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精神的优美段落】豁达执着，苏东坡的生命铁丝

着于物，所以必然移人心性、颠倒错谬失其本心，导致不可胜言之祸。而“寓意于物”则是拉开距离地将意致暂寄于物、暂托于物、暂寓于物，才可以悦人而不移人，欣然神接而不以是否占有为念，便有了常为乐而不为病的心灵收益。说到底，这是以精神愉悦为满足，还是以物质占有为满足的分别。以精神愉悦为满足，则有知其所止的最佳境界，即视所喜之物如“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以物质占有为满足，则有不可遏止的欲望日复一日地生长，精神为喜爱之物所拖累，心性为喜爱之物而迷乱，终不免以儿戏“害其国，凶其身”。

苏东坡关于意与物关系的思考，其实是对古人生命经验和自身生命体验的精辟总结。他在文中列举了古人寓意于物，悦人而不移人的事例，三国时刘备结毛物，并未妨碍他雄才大略的施展；晋时嵇康喜欢打铁，并未使他清心寡欲的性情有所改变；晋时阮孚喜欢制屐，也并未使他豪放豁达的性情有所更移。如此寓意于物，借物遣兴，乐之终身而不厌，乐之终身而无碍。但留意于物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三国时钟繇于韦诞处见到蔡邕书法，叹服倾倒，竟至自槌三日，胸青呕血。向韦诞索要而不得，遂于韦诞死后令人盗墓窃取。晋时桓玄凡人有上佳字画必欲得之，所藏书画惟恐失之，即便前去打仗也要将书画载于船上，其人后因篡晋为刘裕所杀。唐时宰相王涯酷爱书画，尽力罗致，藏于夹墙内，“甘露事变”中为宦官所杀，书画也尽被挖掘，毁坏殆尽。

虽然苏东坡所举的都是极端的例子，但他要说的道理无疑是深刻的。尽管书与画是最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之物，然而若留意而不释，依然可以生出不可胜言的祸端来。留意于物的弊端由此可以想见。苏东坡还特别述说了自己的切身体验，他说他也曾喜好书画到“家之所有，唯恐失之；人之所有，唯恐其不吾予”的程度，后来经过反思意识到，既然对富贵已经采取淡泊的态度，何以独独如此地厚视于书迹呢？既然对死生已采取了漠然的态度，何以独独如此地珍视于画作呢？这不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了吗？由是对书与画采取了欣然神接而不复久久地挂念于心的态度，进入了“常为吾乐不为吾病”的自足自在的境界。

《宝绘堂记》作于熙宁十年（1077年），是苏东坡应好友王诜之约为其所建的贮藏书画的宝绘堂所作的并“不合时宜”的一篇题记。它虽然是集中体现苏东坡意与物观念的自警亦警人的不朽之作，但并非是苏东坡意与物观念表现无遗的惟一作品。苏东坡对于意与物关系的思考，早在熙宁八年所作的《超然台记》中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述。

《超然台记》在对意与物的关系层层推进中表述了他独特的看法：其一，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由此推论，则“安往而不乐”？其二，人们所以求福而辞祸，是因为福可喜而祸可悲。但是，“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由于有限的物无法满足无穷的欲望，便时常有“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的状况发生。于是，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本欲“求福而辞祸”，反而导致“求祸而辞福”。其三，为什么人们希望“求福而辞祸”，结果却是“求祸而辞福”呢？这岂是人之情所致，而是物确有让人难以认识的本质。认识不到物之本质的原因在于人的游意于物内，“自其内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既然意已游于物之内，意即为物所缚，为物所左右。物“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由是美与恶交错而生，忧与乐夹杂而出，这还不是很大的悲哀吗？对此，《超然台记》的结论是，游意于物外，物必为意所驱使，无往而不乐；游意于物内，则意必为物所驱使，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无论是《超然台记》所说的游意于物外、物内的分别，还是《宝绘堂记》所说的留意于物与寓意于物的分别，宗旨都是在强调意趣的自我调控的决定性作用。苏东坡的高明之处在于以人的基本愿望作为推论的逻辑起点，以愿望与后果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对应关系、事与愿违的事情时常发生作为推论的基本依据，进而说明，愿望与后果之所以不能统一，是因为有不断增长的物欲在作怪，膨胀的物欲使人的意愿发生指向上的迷离，也使最终的结果与人的最基本的愿望相悖。人们总是求福而辞祸，求常乐而避常忧，然而物欲的膨胀常常使人迷失本性，以致于为追求物欲的满足而使“求福而辞祸”的愿望导致“求祸而辞福”的后果，使“求常乐而避常忧”的愿望导致“求常忧而避常乐”的后果。

03

在苏东坡看来，志远必当随之以量宏，否则虽志远也必为量所束。志可扩量，而量却可损志。他的《贾谊论》和《留侯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贾谊的悲哀不在于不能见用于汉文帝，而在于不善处穷，不善自用其才，究其根由，则是“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苏东坡此论意在推而论之，阐说生命哲理。其要旨是“夫君子其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贾谊相比，张良提供的是由量小到量大的正面经验。张良也曾“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经过圯上老人的教诲和自身磨练，张良终于以其量宏成就了“为王者师”的大业。苏东坡认为，张良所证明的道理是，“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苏东坡自幼就“奋厉有当世志”，终其一生都在印证着他的“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的自我追求。道理，即求仁之道，为善之理；忠义，即尊主之忠，泽民之义。诚如苏辙所说：“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孔子谓伯夷、叔齐，古之贤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实有焉。”

苏东坡的人格理想是志与量相统一，才与识相协调，不以量小而损志，不以识短而折才。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不失其豁达与超然，不陷于苦闷与消极。元祜六年（1091年）秋，苏东坡在颖州知州任上曾有一诗专述昌志养气之益处。诗中说：“不如昌其志，志壹气相随。养之塞天地，孟轲不吾欺……慎勿怨谤谗，乃我得道资。淤泥生莲花，粪壤出菌芝。赖此善知识，使我枯生荑。”苏东坡阐述的是志昌而气相随，气昌而量自宏的道理。即使是谤谗的言行，也不必为之而生怨，因为它实际上是对得道的帮助。既然淤泥有助于莲花的生长，粪壤有助于菌芝的生长，我们当然也可以在谤谗中获得善于知人识人之道，进而赢得勃勃生机。

绍圣四年（1097年），苏东坡在“瘴疠之地”的惠州贬所写下了一首诗，诗中写道：“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至京师，为当时的宰相章傅所知，大为恼火，只说了一句：“苏子尚尔快活邪？”遂将苏东坡发配到了当时最边远的蛮荒之地儋州。南赴之时，“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当时的儋州，“食饮不具，药食无有”，“人不堪其忧”，而苏东坡“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时从父老游，亦无间也”。又作《纵笔三首》，诗云：“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从惠州到儋州，苏东坡已由“白发萧散满霜风”变成“白须萧散满霜风”，已经是须发皆白了，但是他的豁达气度和诙谐的风神依然如故。章悖等人故意以一再的贬谪消磨其志，摧残其气，让其志消气萎，郁郁而自毁。偏偏苏东坡之志，首在立德，次在立功，立功虽然无望，但立德之志自不可夺，而且苏东坡的恢宏气量已成为他的人格精神的一部分，已经如同“贯心肝”的“道理”、“填骨髓”的“忠义”一样深化到他的生命本质之中，超越于他的生命现实之上。

刘熙载曾说：“‘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文家具此能事，则遇困皆通，且不妨故设困境以显通之之妙用也。大苏文有之。”这里所说的“能事”，不仅是就文之技巧而言，更多的还是指主体的开阔胸襟与超群的思辨能力。苏东坡晚年所作的杂感《试笔自书》便是一篇“高步超常伦”的杰作。文中说：“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这篇杂感先是以大观小，从宏观的角度议论“岛”之非孤；又以小观大，从微观的角度议论“途”之非穷。如此之远想与奇想，非大胸襟大智慧者断难为之。

04

苏东坡其实是一个酷爱智慧和酷爱追求智慧的人。他以追求智慧的头脑而执着，也以追求智慧的胸襟而豁达。苏东坡的酷爱智慧体现在对于人世间的问题，尤其是人生问题进行不屈不挠的追问与探索。苏东坡追问的触角往往伸展到人们通常以为已经对知识与智慧有了足够的把握当中。捕捉常智中的无智，常识中的无识，进而激起精神上的震动与警醒。爱好智慧意味着在求智的道路上不停留，一旦停留下来就等于放弃了对智慧的爱好。真正的智者是不以智者自居，并努力于探索的人。苏东坡的伟大在于他对于智慧的孜孜以求。他所执着的是不断增进中的识见，不断升华中的意趣，不断伸展中的志向。而他对于进退、得失、荣辱所抱有的豁达态度，也与爱好智慧有极大相关。在他看来，斤斤计较于进退、得失、荣辱，是违背人的本来愿望的似智而非智的状态。因而，在他的一生中，最惬意的事情是智力的劳作和智力的享乐，是在思想中追索，在遐想中游历。这使得他“置诸銮坡玉堂”而独怀警醒；“放之朱崖黄冈”而独自豁朗。

爱智慧其实也便是智慧地爱。爱智慧对于国家和民众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更博大、更深沉。他在《谏买浙灯状》中说：“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前者是从照顾民利的角度进谏，后者是从民心为本的角度进谏，其对于民众的博大而深沉的爱，于此可见一斑。

为了爱智慧和智慧地爱，东坡承受了世所罕见的磨难，也不时发出同样为世俗所不容的嬉笑怒骂。元丰六年，当他的小儿子苏遁满月的时候，他曾写下了一首名为《洗儿戏作》的七言诗，诗中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我儿愚且直，无灾元难到公卿。”诗中抒发了对于世俗表面珍视智慧实际上歧视智慧的心情。还有一首六言诗《自题金山画像》，是他去世前一个多月的作品。诗中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生坎坷，犹自诙谐。黄州、惠州、儋州，是他一生中遭受贬谪的居所，标志着他一生所经历的痛苦时光。他把这些根本没有可能建功立业的地方称作“平生功业”，坦荡之外，意味深长。也许正是这些地方使他更深刻、更透切地理解了生命的意义和智慧的价值，使他在最痛苦的处境里实现了生命的超越，在最不需要智慧的境况里探索到了智慧的价值。他的诗词文章中的不朽之作有很多正是在这些地方、这些时期里创作的。

苏东坡的作品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命哲思，由于他的哲思多是以文学的形式表述出来的，而他的文学成就的卓越又使得后世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其中的文学美之上，由此而出现注重美言而忽视信言的状况。刘熙载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曾在论述苏东坡文章时说：“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东坡文不乏信言可采，学者偏于美言叹赏之，何故？”又说：“坡文多微妙语。其论文曰：快、达、了，正为非此不足以发微阐妙也。”美中寓信，发微阐妙，可以说是苏东坡文章的本质性特征。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