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自传段落分析】周东润“冤枉”了杨秀达。

态或粗暴的批判，而是细致考辨《汉书》所载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传》”的具体所指。他最后得出结论：“刘安的《离骚传》只是泛论大意的文字，其非训诂式的方式”，但后世“只知道有训诂式的传，不知道有西汉通论式的传”，于是误认为“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遂将刘安的“离骚传”附会成“离骚赋”。文中还提到：“照朱先生的话，《离骚》是由刘安作于汉武帝初年，如果朱先生不能来一个考证，断定贾谊的《吊屈原文》是伪造的话，那么，便是死了三十多年的贾谊，忽然还了魂起来读刘安做的文字。”看来仍希望朱氏能够提出新的佐证，否则很难令人信服。

在遭到郭沫若等人的批评后，颇有狷介之气的朱东润私下并未服输，又接连写了两篇文章，其中《〈史记·贾谊传〉疏证》认真考索了该篇传记，认为其作者“不一定是司马迁”，而且《吊屈原赋》的作者也“不一定是贾谊”，明显是为了回应杨树达的质疑。其实，今本《史记》并非悉数出自司马迁之手，《屈原贾生列传》是否可靠——甚至有无屈原其人——历来便有争议，对此进行探讨本无可厚非。但这两篇答辩性的文章最终却并未公开发表，用朱东润的话来说，“不应战是客观形势使知识分子采取了必须采取的态度，不是我的聪明，同样也不是我的怯弱”（《朱东润自传》第十二章）。然而正因为缺乏自由、平等和宽容的环境，被褫夺了即便是“异端”也应该享有的权利，才导致朱东润“冤枉”了杨树达，误以为他也是被“组织”来的。虽然在“形势很危急”的时刻产生如此联想也属人之常情，但在杨树达“扑一个空”之后，双方也失去了本可深入交流的良机。

录入编辑：王建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