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悲剧的段落大意】保持全民族的热情到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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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历史系几位学生看了油画，流着泪说：“‘父亲’忍着痛苦，却用血汗供我们上大学！想想‘父亲’，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发愤读书呢？”两个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看到这幅画时，当场咬破手指在手帕上写下了“记住父亲”四个字。

南疆，戍边的营房内，几个年轻军官，把《父亲》贴在墙上。他们读了罗中立介绍《父亲》创作经过的文章后，写信并寄钱给罗中立，让他转交给“父亲”。他们说：“父亲——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我们真愿替父亲喝下那碗苦水。”“为了父亲，死神又算得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多没有被灼灼桃花、累累硕果的丰收喜庆画面所吸引的莘莘赤子却在这幅毫无田园诗般和谐、静谧的“贫困”的《父亲》油画面前“独怆然而涕下”呢？为什么十多年过去了，这幅画仍然广被引用，并且还具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呢？这就是“悲剧教育”在起作用！

“悲剧”教育就是教育者把美学范畴中的“悲剧”直接运用于思想政治工作之中，借用悲剧具有庄严的内容及粗犷的形式这一美学特征，掺入自己的思想意图，达到震撼受教育者的心灵，陶冶情操，唤起斗志，实现教育者预期目标的目的。

“爱情使我们成为诗人，死亡的临近可以使我们成为哲学家。”

——桑塔耶纳

“悲剧”教育符合民族审美特性、青年群体意识及时代需要。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悲剧（此非指一种戏剧种类，而是一种美学的范畴）是一种崇高的集中形态，是一种崇高的美，它的实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恩格斯)。其冲突的结果往往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从而产生一种催人泪下、感人肺腑、激人奋起的力量。人们在欣赏悲剧时，由于有价值的东西在受摧残之际，往往显示出光辉的品质，因此使人在道德情感上受到陶冶，涌现出一种升华了的更新了的犹如凤凰涅槃的情感体验——而在审美感的各种形态中，这种悲剧所引起的情感体验（即美感、崇高感）最接近道德的判断和实践的意志，最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教育作用。

从青年接受教育的角度来看。青年接受教育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情感的再创造过程，而悲剧内在的情感在这种过程中最能以形象化、强烈的方式诉诸人的感官，触动人心。我们的教育对象(青年)的意识既有“人”的共性，又有“当代人”的个性。这样就需要一种既符合共性审美的要求，又适应个性意识需要的教育方法，而悲剧教育正好能够满足这些需求。这是因为：第一，悲剧作为一种崇高的美，它符合共性审美的要求。因为人的天性是爱美的。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审美性认识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动物只是按照它们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马克思)；人的爱美天性决定了他容易接受审美教育的规律，而这种由悲剧教育产生的激情、意识和情感体验是其他教育方式都难以比拟的。第二，“悲剧”教育适应“个性”意识的需要。青年的个性——即当代青年的群体意识，就是在张扬社会本位意识前提下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则消除了对权威的盲目崇拜心理，这就使当代青年比以往的青年更能清醒地、理智地对待我们民族沉重的带有悲壮色彩的历史。另外，新的伦理思想反映在当代青年身上实际上就是价值观念的增强。因此，他们往往从价值观念的角度来接受教育，评价外界。这样，将历史上和现实中被毁灭了的有价值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就会激起他们火一样的热情。

从时代要求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而改革既需要一代青年创造的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需要青年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坚韧的素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需要在全民族的性格中注入一股强烈的悲剧感。”（马克思）因为改革本身就是艰难的、长期的，其感情色彩是雄浑、悲壮的，而这种激情、意识和素质是其他的教育方式(如“喜剧”教育法，“正剧”教育法)都难以提供的，只有“悲剧”以其庄严的内容和粗犷的形式才能充分给予。

“悲剧”教育能使青年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曲折复杂性，从而增强青年对改革和发展的心理承受力。

由于悲剧的实质是那些体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的合理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新旧力量的矛盾冲突，通过具有强大的实际力量的旧势力对新生力量的暂时压倒——正义的毁灭、英雄的牺牲、严重的灾难、斗争的曲折——把我们带入了人生的“边缘状态”，把我们渴求尽善尽美的天性推入情感的炼狱之中，让“我们感到死神冰冷的呼吸并在对生命有限、人生短暂的体验中蓦然回首”，对自己以往的生存根据及意义作哲学的反思，对促成“毁灭”的原因作冷静的思考。借此告诉青年：成功往往不会一帆风顺，改革也决不会一蹴而就。从而能使当代青年们对人生、对社会变革的曲折、复杂、艰巨性有更清醒的了解及有更沉稳的心理承受能力。同时在一次次悲剧教育之中，从“毁灭”而回到现实，使青年们能更深层地接受现实，更主动地肩负起历史赋予自己的责任，并坚定地加入改造社会的行列中。而我们所处的改革时代正需要当代青年有创造的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坚毅的素质。因为改革实践的本身就是艰难的、长期的，其感情色调是深沉、悲壮的。据中国社科院调查：电视剧《新星》播放后，引起了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年的轰动效应。社会的心理气氛、时代精神、民族性格和审美意识都融化在这种带有雄浑、苍凉的俄狄浦斯式悲壮色彩之中，青年们从李向南艰难的改革中看到了豪迈中的悲壮、滞重中的欢畅、沉郁中的激昂、顿挫中的顽强，感受到了“满怀信心的憧憬中杂揉着点点迷惘，磅礴的气慨里渗透着些许先行者的深广忧伤”。虽然，后来以郑达理、顾荣为代表的潜网罩了下来，李向南在古陵的改革受挫了，这个时代的审美风神被“毁灭”了（即使是阶段性的），但青年们在这“毁灭”中懂得了改革的艰难，他们同时在思考为什么“如此”。这非但没使他们垂头丧气，反而更激起了他们冲决旧势力、旧的生产关系藩篱的斗志、决心和责任感，唤起了他们为建设祖国而发愤学习的“匹夫之责”，他们从来没有这么紧密地把祖国的命运与自己的使命相联过。他们用当时流行在青年中的一首诗表白了他们那从丢失了“草帽”和“钥匙”的迷惘状态中走出来的主人公意识的苏醒与昂亢：“别再责难了，别再责难航船古旧／载不完千年的苦难/别坐在船舱里惊呼/太慢、太慢、太慢/做一名船夫吧/快拉起竹纤……/祖国呵，从我们的肩膀上起航！”（骆耕野《船夫颂》）。

“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

——马克思

“悲剧”教育能唤起青年的羞耻感，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

由于悲剧往往表现为一种美好事物的毁灭、英雄人物的失败、旧势力暂时得胜的情境，而这种本来不应（更确切地讲是“欣赏主体”主观上不愿意）发生的情境又直接或间接地与欣赏者自己或自己的同类（自然的、社会的同类）有联系——即发生在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和地理环境之中（这种联系有历史的继承性），欣赏者就会因自己或同类不能阻止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而产生一种羞耻感。古希腊时期，在一次抗击强大波斯军队的战斗中，固守温泉峡的三百名斯巴达人全部战死，无一投降或逃走，有个因眼睛受伤失明而未参战的武士因见同伴都毅然走向死神，自己却在家养伤而感到羞耻，最后他也跑到战场和大家死在一起。战争结束后，希腊人在他们的墓碑上刻着：“亲爱的过客，请带信给我故乡的人民：我们在此矢忠死守，为祖国碎骨粉身。”就是在这种伴有毁灭的悲壮与震撼的民族精神鼓舞下，希腊人最后终于赶走了强大的波斯侵略者。我们改革的时代正需要当代青年具有这种带着深沉的忧患意识的羞耻感。因为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羞耻感是一把火，它能点燃青年心中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紧迫感，而悲剧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羞耻感——是对不幸的悲剧本身的控诉、反抗、否定，“是我们对毁灭、扼杀人的生命、自由、幸福的现实规定性所说出的一个声泪俱下的‘不’字”！当我们看到因深叹华夏文明衰落、中国贫穷黑暗而蹈海自杀的陈天华溅起的浪花时，当我们听到枪杀因追求真理、自由和高尚的人格而至死无悔的张志新的枪声时，我们感到了羞耻、愤怒，在心底共同爆出了“不”字！并用自己的羞耻感举起了“改变不合理现实”的长戟。多少年来，我们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段历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就是要让青年们知晓这段中国倍受欺凌掠夺的屈辱史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史，从而激发起当代青年那种不让中华民族再受苦难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确定了“国耻日”，其目的也正是用“悲剧”教育法来时刻长鸣警钟，唤起国人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前些年，陕西团省委在全省青年中开展了“振兴陕西，建设家乡”的活动。他们不只是用参观延安旧址、老红军话当年等传统的方式，而是添加了讲述周总理晚年重返延安，看到这片被鲜血赤染过的大地仍然满目贫瘠，用小米粥和乳汁哺育过革命者的老区人民仍处于贫困状态，看到聚集在延河桥头几千名群众投来的沉忧和渴望的目光时，周总理难过得流泪失声的情景。青年的自尊心、责任感被深深地触动了、灼痛了。作为这个时代的青年，作为这片黄土高坡上的民族的后裔，他们感到一种羞愧，也更激起了他们改变家乡贫穷面貌的雄心壮志。

“被抛弃的民族绝不再抛弃本民族任何一个人。”

——以色列民谚

一架以色列飞机被劫持，全国长久地播放国歌……“戈兰旅”一色巴顿式立姿，一千双突击队员的眼睛望着薛姆龙将军（突击队指挥官），他只字没提怎样营救人质，而是缓缓地讲述了在一次犹太人遭受大规模的屠杀中，一个怀抱婴儿的犹太妇女被子弹打中时向抛在一旁哇哇直哭的孩子送去含着绝望、祈求、愤怒甚至有点歉疚的凄恻而又悲惨的一瞥的情景，“她是不是觉得对不起她的孩子，可谁又对得起她？！”他讲完后，全场静得像坟墓，好久，好久，值星官才宣布：“解散!”没人动，“解散!!”仍没人动，队列像凝固了一样。——好一幅悲壮的画面！这是刘亚洲报告文学《攻击、攻击、再攻击》中的一个场景。

由于悲剧具有强烈的感情倾向以及人们审美过程中存在的移情现象，会使面对悲剧（或“欣赏”悲剧）者作出鲜明的道德情感上的反应。悲剧教育通过情感渠道，能激起在一定时代背景下有着大体相同的感情基础——由政治观点、思想道德意识、生活方式、经济地位等因素构成——的人共同的崇高感（悲悯、同情、愤怒），达到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统一，从而产生一种以共同意愿——为维护美不被撕破、“有价值的东西”不被毁灭而奋斗——为中心的凝聚力，用共同的特殊情感来统一人们的群体意识。安源大罢工时，组织者正是用“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这一哀而感人的口号抓住了工人们共同的意愿，从而加强了他们的团结，斗争取得了胜利。薛姆龙也正是用这哀而感人的例子强化了作为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战斗激情。也就是在这种带着悲怆性的意识和高昂的激情支配下，突击队员个个英勇战斗，视死如归，出色地完成了营救人质的任务，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千里奔袭、令人瞠目结舌而又惊天地泣鬼神的成功案例。

把“全民族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

——马克思

悲剧的基调是高昂亢奋的。悲剧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不仅激发人的感情，让人或悲、或怒、或激昂、或忧郁，而且喻明事理，使你知道为什么怒或恨、仇或爱、悲怆或兴奋，显示出认知与情感相统一的理性力量，而这种认识与理性力量便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唯一持久的力量，也只有靠这种理性力量，人们特别是青年的热情才能保持在一种高昂的状态。《国际歌》之所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革命者前赴后继、英勇斗争，之所以只要凭着这熟悉的曲调就能在陌生的异国他乡为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就是因为这首歌不仅凝结着被血染红的公社不朽的思想，而且荡漾着屹立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公社社员墙上的革命者不灭的激情。这思想和激情在一种为真理和自由而斗争的历史高度上结合了起来。因此，这首歌使人感受到豪迈悲壮、深沉凝力的撼动以及一种持续的可以代代相传的热情，并促使革命者将这种热情保持在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高度上。

“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

——郭沫若《凤凰涅槃》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早就提出悲剧具有“净化”效应，它能净化人的心灵。因为悲剧在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之时，就真实地展示了“价值”那美好无瑕、悦人心目的“胴体”——这种以强烈的诉诸人的感官的方式将“价值”展现出来，从而给人们以极大的心灵震撼（情感上的、道德上的）。而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英雄人物的崇高品质）和真理一样，都可比做燧石，被敲打得越厉害，迸射的火花就越是光彩夺目。它能陶冶欣赏者的情操，净化心灵，导引我们超越悲剧本身，在新的高度再生。就像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分析埃斯库罗斯著名悲剧《普罗米修斯》说的那样，尽管普罗米修斯被宙斯锁在高加索悬崖上，遭受老鹰啄心之苦，但他并不是失败者，“因为普罗米修斯注定要开始一件伟大的事业而不是去结束它……他把意识向前推动了一下，如果没有他，这意识会停滞不前而发僵”。虽然他注定不会看到全面的胜利，但他仍然战斗。重要的是这些悲剧英雄在为自己备下火葬的柴堆的余烬当中，“又有新鲜活泼的新生命产生出来”（黑格尔）。

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老山英模报告团、《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之所以震动了一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心，就是因为悲剧具有净化作用。青年们了解了我们的战士都是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本来也像我们一样能在大学里读书，在工厂、机关里工作，在“稻花香里说丰年”，在花前月下漫步，在光怪陆离的灯光下跳舞，他们能骑摩托能唱流行歌曲能考托福能潇洒地活着，能享受我们正在享受的一切乐趣和幸福。但为了共和国的安全，为了我们大多数人能在和平的阳光下享受幸福安宁，他们勇敢地用双肩挑起了祖国的不幸、苦难和尊严、荣光。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梁三喜倒下了，靳开来倒下了，战士“北京”倒下了——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了。在这倒下的一刻，悲剧产生了!平凡显得伟大，悲凉显得雄壮了！于是，青年们的心灵也就在这一刻得到净化和升华。他们把死者的夙愿和生者的责任织在一起，冷静地思索死的意义与生的价值——“理解万岁”从青年大学生的心中迸发出并成为时代的强音……英雄所代表的理想和从事的事业没有被毁灭，新的英雄在这种悲剧的崇高感召下受到了一次洗礼、净化，人格得到升华，在超越了悲剧之后站了起来。生与死、瞬间与永恒铸就了战争与和平——一首《怀念战友》（对越自卫反击战版）的歌词“鲜花是你年轻的笑脸/山泉是你清脆的歌喉/你那鲜红的热血/己化作大地上奔腾的河流”一直浸润着、激励着生活在和平之中的青年人为共和国而加倍努力奋斗！

总之，悲剧教育既符合中华民族深厚的审美鉴赏传统，又符合当代青年渴求投身社会变革、果敢进取的群体意识，是当今青年思想教育、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伟大的改革时代，正需要一代青年满怀这种深沉的忧国之心和炽热的报国之情，也就需要我们把握时代的基调，用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共同理想来激励青年，用能点燃人们激情和正义感、崇高感的悲剧教育法来唤起青年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把青年、把“全民族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李迎丰本文原载《美与时代》1991年第9期，后发表于《光明日报》1995年3月23日（以《悲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为标题）、《人民论坛》1995年第5期。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