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目的文章段落大意是什么】南宋官窑博物馆方面回忆了——“天目”石名(下)

一下13、14世纪入宋日僧和入元日僧的情况，推论一下真正意义上的“天目”是何时传入日本的。

僧侣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强大推动作用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佛教文化气息几乎渗透于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建筑、书画、文学、工艺美术，甚至茶道、花道等等无不与历代僧侣阶层的文化传播活动休戚相关。

天目茶碗

日本京都大德寺龙光院藏

从茶文化传播的途径考察，12世纪的著名日僧荣西（1141～1215年）在传播禅宗的同时，带回了中国的茶籽及禅院茶风，而当时盛行于宋代的以建盏为首的黑釉盏也无可避免地被作为茶道具引入日本，这与建盏在日本考古资料中最早出现的时间段相吻合。而从文献资料考察，此时，“天目”的称呼并未出现于日本的茶道具当中。

再看当时中国的禅林圣地，南宋时期禅林有“五山十刹”之说，这曾是当时重要的官寺制度。从“五山十刹”的地理位置来看，这15处禅林圣地都在江南地区，五山全部在浙江境内，而十刹中浙江占据了十之六七。如此深厚的禅宗文化基础，即便在南宋灭亡后，也不可能消失殆尽。加之当时日元虽处于敌对状态，但元世祖却一直有借助佛教加强两国间沟通与交流的愿望，所以当时元僧东渡或日僧入元的情况也是比较频繁的。

有一则统计数据可以证明，元时入元日僧达222人，与此相比，南宋时期的入宋日僧为109人，明代入明日僧114人。可见，不足百年的元代却成就了日僧入元的高潮。这当中有很大一批人是到禅宗五家之一的临济宗圣地 — —浙江天目山求法的。有资料显示，12世纪末至13世纪，就有入宋日僧前去天目山求法，但日僧入天目山求法的时间当集中在14世纪。

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曾言： “在元朝，禅的中心与其说是以径山为首的禅院五山各寺院，毋宁说好像已移到杭州路的天目山了。所以入元僧中就有不少在天目山挂锡的。”

天目山地图

明代刊本《临安县志》

根据纪华传的统计，当时比较著名的入元日僧至少有21人先后抵达过天目山，并跟随临济宗大师中峰明本参学佛法，而这一时期中峰明本曾主持天目山师子禅院，并在西天目幻住庵结庐，所以这两处也是日僧参拜必到之所。日僧入元和归国的时间都集中在14世纪上半期，以14世纪二三十年代居多，而其中有7位得其衣钵真传，有的回国时还带去中峰的自赞画像，并在日本各地设立临济宗道场。

而根据目前普遍的说法，所谓天目茶碗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在镰仓时期的建久三年（1192年）至元弘三年（1333年）间，再结合日本史料中有关“天目”作为饮用器出现的最早时间（见前文1335年的说法），我们认为极有可能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天目茶碗被带入日本的时间是在14世纪上半期的前半段。

日僧之所以将在天目山寺院中使用过的黑釉盏带回日本，这恐怕与当时中国禅林仍盛行禅寺茶礼有关。虽然在元代不再流行以黑盏斗茶的习俗，但从文献记载看来，当时也不乏使用黑釉盏饮茶的记事 ，而且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由于重新修订了《敕修百丈清规》，寺院中盛行于宋的禅林茶礼得以保留 ，这套寺院茶礼实为僧侣进行禅宗修行的一种手段，在茶礼中需要大量使用黑釉茶盏。这一茶礼形式连同所使用过的黑釉茶盏被带回了日本，并在日本被继承和发扬。

如今，在日本京都、镰仓的寺院中仍保留着从宋元时期传入的禅院茶礼，这就是最好的佐证。而最初那批从天目山被带回的黑釉茶盏，为了以示与其他黑釉盏的区别（这可能也包含了佛教宗派的某些含义），就被称之为“天目”了。

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天目”，最初传入日本并非以贸易的形式，而是与禅林修行有关。但在当时，由于与“天目”茶碗式样相同的建盏或类建盏等一系列茶盏在此之前和之后于日本都存在，所以世人将这些形状和釉色基本相似的茶盏统称为“天目”，也是情理所在。而真正的“天目”茶碗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找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是找到那批最初的“天目”，窑口的复杂性也可想而知。

反之，纵观宋元时期生产黑釉盏的窑口。本文仅以南方地区的窑口为对象，北方地区出产的“天目”不在考察范畴之内。据悉，福建的生产状况已基本摸清，有20余座县市的窑口在当时生产过黑釉盏，文中不一一列举。

而其他生产黑釉盏的产地有江西吉安永和窑、临江窑，景德镇的湖田窑，赣州七里镇窑，宁都东山坝窑，贵溪坝上窑，铅山盏窑等等；湖南宋代衡山窑新塘朱官岭窑址、宋元湖南湘阴写龙嘴窑以及元代洋舞岭窑；广西宋代兴安县严关窑、容县城关窑；重庆涂山窑和巴县清溪窑、四川广元市瓷窑铺窑址、都江堰宋代金凤窑址和瓦岗坝窑；浙江省江山碗窑窑址、龙泉山头窑、温州泰顺玉塔古窑及苍南大星垟窑、金华市铁店窑、衢州市全旺镇官塘村两弓塘窑址群、武义县蜈蚣山窑址 、临安天目山宋元窑址以及安徽省绩溪霞间窑等。

另外，目前所知输入日本的黑釉盏，以福建各窑口生产的产品居多，比如建窑芦花坪窑址、庵尾山窑址、营长墘窑址，南平茶洋窑大岭干窑址、庵后山窑址，武夷山遇林亭窑址、闽侯南屿窑、福清石坑窑、连江浦口窑以及光泽茅店窑、德化盖德窑等等；此外，可以确认的还有江西吉州窑的茶盏等。

江西省吉安市永和镇吉州窑本觉寺窑址

其它究竟还有哪些南方地区窑口生产的黑釉盏曾被带入或输入日本，这一情况尚不明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大多数窑口生产的黑釉盏都属仿建盏产品。这些仿建盏中部分产品的制作比较精良，如重庆涂山窑、四川广元窑的产品，有可能大部分供应国内市场；而有些地方的黑釉盏制作相对粗糙，可能只供给本地市场，如浙江武义生产的黑釉盏。

从这些黑釉盏中也可见当时不同地区窑业交流的状况，如浙江江山碗窑出土的黑釉盏的装烧方式与福建某些地区窑口的装烧方式如出一辙，采用坦腹托具法，有些盏的器型及施釉方式也与邻近福建地区窑口生产的盏类明显相似，有学者指出这应当是“闽地制瓷工艺向北推进的历史见证”。

这其中还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曾经在江西湖田窑木鱼岭发现过一件刻有“天目”铭文的窑具，这件窑具是支圈组合式覆烧窑具的上盖，时间下限在13世纪末。窑具上的“天目”铭文究竟是否如文中所指，专指浙江的天目山？从古文献的查阅情况来看，还有可探讨的余地。

二是有关浙江临安天目山宋元窑址中发现黑釉盏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在对天目山地区窑址的调查中发现，此窑址烧制青白瓷与黑瓷。据不完全统计，在采集的标本中，青白瓷的数量占70%，黑瓷占30%，其中黑瓷中90%都是茶盏。其装烧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是用匣钵装烧；二是直接入窑法，即将青白瓷碗与黑釉瓷盏同窑迭烧，多见五、六件青白瓷碗叠在一起，最上端一碗内置放一黑釉盏。就器形来看，该窑址的黑釉盏以束口为主，其他形状少见或不见；就胎状况来看，全部为白胎，含铁量明显低于建窑黑盏及吉州窑黑盏。

纵观浙江南宋及元代的窑业状况，基本仍是以青瓷的烧制为主，也存在大量的青白瓷窑址，而兼烧黑瓷的窑口较少且不成气候，从装烧方式分析，天目山窑址瓷器的装烧方式明显沿用了浙江瓷业唐宋以来的常用装烧方式，即匣钵正烧和明火叠烧。而且这一窑口发现的黑瓷数量远不如青白瓷，从表面采集状况来看，黑釉盏的时代也大多在元代。当然更详细的资料还有待于全面的考古发掘。但无疑这一窑址的发现，为我们认识“天目”带来了新的思考。

关于该窑址的性质问题，笔者有如下推测：既然窑址就位于天目山区，而且距离碗窑湾窑址1公里处就有天目寺遗址存在，加上天目山区也是著名的茶产地，那么该窑址生产的黑釉盏在当地自产自销的可能性很大。极有可能窑址中出产的黑釉盏除供当地一般人日常使用以外，也供应给当地寺院的僧侣使用。或许当时福建等地的黑釉茶盏由于路途遥远，运输不便，或许在当时有些窑口已经停烧黑釉盏，才在此处的窑场生产黑釉盏以供当地所需。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再进一步假设，也许当年被入元日僧带回去的黑釉茶盏中真的存在临安天目山窑址的产品。不过，此处要强调的是，当时带回日本的黑釉盏的种类应该并不仅限于当地窑口的产品，其窑口来源应该更广泛。

中国主要生产黑釉的窑址

以上是笔者对于“天目”问题的一些思考和总结，其目的是试图还原“天目”最原始、单纯的含义。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例证和一段史实，虽然目前尚没有更多的史料来印证其名称的最初来源，但“天目”最初的含义与宋元禅林茶礼传播东渡日本的关联问题，以及其作为一种禅院茶礼的茶道具所拥有的特殊的佛教礼仪的文化内涵都值得我们深究。

“天目”作为禅院茶礼的茶道具，其传入日本的时间极有可能是14世纪上半期的前半段，它是通过入元日僧从浙江天目山的寺院中，而且很有可能是从与中峰明本有关的寺院或修行地被带回日本的。这批茶盏最初进入日本绝非贸易性质。至于之后， “天目”含义的外延被一再扩大，这和日本茶道界及陶瓷考古界的含糊认识有关。但无论如何这都无损于“天目”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象征意义，而那种通过茶道礼仪所展示出的幽玄深邃的禅意则是日本佛教美学的特殊表现形式。

(本文在撰写的过程中得到任世龙、姚桂芳、栗建安等前辈的指正；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铃木忍女士为笔者提供了部分日文史料及注释本；福田伸男先生为日文史料的中文翻译进行了校对，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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