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二是山西省: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他们都会因“海内最富”而不愿迁徙,龚自珍觉得天经地义。

其实,细细回想起来,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见所闻中,可以验证山西之富的事例也曾屡屡出现,可惜我把它们忽略了。便如现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记得当时我也曾为此发了一阵呆,却没有往下细想。

又如翻阅宋氏三姐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一定会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留,却也没有进一步去琢磨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一辈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识,我对山西的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唯一可以原谅的是,在我们这一辈,产生这种误解的远不止我一人。误解容易消除,原因却深可玩味。我一直认为,这里包含着我和我的同辈人在社会经济观念上的一大缺漏,一大偏颇,亟须从根子上进行弥补和矫正。因此好些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一次山西之行。记得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演讲时总有学生问我下一步最想考察的课题是什么,我总是提到清代的山西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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