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的精彩情景段落】《战争与和平》，这是不能复制的红编大帝

1962年9月7日，电影正式开拍，苏联政府第一部大作3354，两年来在莫斯科东北郊区建造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假莫斯科”。居民住宅，政府机关，文化设施，甚至1

座完整的克里姆林宫，堪称世界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布景。

其后的豪奢更是让人目瞪口呆，在拍摄第四部中的“火烧莫斯科”一幕戏时，剧组将置景一把火烧成灰烬，重现了当年的惨烈局面。

在剧组规模上，本片号称世界最大，据说博罗季诺会战场景动用了125000人的军队（不过，1986年影片导演邦达尔丘克接受《国家地理》杂志采访时否认了这一说法，他声称：“我只有12000人。”然而即使如此，一万多人连拍三个多月的拍摄周期也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了）、1500匹战马，数量上相当于拿破仑发动战役时前线军队的规模，几乎等于原样重演当年的宏大场面。

另据不完全统计，为展现片中奥斯特利茨和博罗季诺两次大会战，苏联特地准备了695门法国拿破仑时代式样的大炮以及587门俄罗斯同一时期式样的大炮，其中20门是从博物馆里拖出来的。此数量跟当时参与会战的两支炮兵部队的规模几乎一模一样。

为拍摄浩大的会战场面，苏联军队为航拍准备了三十多架直升飞机和三架喷气式飞机，40吨燃油（包括汽油和煤油），52吨发烟用火药，23吨枪支发火用火药，16600枚手榴弹，6600枚发烟弹，4500条导火线。

服装共有20900套，47个工厂为影片制作军服、军帽、僧侣的衣服等普通服装，马具和皮革制品则由两家工厂生产。

最惊人的是，剧组为了完全还原当时俄罗斯帝国军队和拿破仑帝国军队的面貌，各个军团的军旗和军服都保持历史考证出的原样，详细到每个团每个连。

举几个例子：参与两次会战的俄罗斯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胸甲骑兵团、近卫龙骑兵团、谢苗诺夫斯科耶团，拿破仑方面的达武军团、缪拉军团、青年近卫军等等，全部一一还原。

詹姆斯·卡梅隆后来在拍摄《泰坦尼克号》时所谓的“造真神话”跟本片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二

邦达尔丘克：最擅长诠释世界名著的导演

苏联一贯擅长倾举国之力搞些大场面大制作，比如《解放》（为纪念苏联卫国战争30周年，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于1970—1972年，拍摄了这部堪称苏联电影史上耗资最巨、规模最大、场面最为壮观的战争题材影片）。

《解放》中攻占国会大厦

《解放》在剧组规模和资金投入上，并不逊于《战争与和平》，但若论艺术水准，《战争与和平》还是要高出一个档次，这主要得归功于导演：谢尔盖·邦达尔丘克。

谢尔盖·邦达尔丘克和英国导演大卫·里恩齐名，两人在当时的世界影坛被誉为“东西方两位最擅长改编世界名著的导演”。

谢尔盖·邦达尔丘克关于改编古典作品的创作原则是“忠于原作”。他多次申明，根据古典作品改编成的影片的“作者”，应该是原作者，而不是改编者。

所以，他会花费大量精力去琢磨原著作者的意图，以及文本所传递出的价值观和作者诉求，这一原则不仅在《战争与和平》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在根据普希金戏剧改编的《鲍里斯·戈杜诺夫》和根据肖洛霍夫名著改编的《一个人的遭遇》（同时也是他的成名作）里也展现无遗。

更可贵的是，他遵从苏联政府的政治导向，同时依旧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和价值观呈现。

1956年之后，苏联在思想文化管控方面略为松动，为当时的苏联高级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定的喘息空间。

在这个前提下，不仅文学创作井喷（以肖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为代表），电影制片厂给予导演们的施展空间也相对宽松，邦达尔丘克开始向主流的革命思想中植入“个体价值”这一理念，这种手法在当时被默许，加之他深受托尔斯泰“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在将宏大的历史图卷徐徐展开的同时，同样也饱含着对个体命运的同情。

三

“理想的俄国人的化身”

同原著一样，影片第一部《安德烈·保尔康斯基》一开场，皮埃尔·别祖霍夫从国外回来，就参与到圣彼得堡上流人士的激辩之中。

拿破仑刚刚在米兰加冕意大利国王，同时全力扑灭波旁王朝企图复辟的野心，许多法国保王党因此流亡俄国，这些旧贵族的行为方式、教养和格调为其赢得了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强烈同情，也助长了他们对拿破仑的敌意。

圣彼得堡诸多客厅里的“正统主义”同情心并非仅仅出于对旧制度下法国的羡慕与怀旧，而是他们也有这样的感受：拿破仑的行动是对他们认为的根深蒂固的宗教与历史原则的挑战，也是对任何稳定的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挑战。

在这个主流环境下，皮埃尔·别祖霍夫却脱颖而出，他盛赞拿破仑是个当代伟人，拯救了法国大革命，用一场启蒙运动卷席了整个欧洲，破坏了贵族把持的封建王朝，将民族革命的火种带给了旧欧洲。

无疑，他被整个上流圈子视为异类，只有一个人懂得他的感受，那就是后来成为其挚友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这两人一个是对启蒙运动和革命潮流怀有同情心，一个却是为大俄罗斯未来的命运深感忧虑。

无疑，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是后来1825年发动政变的“十二月党人”的化身，这个群体出自贵族世家和军队高层，却对腐朽的政坛深恶痛绝，渴望结束俄罗斯的农奴制度，建立起一个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俄罗斯的专制主义绞杀了这批先驱，但他们的行为却引起了童年和少年时期托尔斯泰的思索。

终其一生，托尔斯泰反抗暴力与奴役，反对土地私有制度，反对崇尚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进化论”，要求奉行合法的生活义务和合理的生命法则，回返健康的农耕生活，这些理念不仅在皮埃尔和安德烈身上得到体现，也在《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庄园主列文，和《复活》里聂赫留道夫的转变上得到体现。

他们都是托尔斯泰笔下的“理想的俄国人的化身”，皮埃尔是旧贵族里的新兴一代，安德烈则是官僚体系下的新生势力，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托尔斯泰对于未来俄国新气象的期望。

谢尔盖·邦达尔丘克亲自饰演了皮埃尔·别祖霍夫。公允地说，他的表演不值得称道，通片基本是忧郁飘移的眼神，神不守舍的情态，而且年龄偏大，饰演这个角色时，邦达尔丘克已经四十岁左右了，跟托尔斯泰笔下那个不满三十岁，弗一回国时青春激昂、桀骜不驯的皮埃尔相去甚远。

饰演安德烈公爵的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因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引进的苏联译制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而为我国当时观众所熟悉，和高仓健齐名。他因扮演男主角施季里茨 ( 苏联侦察员伊萨耶夫上校 ) 而获得了巨大成功，为此被授予“苏联人民演员”最高荣誉称号和列宁金奖。

连普京“大帝”都曾承认，他当年投身苏联克格勃并在东德工作多年，就是受《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影响。

有趣的是，皮埃尔和多洛霍夫一起打赌玩闹和决斗的事，都是青年托尔斯泰曾经的放浪颓唐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去克里米亚服役之前，托尔斯泰没有找到生活的方向，也曾经这样在圣彼得堡跟一群纨绔子弟赛马喝酒赌博，几乎输掉了家产。这段时期的生活被他移植到小说和电影中显得格外吸引人，真实又富于戏剧性。

同样的段落在第二部《娜塔莎·罗斯托娃》里也有重点体现——娜塔莎跟着伯父去狩猎，参加圣诞节化妆舞会的这些段落，都是托尔斯泰在自己农庄里快乐生活的提炼。

扮演娜塔莎的柳德米拉·萨维里耶196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瓦干诺娃芭蕾舞学校，后进入基洛夫剧院工作。

作为一个新人演员，在四年多的拍摄过程中，萨维里耶娃被邦达尔丘克调教成为一名专业演员，一步步展现出娜塔莎随着时间的推进和各种事件的发生而出现的心理变化，较忠实地体现了托尔斯泰笔下女主人公的形象气质，成为最贴近原著的一个娜塔莎。

而在皮埃尔继承遗产这场戏中，邦达尔丘克将此场景和宫廷舞会的镜头进行交叉剪辑，做得比原著更出色。在死亡和虚荣的对比中，贵族的醉生梦死和贪婪本性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只会趋利避害的库拉金一家的嘴脸。

遗憾的是，受限于预算和篇幅，影片皮埃尔不幸的婚姻和他与上层贵族之间的格格不入刻画得还是不够细腻，基本上是一笔带过。

四

气吞山河，美轮美奂

第一部的高潮部分——奥斯特利茨会战，也将叙事重心放到了安德烈公爵的内心，其中大场面的呈现和对安德烈公爵内心挣扎的表现，都因为邦达尔丘克的完美调度而得到了真实还原。

论及这点时，不可回避的是邦达尔丘克在视听语言上的两大特点，第一就是善于利用全景视角去展现大场面。

用航拍用升降用推轨用吊挂在各个方位去展现战斗场面的惊心动魄和激烈程度，尤其是将摄像机和摄像师绑在马匹上拍摄骑兵冲击的长镜头，以及将摄像机移至离马蹄足够近的范围拍摄，危险性十足，联想到那个时代的摄像器材的笨重，不得不佩服苏联大制片厂制度的优越和工作人员并不逊于好莱坞的专业技术水平。

这些优点也照搬到舞会奢靡场面的呈现中，娜塔莎初入社交界的那场舞会从亚历山大一世入场开始到最后娜塔莎和众人的“天鹅之舞”的长镜头推轨和特写镜头的交织，可谓美轮美奂，奢靡至极。

另外一点就是善用滤镜和镜头来表现人物的心理状况，这点从电影开头的舞会到结尾安德烈公爵因伤去世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用衣物轻纱的遮挡来制造轻盈感；用各种特殊分焦和聚焦的镜头塑造孤独感、迷幻感；用各色滤镜来制造焦虑、愤怒、不安、幸福和快乐，颜色的区分和精准都值得称道。

在影片第二部《娜塔莎·罗斯托娃》里，全景式叙事的焦点转移到了娜塔莎身上，她代表着俄罗斯精神最美好最纯真的一面。

而在第三部《1812》和最后一部《皮埃尔·别祖霍夫》中，邦达尔丘克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从拿破仑入侵俄罗斯、俄军战略大撤退、博罗季诺大会战、莫斯科城毁灭到法军溃败这整个1812年的全景描绘，可谓气吞山河，波澜壮阔。

1966年版《战争与和平》再现了1812年的战局，使其契合了苏联主流意识形态——苏联人民（俄罗斯人）是不可战胜的。

托尔斯泰歌颂普通俄国人的道德力量、勇气和爱国主义精神，而在斯大林时期，这场战争被提升到民族神话的高度，库图佐夫被提升到超越拿破仑的军事天才的高度——这是一场变相的造神运动。

饶是如此，谢尔盖·邦达尔丘克还是在片中把对生活的礼赞、对生死的思考、对纯真爱情和友谊的讴歌，以及普通士兵们发自内心的对祖国的热爱，都提升到了跟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相同的高度，甚至超越了后者，这不能不说是后世观众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