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和段落大意】爱因斯坦的第三乐园

，但这段题外话最终将有助于阐明贯穿于其科学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不可抗拒的激情，从而把这两方面以及其他似乎难以协调的方面——无论是有关自然的还是有关社会的——联系起来。这个联系，爱因斯坦1918年在庆祝他的朋友兼同事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60华诞的演讲(《探索的动机》[Prinzipien der Forschung])中曾约略提及。当时，他在科学目标问题上已转向普朗克的那种更为形而上学的看法，逐渐远离了与之对立的、其早期精神导师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观点。正如爱因斯坦在这次演讲中所述，寻求一种“简单明晰的世界图景”，不仅是一个科学家的崇高使命，同时也是他的心理需要：逃出那种沉闷乏味、令人沮丧的日常个人生活，并躲进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科学家可以把“他的感情生活（Gefühlsleben）的重心”放到这样一幅世界图景的绘制中。他还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补充说，坚持解决最困难的科学问题必得有“那种与虔诚的信徒或热恋的情人相似的情感状态”。

►图4 爱因斯坦与马克斯·普朗克(源自：)

在爱因斯坦的所有著作中，人们都会看到他对那个世界图景——一个综合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追求。正如他所说，这个世界观提供一个包容所有经验事实（Gesamtheit der Erfahrungstatsachen）——不仅是物理科学的事实，还有生活的事实——的概念框架。对这一目标的追求，爱因斯坦当然不是孤独的。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德语文献中充斥着大量关于世界图景的一元性的书籍和文章，其中包括恩斯特·马赫和马克斯·普朗克两人的著作，此外，还有一份1912年的纲领性宣言。该宣言恳求各个知识领域的学者们共同努力，以“提出一个综合的世界观”。34位签名人中包括恩斯特·马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费迪南·腾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雅克·罗卜(Jacques Loeb)——以及当时尚不闻名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尽管对大多数其他人来说，这种从文化上对统一性的深切渴望——这种渴望植根于他们都曾读过的哲学和文学作品之中——通常只是他们在某些特定场合发表精神布道（与那份宣言无关）的主题，但爱因斯坦则不同。对他来说，这是始终令他全神贯注的主题，与其持久而深切的智力和心理需要息息相关。

这一事实在他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作为第一个例子，我想谈谈爱因斯坦档案中我最喜欢的一份手稿。这是一份很长的爱因斯坦亲笔文稿，大约写于1920年，题目翻译过来就是“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它包含了那个展示他自己形容为“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思想”(der glücklichste Gedanke meines Lebens)的段落。这是指他于1907年形成的一个思想实验：其重要性不亚于后来在其广义相对论中提出的等效性原理的定义。爱因斯坦是这样想的——首先，如同他往常一样，以视觉术语进行思维——如果一个人在从他的房顶落下来的同时落下任何一件物品，那么这个物品将只是随着他一同落下，这就表明了加速度与引力的等效性。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因此，这一物体作自由落体运动时的加速度，对于把相对性假设推广到相互作非匀速运动的各坐标系中，是一个强有力的论据。”

►图5 爱因斯坦1920年手稿 Fundamental Ideas and Methods of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presented in their Development（源自）

为眼下的目的，我想探讨该手稿中的另一段。他的文章是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非个人的、教导性的语调开始的，这种语调与他在1917年出版的第一部关于相对论的普及读物中的语调相类似。但令人吃惊的是，在题为“广义相对论”的那一部分里，他突然转入一种不无个人色彩的说明。他介绍说，在建构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对我而言，关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实验）的思想起到了一种引导作用”。他接着描述了那个旧实验，其叙述与其1905年相对论论文的第一段相似，集中于法拉第1831年发现的那个广为人知的事实，即不管是线圈还是磁铁做相对运动，感生电流都是相同的，而“对这两种情形中的现象的理论解释却截然不同”。尽管数十年来其他物理学家完全满足于这种不同，爱因斯坦却在这里向我们展露了其灵魂深处最为关注的东西：“人们可以把它们作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情况加以讨论的想法，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war mir unertraeglich)。这两种情形之间的不同不应是真正的不同……电磁感应现象迫使我假定（狭义）相对性原理。”

且让我们暂时回过头来思量“难以忍受”一词。它在爱因斯坦“自传”的一段话中得到了强化：“不久我就对依靠基于已知事实的推断来发现种种真正的定律感到绝望(verzweifelte ich)。努力愈久、愈感到失望，我就愈加坚信：只有发现普遍形式的原理才能引领我们到达确定的结果。”他还可以作这样的补充，他心中的两位英雄——欧几里德和牛顿——在他们的主要工作中，已先行采用了同样的假设方法。

其他物理学家，如玻尔（Bohr）与海森伯(Heisenberg)，也曾说他们有时在研究中陷入绝望。甚至还有些科学家因这种绝望而自杀。对于那些在前沿奋力工作的研究者们来说，所承受的心理负荷是巨大的。爱因斯坦解决这一烦恼，正如他在1905年的相对论论文中所做的那样，是通过假定两条形式原理（真空光速不变原理和适用于整个物理学的相对性原理）、通过将这类假设采纳为一种思想工具而达成的。

爱因斯坦还有第二种方法来沟通一个理论中令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分歧：对理论进行推广(generalizing it)，这样一来，那些表面上看来有着不同基础的现象就被发现是来自于同一基础。我们从一封在档案中发现的、他于1953年1月17日写给马克斯·冯·劳厄(Max von Laue)的信中知道，他早期对涨落现象物理学的关注构成了他1905年的三篇伟大论文的共同基础。这三篇论文讨论完全不同的主题，即光的量子特性、布朗运动和相对性。但甚至更早，在1901年4月14日写给他的学友马塞耳·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n)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就展示了他的物理学的推广方法，当时他正在撰写他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是关于毛细现象的。在那里他试图把物体的两种相反行为纳入到同一个理论之中：液体在毛细管中向上运动，自由放置时却向下运动。在那封信中，他用一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其相互贯通的情感上和科学上的需要：“认识到那些在直接感觉经验看来互不相干的表象复合体的统一性，是一种美妙的感觉（ein herrliches Gefühl）。”

►图6 工作中的爱因斯坦（源自：）

正如他的信件和手稿所显示的那样，假定普遍的形式原理，以及通过推广基本理论来发现现象的统一性(Einheitlichkeit)，是他最喜爱的两种武器。在1916年11月4日写给威勒姆·德西特(Willem de Sitter)的信中，他承认：“我为我对于普遍化的需要（mein Verallgemeinerungsbeduerfnis）所驱使。”那种需要、那种难以抗拒的冲动，也深深扎根于德国文化之中，响应并支持着爱因斯坦的方法。我顺便提一下：当他仍是苏黎世工学院的学生的时候，为得到高中理科教员证书，爱因斯坦选修了一些关于康德（Kant）和歌德（Goethe）的课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读过他们两人的主要作品。

普遍化需要(Verallgemeinerungsbeduerfnis)——他的非等级观(non-hierarchical view)以及他对自然之民主的信念的一个方面——显然是爱因斯坦事业轨迹的驱动力。因此，他从各种旧实验结果（如法拉第的实验结果）开始推广，终于得出了狭义相对论。在这个理论中，他统一了空间和时间，电力和磁力，能量和质量，从而解决了科学家们在支持力学世界图景与支持电磁世界图景之间的长期争论。接着他将狭义相对论理论加以推广，并一度（在一篇文章中）将他所得到的理论意味深长地称之为“推广了的相对论”而非“广义相对论”。保罗·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对此感到困惑，写信给他说：“这种推广还要走多远？”最终，爱因斯坦投身于关于量子物理和引力的大统一理论——统一场论——之中。这是一种强烈的，也许还是独一无二的，终生执着的奉献，尽管最终他失败了——然而，作为一个纲领，却为今天一些最出色的科学家的雄心打下了基础。他们延续着这种探求，追寻着物理学的圣杯——一个包容一切的理论。

尝试一窥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的心灵已数见不鲜。然而此时此刻，对任何一位曾详细研究过他的工作和生活的人来说，都会冒出一个新的想法。如同在其科学中一样，爱因斯坦也生活在对统一的强烈冲动之下——这种冲动渗透到了他的政见、社会理想，甚至他的日常行为中。他厌恶所有的民族主义，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柏林，他也称自己是一个欧洲人。后来他支持“大同世界”(One World)运动，梦想一个统一的超国家形式的政府，在冷战时期帮助发起科学家们的国际帕格沃什运动（Pugwash movement），还像比利时女王那样乐意与来访的高中生交朋友。他对政治和社会民主出乎于本能的爱好以及对等级和阶级差别的憎恶,必定使他在早年付出过很大代价：当时，他称呼他在瑞士联邦工学院的主管教授时，不加任何头衔，仅仅称之为“韦伯先生”，而他要想获得任何学术职业，都离不开他的推荐。在爱因斯坦关于伦理学的文章中，他把摩西、耶稣和释迦牟尼都作为同样可靠的先知来引证。

►图7 1931年几位科学家在一起讨论问题（左起：能斯特、爱因斯坦、普朗克、密立根、劳厄。源自）

没有分界，没有障碍；生活中没有，正如自然中也没有一样。爱因斯坦的生活和工作是如此谐和，以致我们认识到，这两者齐头并进，交织于同一项雄伟的事业之中——交织为一体。

三

在爱因斯坦的科学情感与宗教情感之间也没有界限或障碍。从少年时代的第一乐园即宗教乐园走来，进入他的第二乐园亦即非常多产的科学乐园之后，他在中年找到了融合这两种动机的所在——找到了他的第三乐园。

对于这一发展，我们在他1918年的谈话中发现了一条线索。在那次谈话中，他注意到科学家的情感和宗教信奉者的情感之间的平行状态。其他线索来自于爱因斯坦无数广为人知的、论及上帝的种种引语——他频频谈及上帝，以致于玻尔不得不责备他。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谈到与爱因斯坦的会谈时说：“我什么也没学到……他倾向用神学术语来表达事物，而且，这常常是与他争论的唯一方式。我最终发现这样非常无趣。”

但另外的两条报道可能指向爱因斯坦深邃信念的更深层面。其一是他与他的一个助手恩斯特·施特劳斯(Ernst Straus)的谈话：“真正令我感兴趣的是上帝在创世时是否有过选择。”另一是爱因斯坦对一份古怪电报的回答。

1929年，波士顿红衣主教奥·康耐尔(O’Connell)诬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导致对上帝及其创世行动产生普遍怀疑的虚妄推测”，隐含着“可怕的无神论幽灵”。由于感到恐慌，纽约的拉比赫伯特·S·高尔斯顿(Herbert S. Goldstein)拍电报质问爱因斯坦：“你相信上帝吗？请用50个词回答，回电费已付。”在他的回应中，爱因斯坦只用了25个词（德语），他简洁地表述了他的信仰：“我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那个在世界的有序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关注人类命运和行为的上帝。” 这位犹太教士引用这句话来表明爱因斯坦不是无神论者，并进一步宣称“爱因斯坦的理论，如果导出它的逻辑结论，将会为人类带来一神论的科学表述。”对于这一说法，爱因斯坦明智地保持沉默。

► 图8 1920年代高尔斯顿拉比夫妇合影（源自）

这位好心的拉比或许记起了科学的宗教运动（the Religion of Science movement）的著作，这一运动在德国曾因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及其学圈（一元论同盟，the Monistenbund）不遗余力的鼓吹而繁荣过；在美国也同样繁荣过，尤其见诸于保罗·克鲁斯(Paul Carus)的书籍和杂志，如《一元论者》（The Monist）和《公开法庭》(The Open Court)，它们把“致力于科学的宗教”放在刊头。

如果爱因斯坦读过克鲁斯的《科学的宗教》（Religion of Science, 1893），他可能会赞同其中的一句话：“科学的真理并不是渎神的，它是神圣的。”实际上，在某些科学家的生活中颇有市场的科学神授论业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例如约瑟夫·本-戴维(Joseph Ben-David)的《科学的增长》（Scientific Growth, 1991），以及更早的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1938年出版的权威著作《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在题为“宗教和科学的整合”的一节中，默顿谈到，在他所研究的科学家中间，“宗教伦理可视为一种社会力量，它把科学奉若神明，促使科学成为受人高度尊重和推崇的关注焦点。”社会科学家伯纳德·H·古斯丁(Bernard H. Gustin)详细阐述了这一看法，他写道，处于最高层次的科学是神授的，因为此时科学家“被认为是在与宇宙中最本质的东西打交道”。我相信，这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以往有那么多人，尽管他们对爱因斯坦的科学著作知之甚少，却偏偏争相观睹其风采，而且至今仍有那么多人，通过凝视他的肖像而感受到精神上的升华。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爱因斯坦在澄清他的超验冲动和科学冲动之间的关系方面变得越来越认真。他写过数篇论述宗教情愫的论文，其中五篇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写的，重印于《思想与观点》(Ideas and Opinions)中。在那些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场始于其学生时代的奋斗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在他发展出了，更确切地说，发明了一种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宗教时得出的。

关于宗教的演化，他认为，曾存在三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在原始人那里，首先是恐惧唤起了宗教观念。这种‘由恐惧而致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形成一个特殊的僧侣阶层而得到巩固的”，这个阶层勾结世俗权威并利用它来获得自己的利益。第二阶段，爱因斯坦认为——“在犹太教圣经（《旧约》）中得到了完美的阐述”——是一种包含伦理戒律的道德宗教，“在《新约》中得到了继续发展”。然而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神人同形同性的上帝观念”，这一观念虽容易为“头脑不发达”的大众所领会，但却解除了他们所应承担的责任。

► 图9 工作中的爱因斯坦（源自：）

这一缺陷在爱因斯坦的第三阶段亦即成熟阶段的宗教中消失了。他相信人类现在正在到达这种宗教，而且那些伟大的心灵（他列出了德谟克利特、阿西尼的圣·弗朗西斯和斯宾诺莎）已经到达了这种宗教，即摆脱了所有神人同形同性论因素的“宇宙宗教情感”（cosmic religious feeling）。在描述驶向这一最终、最高阶段的驱动力时，爱因斯坦使用了同样的观念，甚至一些同样的措词，他曾先后使用这些措辞来赞美他的宗教乐园与科学乐园：“一个人领悟到了人类欲望的空虚，就会去追求自然界和思维世界中展现出来的崇高庄严和奇妙秩序。”“个体的存在方式犹如牢笼一般，因此他渴望将宇宙作为单一的、有意义的整体来体验。”无疑，如同往常一样，这里必须要有对统一性的醉人体验。因此，爱因斯坦接着说：“我坚持认为，宇宙宗教情感是从事科学研究最强烈、最高贵的动机。……有位当代人正确地说过，在我们这个唯物主义的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

在他另一篇关于宗教的文章里，爱因斯坦点明了他那独特的阶段论概括的合理来源：“那些在科学上为我们作出伟大创造成就的人，全都浸染着真正的宗教信念：我们这个宇宙是非常完美的，并且会向追求知识的理性努力敝开大门。倘若这种信念不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信念，倘若那些寻求知识的人未曾受过斯宾诺莎的对神的理智的爱(amor dei intellectualis)的鼓舞，那么他们就很难会有那种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人获得他的最高成就。”

四

我相信，我们可以想象爱因斯坦第一次读斯宾诺莎《伦理学》(Ethica Ordinae Geometrico Demonstrata)时的情形。这是一个仿照欧几里德的演绎模型建立起来的命题体系。刚刚在专利局得到他的第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爱因斯坦就和其他两个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讨论小组，每周到一个他们戏称为奥林匹亚科学院（Akademie Olympia）的地方聚会一到两次。我们知道他们阅读和讨论过的书单，其上高居榜首的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据说这种安排是出于爱因斯坦的建议。这本书他后来又读过好几遍。甚至，当他的妹妹玛雅晚年与他一起生活在普林斯顿并卧病在床，而他认为读一本好书给她听或许会有所帮助时，他选用的竟然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 图10 斯宾诺莎《伦理学》封面（源自）

到那时斯宾诺莎的工作和生活早已对爱因斯坦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为斯宾诺莎的一本传记（作者是他的女婿，鲁道夫·凯泽尔(Rudolf Kayser)，1946年出版）写过序言；他为《斯宾诺莎词典》（Spinoza Dictionary, 1951）写过稿；他曾在他的许多信件中提及斯宾诺莎；他甚至为表达对他的敬意而写过一首诗。他钦佩斯宾诺莎在精神上的独立性，他的决定论哲学见解，他对组织完备的宗教和正统信仰的怀疑。正是这种怀疑，导致斯宾诺莎于1656年被犹太教逐出教堂。他甚至钦佩他对禁欲的偏爱，这一偏爱促使他安于贫穷与孤独，生活在一种精神上的狂喜之中，而不去接受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席位。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起初不被人重视，仅在他死后出版，但最终深深地影响了一些人，包括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歌德（他称斯宾诺莎为“我们共同的圣徒”）、阿尔伯特·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以及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他在阅读《伦理学》时承认，“我解读的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想说什么”）。

► 图11 约1903年“奥林匹亚科学院”成员合影（左起：哈比希特Conrad Habicht、索洛文Maurice Solovine、爱因斯坦。源自：）

对斯宾诺莎来说，上帝和自然是同一的(deus sive natura)。真正的宗教不是基于教条，而是基于对隐藏在所有有限的和短暂的事物背后的合理性和统一性的感觉，基于一种产生出上帝观念的惊叹和敬畏之情，但这个上帝没有任何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意思。如同斯宾诺莎写在《伦理学》命题15中所表述的那样，他反对赋予上帝以“身体和灵魂并说上帝受激情的支配”。因此，“上帝是无实体的”——以前，迈蒙尼德（Maimonides，[中世纪犹太教神学家]）这样说过，而其他人也这样重复过。对这些人来说，上帝是间接地通过他的创造、通过自然而成为可知的。在《伦理学》的其他地方，爱因斯坦能够读到斯宾诺莎对于宇宙的目的这一观念的反对，以及他赞成因果律——一种支配自然和生命的无所不在的决定论——而非“掷骰子”（爱因斯坦的著名用语）的优先地位。好像只是转述斯宾诺莎的话似的，爱因斯坦在1929年写道，对宇宙中“深邃的理性和美”的领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虔诚；在这种意义上，也仅在这种意义上，我是一个对宗教深信不疑的人。”

五

关于爱因斯坦的同时代人对其斯宾诺莎式的“宇宙”宗教的反应，已有大量著作问世。例如，物理学家阿诺尔德·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在希尔普的那本书（指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Scientist一书——译者)。中回忆道，他经常感觉到“爱因斯坦与斯宾诺莎的上帝维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但这里最终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在爱因斯坦到达他的第三乐园——在那里对科学的渴望和对宗教的渴望是结合在一起的——之后，他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发现了从这种结合中涌现出来的、对于其物理学研究而言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事实上，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段落和爱因斯坦宇宙学文章之间至少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平行性——物理学家兼哲学家马克斯·雅默(Max Jammer)在其《爱因斯坦与宗教》（Einstein and Religion, 1999）一书中把这种平行性等同于紧密联系。例如，在《伦理学》的第一部分（“论上帝”）命题29的开头是：“自然界中没有什么是偶然的，而是一切事物都受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所决定，从而以一定的方式存在和行动。”至少，在这种见解与爱因斯坦在基本层次上对决定论和严格因果性的执着信念之间，存在着清晰可辨的重合，尽管使用或然性的有效性在量子力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至少在亚原子领域里是如此。

这样的平行随处可见。但有些人认为最能说明斯宾诺莎之命题与爱因斯坦物理学之间的关系的陈述，还是来自诸如命题20推论2的段落：“由此可以推出，神是不变的，这也等于说，神的一切属性都是不变的。”1915年9月3日，爱因斯坦在重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之后，给艾尔莎（Else，他的表姐，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写信说：“我想《伦理学》对我将有永久的影响。”

► 图12 晚年的爱因斯坦（源自：）

两年后，当他拓展他的广义相对论以包含“宇宙学项”时，爱因斯坦沮丧地发现，他的方程组“不允许世界在空间上封闭的假说（raeumliche Geschlossenkeit）”。爱因斯坦是如何弥补这一缺陷的呢？他以一种对他来讲是非常罕见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完全是为了便利，而做了一个特设性假设：“我们可以在场方程的左边——暂且——添加一个未知的宇宙常数，-λ。”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似乎并不算太坏。它没有改变协变性；它还符合太阳系中运动的观测（“只要λ很小”），如此等等。此外，提出的新宇宙常数还决定宇宙的平均密度，以这种密度宇宙能保持平衡，并能给出所假定的球形宇宙的半径和体积。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美丽的、不变的宇宙——一个可与不变的上帝等同的宇宙。但在1922年，亚历山大·弗里德曼(Alexander Friedmann)表明，广义相对论方程确实允许膨胀或收缩解。1929年，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通过天文观测发现宇宙的确在膨胀。因此，爱因斯坦——至少按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George Gamow)的说法——承认，“插入宇宙常数是我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

马克斯·雅默和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两人都熟悉爱因斯坦，他们把爱因斯坦那不同寻常的、用来确保“世界在空间上的封闭性”的特设性插入——λ项，追溯到爱因斯坦的思想和斯宾诺莎的命题之间的联系上。他们还指出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人们发现这样一种观念，即上帝不会创造一个空的世界。但在一个膨胀的宇宙中，在无限的时间里，物质的密度会逐渐变稀，最终趋近于零。空间自身将会消失，因为，正如爱因斯坦在1952年所述：“根据广义相对论……空间作为‘填充空间的事物’的对立面……不可能独立存在。”

即使将表明爱因斯坦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之间在智力上、感情上、甚或精神上存在共鸣的所有这些迹象全都抛在一边，爱因斯坦对其“宇宙宗教”的声明依然留在那儿。这一声明是他艰难的朝圣之旅的终点——这条旅程始于他关于第一乐园的早期幻想，经由梦幻破灭，到他献身于发现自然科学内部的基本统一，最后到他将科学视为（用他的话说）“一个怀有深刻宗教情怀的不信教者”的信仰——到他最终在其第三乐园里拥抱相互似乎不可通约的事物。

中文版首发于《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第1卷第4期，《科学春秋》获授权刊发，因格式所限删去了原文脚注，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原刊。

参考文献

Einstein, A. (1988). Ideas and Opinions. Gramercy (reprint edition).

Holton, G. (2000). Einstein, History, and Other Pass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lton, G. (1988). 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Kepler to Einste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ammer, M. (1999). Einstein and Religion. Princeton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rank, P. (1947). Einstein,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A. A. Kno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