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中的段落划分】龚金平：鲁迅《祝福》新论

际上完成了对自我的一次解剖与反省，意识到自己与鲁四老爷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两人实际上具有精神源流的共通性。

二

“我”在超叙述层是一种百无聊赖但又异常苦闷的状态，这源自“我”与鲁镇的格格不入，与鲁镇人的精神代沟。小说用看似不经意的笔墨写了鲁四老爷对于“其新党”的痛恨，而这个“其新党”居然不是民国或者北洋军阀，而是康有为，可见鲁四老爷与时代的隔绝，也可见鲁镇在精神上的“复古”。这就可以理解，“我”与鲁四老爷之间注定是话不投机的。而且，“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种种细节表明，鲁四老爷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价值观还停留在清朝甚至明朝。这也呼应了“我”对鲁四老爷的第一印象，“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

后来，“我”去见几个本家和朋友时发现，“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在“我”看来，“老”只是时间流逝留下的自然痕迹，而“改变”应该是某种更为本质和深刻的变化。可惜，在鲁镇，四季的更迭只是带来岁月年轮的叠加，这里的生活却一如既往地如一潭死水般毫无波澜。

在超叙述层，作者反复强调“我”与鲁镇的不合拍，对于如历史遗迹般的鲁镇的厌倦与逃离之情。似乎，“我”代表了“新”，“我”与鲁镇的关系正如“新”与“旧”的对立。于是，“我”在拒绝了祥林嫂有关“魂灵”的追问之后，心中不断盘旋着离开的念头，“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不知增价了否？以往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这实际上在暗示，“我”进城之后仍然是孤寂的，没有同道，没有精神寄托，只能期望口食之欲。

因此，将《祝福》的解读全部放在祥林嫂身上是对超叙述层中“我”的苦闷与孤寂的无视。事实上，超叙述层的内容非常重要（一前一后有三千多字），它非常清晰地凸显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剧烈的社会变革并未触及乡镇，更未触及民众的精神改造），也凸显了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失望与彷徨，他们无法改造社会，也无法真正与底层民众的苦难声气相通，也找不到自我的价值和人生方向，因而只能不断处于逃离与逃避的状态，逃离鲁镇这种“与世隔绝”的旧文化堡垒，又游荡于城市的酒楼堂馆中，成为真正的“边缘人”。“我”这种无所作为的状态，体现了鲁迅严厉的自我剖析和自我批判精神，表明“我”虽然不满于社会的凝滞，但同样无法担当起“社会改造”的重任。

从某种意义来说，《祝福》的主人公是“我”，祥林嫂的命运是促使“我”完成转变的一个刺激物。祥林嫂的死亡使“我”洞察了自己的懦弱、自私、冷漠，祥林嫂的一生使“我”对鲁镇、对底层民众的命运有更具体的感知和更清醒的反思。祥林嫂的命运固然被婆婆所操纵，她雪上加霜的生活境遇离不开鲁四老爷的嫌恶、柳妈不怀好意的建议，还有鲁镇民众对他人苦难带着鉴赏咀嚼意味的旁观与冷漠，但“我”可能也是帮凶。“我”在得知祥林嫂的死讯之后遐想万千，“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这段话固然有自我解脱的意味，也有替祥林嫂解脱的意味，但也未尝没有流露出“我”对于启蒙、拯救无能为力的自我麻痹。

在超叙述层，“我”是全然孤独的，因为“我”接受过新思想的洗礼，与鲁镇的人、与生活无法沟通和对话，这勉强可以算是一种主动的孤独。而祥林嫂在超叙述层是被嫌弃的，在主叙述层是被排斥和放逐的，这是一种被动的孤独。在这里，我们看出“我”与祥林嫂之间的差异：“我”用逃避的方式远离自己无法沟通的世界，放弃了宏大的启蒙任务，固然显得软弱，但未尝没有彰显一种清醒；祥林嫂被侮辱被损害而不自知，仍然渴望自己能被鲁镇这个秩序所接纳。祥林嫂在捐了门槛之后，“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可惜，就在祥林嫂以为自己已经“清白”之后，四婶仍然拒绝她参与“祝福”活动，这成为对祥林嫂精神支柱的致命一击。

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凶手是整个社会，是旧势力旧思想的根深蒂固，是“新势力”的冷漠无力，是被侮辱被损害者精神愚昧而不自知的悲哀。即使对于鲁镇那些“正常人”来说，他们也只是暂时安全而已，一旦他们在某个方面逸出了旧秩序的规范，他们同样会被这个秩序所排斥和伤害。这才是小说深刻的地方，它将思考和批判的触角延伸到全社会，指向所有人。

大致划分的话，九千多字的《祝福》三分之一篇幅写“我”，三分之一写祥林嫂在鲁镇的生活，三分之一写祥林嫂在鲁镇之外的生活。而且，小说没有用线性的方式来描述祥林嫂的一生，而是用“我”的视点，用叙述分层的方式结构出一个意义缠绕的文本：“我”在鲁镇的苦闷与孤寂折射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失败，也解剖了“我”的彷徨与懦弱；祥林嫂的悲剧一方面来自各种封建势力和封建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也来自社会启蒙的失败。而小说以“祝福”为题名，既是呼应小说中旧历新年的背景，同时也是以祥林嫂作为祭品，来祭奠戕害她的种种“神灵”，同时还以新旧交替的年关暗示社会性的新旧变迁并未发生。

长期以来，我们对叙述形式的意义认识和重视不够。实际上，叙述形式绝不是一个外加的、辅助性的因素。叙述形式承载和传达的社会文化意义极为丰富。例如，叙述分层就是一种更富有民主性、对话性的叙述方式。因为权力自限的叙述能给人一种客观记录的假象，现代观众“对一个坦白承认并非全知，只能写下所见所闻的叙述者，更为信任，这样的叙述给人一种目击者写回忆录那样的感觉”［3］。而且，叙述形式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般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主潮相一致。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考察小说《祝福》叙述形式的形态与意义，就是努力将叙述形式的分析与小说的主题表达策略结合起来，寻求对小说解读的新视野，乃至窥得各种叙述方式的选择与运用中所暗含的时代信息、文化信息。

注释：

［1］［3］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9，229．

［2］文戡.从小说到电影: “我”的显隐——鲁迅《祝福》主旨的再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14（3）：48.

——《语文学习》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