领士兵,修筑了包括大顺城在内的20多座城池,这些城堡皆建于交通要塞之上,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并且各个城池之间可以互相支援。

除了构建一个强大而稳固的防御体系,范仲淹还招募了一批骁勇善战的蕃兵和百步穿杨的弓箭手,以强驽硬弓来对抗西夏的骑兵。

彪悍狂妄、喜欢挑衅的党项人逐渐发现,进攻宋军很难再找到可乘之机。当时的民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宋仁宗也说:“西夏战事,仲淹出援,吾无忧矣!”

在宋夏的边境上,范仲淹整整驻扎了四年。每当秋天来临,面对衰草连天,北雁南去,范仲淹和那些普通的将士们一样,也会思乡怀亲,深夜难眠: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渔家傲·秋思》

由于连年作战,西夏的国力大为损伤,加上攻打宋军无望,1044年,西夏与宋议和,西北安定。范仲淹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被誉为“胸中有数百万甲兵”。

主持新政,购置义田

西夏边事稍宁,范仲淹即被仁宗宣召入京,先授枢密副使,不久拜为参知政事。面对北宋的陈珂积弊,内忧外患,宋仁宗向富弼、范仲淹等人,征询解决的办法。

范仲淹认为,要让北宋吏治清明,国富兵强,必须进行大力的改革。他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择官长,厚农桑,修武备”等十项改革措施,从而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

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庆历新政的核心内容,因此,这场改革在制度上所做的主要变动,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朝廷的广大公务员开刀。

由于新政损害的不是个别人的利益,而是触及到整个官僚阶层,尤其是新政限制了大官的恩荫特权,使他们能力平庸的子弟,不能再轻易地充任馆阁要职,所以他们对新政的毁谤日益增多,指责范仲淹“结党”的议论再度兴起。

1045年正月,因反对之声愈加激烈,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冬十一月,为避边塞严寒,范仲淹改知邓州。随着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的被贬离京,历时一年的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

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

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

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

范仲淹在邓州任上,共计三年,期间百姓安居乐业。范仲淹重修了览秀亭、构筑了春风阁,营造了百花洲,并创立了花洲书院,闲暇之时,范仲淹便到书院讲学,邓州一时文运大振,著名的《岳阳楼记》一文,便作于此时。

1049年,范仲淹调任杭州,子弟欲置田产供其安享晚年,被范仲淹严词拒绝。十月,范仲淹出巨资置良田千亩,成立范氏义庄,以田产的收入,供养范氏全族之人。

每月,义庄都会给族人发放口粮,到了冬天还会发放布匹,如果族人有婚丧嫁娶,义庄都会资助一定的财物。

范仲淹这样做,并非出自对范氏家族的感恩。范氏家族对范仲淹没有丝毫的恩施之念。当年,他们将范仲淹母子逐出家门,范仲淹随继父朱姓长达二十多年。

后来,范仲淹与范家洽谈,要求复归范姓,范家的掌门人怕他认祖归宗,是来图谋财产,直到范仲淹保证“只欲归本姓,别无所觊觎”的时候,范家才勉强接纳了他。

范家的做法确实令人寒心,但是心胸豁达的范仲淹,不计前嫌,只会以德报怨,因为在他的眼中,没有小家,只有天下。拯救苍生、扶助弱小是他从小树立的理想,现在他终于用自己一生的积蓄,圆了他的夙愿。

虽然战乱之中,范氏义庄曾经被毁,但在范仲淹后世子孙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义田发展到了5300多亩。凭借严格而富有人情味的管理制度,范氏义庄从宋朝到清末,兴旺不衰八百年,救济供养无数。

先忧后乐,道德楷模

1052年,范仲淹调任颖州,在扶疾上任行至徐州时,与世长辞,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

自宋元明清以来,“文正”是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北宋名臣司马光首次提出:“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范仲淹虽官至“参知政事”,但他个人的才华和能力登峰造极,道德品行亦高洁无比,所以以“文正”誉之,范仲淹受之无愧,名副其实。

范仲淹去世之后,朝野一片哀痛,西夏甘州、凉州等地的少数民族聚众致哀,连日斋戒,凡是他曾经任职的地方,百姓无不为他建祠,世代祭祀。

半个世纪之后,金人元好问不远千里,来到范仲淹的祠堂,满怀崇敬地写下:“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也。”

范仲淹用一生的奋斗,实现了他“成为良相”的理想,但是做官不是他的真正目的,通过做官服务苍生、为国事功才是他至高的追求。

因此,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进亦忧,退亦忧”。问之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一千年以来,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的思想,不仅使他成为历代读书人敬仰的道德典范,成为士大夫的精神领袖,而且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把为天下人谋福利的崇高理想,作为自已终生的奋斗目标。

一个诞生了范仲淹的民族是优秀的民族,一个学习和讴歌范仲淹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如果大宋的朝政还有良心的话,那一定是范仲淹;如果大宋的江山社稷,还有一根脊梁支撑的话,那也一定是范仲淹。

吕中曰:“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元末丞相脱脱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范仲淹诸贤,无愧乎此。”

虽然光阴更迭,时空变换,但是范仲淹的形象从未模糊,它将永远镌刻在宇宙之中,伟大清晰,光耀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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