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义卖场面热闹的段落】300年来，再读一遍翁，再读一遍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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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狂名至大，但余觉得，并不如外面所传为甚也。只他对沈尹默云云，似太对沈老过分一些，使沈老大大不怿。或者即据此一例可概其余邪？白书学右军固佳，晚年作隶书，尤非马公愚、来楚生可及者也。

据唐吟方《雀巢语屑》云，白蕉早年举办展览，在广告语中即自称当代写“二王”第一人，而当时“物论殊不耳”。据白蕉夫人金学仪回忆：“悲鸿先生很赞赏白蕉的书法，为他订了第一张润笔单，并亲笔为他书写。1932年，特请他写‘屈原九歌’长卷，白蕉在《云间甲集》中云：‘悲鸿先生去年来书委写屈原九歌长卷，余以待病家居，鹿鹿未就，今半矣，乃始成之，计有真、行、草共计十纸。仙童乐静，不见可欲，风猷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恨丹麟不及见之也（其时丹麟已英逝）。壬申白蕉。’”时年白蕉35岁，竟然自谓“风猷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也确实有点狂。白蕉云：“甚矣哉！艺之使人傲也，此昔贤语。大概使人傲者，自视天下第一，视人皆二三等，或未入流也。余谓傲无不可，然宜在意而不在容，在意者必有成，在容者徒取厌。”

释文：

【一尊酬短願，百念在刀兵。有婦携其兒，驚怯訴哀情。插禾方轉綠，東西久交征。朝火我居去，暮逮我夫行。亦知米赎命，稱貸豈有成。親鄰各如此，老弱咸吞聲。升鬥本已盡，來時豈得生。言止淚承睫，我酒安能傾。】

白蕉虽一介书生，然而所谓名士，位卑不妨怀高。建国初，柳亚子曾为白蕉写信，向华东局领导推荐其工作，白蕉不愿借其盛名，未寄出柳信。这也是一种清狂啊！其诗兼有老杜的沉郁顿挫与小李的旖旎多情，或放手成新乐府的通俗畅达，皆本于事实，直掳血性。在诗中，才可以体现其面向时代、面向社会的宏阔思致，这也是诗比书重要的原因。即如颜书伟大，但与杜诗相比，还是第二乘义。如《丁亥云深处杂诗之一》（大集子17面）：“锋镝余生得幸全，休怜九载陷腥膻。小民泪尽甑无火，南望金陵又二年。”《上海解放凌晨观解放军行列》（大集子53面）：“揩眼相看此日新，阳乌潜曜始如春。精神为发宵无睡，城郭能知世有人。静后惊雷犹隐隐，行中战马亦振振。未哀十载流离了，终惜百年陇亩身。”直可以史诗读之。书法之外，白蕉诗、画、印，皆非同凡响，限于笔者的学力和此文的篇幅，只能谈其人其书了。世人皆谓白蕉狂，我在读白蕉时，看到的却是进退揖让，彬彬有礼。尤其敬老尊贤，殷勤周至，令人动容。姚鹓雏为白蕉尊人老友，前辈诗人，白蕉每有尺牍请益，或楷书、或行楷，无不全力以赴，写得精绝可人，毕见其尊仰唯恐不及。“闲日追随意自亲，姚侯文学我乡尊。却思车下仓皇别，又作相逢隔世人。”（大集子63面）这种情愫，感人深至。黄宾虹死，白蕉为送葬，留杭三日。齐白石死，白蕉著文悼念，因为懂得齐白石，说了“深入生活”的真话，也成为“右派”的“罪证”之一。

至于白蕉是否与沈尹默有隙，非我能知，不能置喙。唯尝见其论书三绝句稿本，有“气息强能到宋元”云云，似乎不够恭敬。然而平心而论，无论是沈尹默还是白蕉本人的成就，与宋元大家相比，诗词根本没有侧身文学史的资格，书法也望尘而莫及，“强能到宋元”，说的是实话。中国的文艺批评，并世不论，否则与伦理、世故总是纠缠不清，近半年世纪以来尤其如此。白蕉真而直，当然就“狂”了。白蕉言事，往往直来直去。比如关于展览，白蕉尝曾说：“开展览会等于乞化。不敢骂尽世人，我自所感如此。”“展会之作，其始求名，其继求金，皆得失劳心。”白蕉可能料不到，其身后四五十年，书法会彻底进入展览时代，如果白蕉见到今天如火如荼的展览，当作何言呢？说出来会不会遭人不待见呢？

兰竹图 64 x 33.5 厘米

释文：

【 秋晨天漏，至申未休，门外被水围，不得出咫尺，吴越良会遂阻，弄笔成此，则已云动雨散。闻楼外仕女，涉水喧笑声矣。私忖少我三十年，必赤脚进后花园，不顾老人骂也，童年情境恍如昨日。戊子（一九四八）九月六日，白蕉并记。

兰馥兮众植，竹娟兮常茂，此荆公语也，并题应大郎诗家属为景源先生清赏。复翁又题，时已丑（一九四九）五月十六日，时连宵如腊月廿四夜，远近巨响不绝。海上云深处酒开瓮。】

所谓风度，一种高华超逸之致，体现于立身处世之大节，也体现于一举手一投足的姿采。当白蕉与翁史焹通信，时时迸发的幽默风趣，真如《世说》中人物。如“小洋刀”一札（集萃翁信9面），曾经丢失了“向不离身”的“眼睛牌”小洋刀，去五金店询问太贵，就托翁问有没有五金业中喜书画者，愿以两倍之值的书画交换。 “此两得之事，庶视媒人耳。如可转托，功德万万。”读之真是令人发噱，不意复翁儿童般可爱。又“题研”一札（集萃翁集18面）：“尊砚名端，极细润发墨，不待试审为上品。蔼老允看砚作铭，正见老辈敬事。我意请兄在厂假日先来取去求题。此在我亦是敬老。而我诺言必践，则如东方出日，尽人可信也，一噱。”“老辈”二字前，居然空了一格；“出日”之诺，令人抚掌。“蔼老”题后，又札（集萃翁集22面）云：“蔼老所制砚铭文甚好。俟吾题‘含光室’可也。数月来吾所欠友好笔墨颇不少，愈要不苟，愈拖时日，此实一病，不足为训，正因求工，每反拙耳。碧螺春毛尖恐不易多得，善为我致，必有善报。笑笑。”这个“笑笑”，婴儿般纯真。白蕉尝记：“一日与室人相骂，余愤而击碎一烟灰缸。又得一新解曰：天下无不是的老婆。”读之可莞尔否？钱君匋曾为白蕉刻印，其中二方，白蕉不满，写信直陈：“我意初有不足，未与老友言亦数年。若终不言，则抱憾终身矣。”历指瑕疵后说：“大刻不止一二，今求重刻，则不但不情，世且未闻。弟亦未躬自遇之也。敬奉商，便为一九五三年新事如何，如何？”这种真率，也实在不易见到。在我看来，白蕉尺牍文字，与其书法一样，走的是魏晋尺牍现代化的道路，他是活在现代的六朝人。王国维论词有“赤子之心”一说，既为赤子，可能不谐于俗，然而却永葆了真淳的本色。白蕉就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他是一个狂人、韵人和至人。

楷书、行书、草书

白蕉能楷书、行书、草书。尽管陈巨来尝谓白蕉隶书“尤非马公愚、来楚生可及者也”，实际上其隶书作品罕见，而且应逊来楚生一筹。至于篆书，我从来没有见过。尽管白蕉不反对学碑，但他显然是个纯粹的帖学家，他的成就限于楷、行、草书，是适宜的。

白蕉楷书初学欧体。白蕉女儿何雪聪《我的家庭》说：“（白蕉）少年时候就酷爱书法，把零花钱全都买了笔墨纸张，独自一人在低矮闷热的小阁楼上练字，从欧阳询《九成宫》入手，又临‘二王’，酷暑严寒从不间断。”曾明《一代名士，旷世才情——白蕉和他的艺术》说：“据说白蕉早年临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对着阳光可与拓本重合，据说他临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铭》也能如此。”这一说法是基本可信的。白蕉楷书以欧为基，但吸收了虞世南的因素，估计对《孔子庙堂碑》下过功夫。白蕉认为《汝南公主墓志铭》为米芾所临，若非深入临习，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另外，白蕉作品中的小楷，逼似钟繇，但他学钟书应该稍晚，因为其行书初期单薄，大概受钟繇小楷的启迪，才逐步变得结字错落多变、用笔沉实厚重。平心而论，白蕉楷书尚不具备大家的品质，只是为他的行书提供了基础。从书法史角度看，行书创立其实早于楷书，它的基础是隶书和草书，这样，说行书的基础是楷书，似乎不合逻辑。但是，当楷书成为正体之后，与行书的关系就相当密切了。纵观历代行书大家，其行书均需一个楷书背景，如苏轼基于颜、黄庭坚基于《瘗鹤铭》、米芾基于褚。有楷书基础，才能保障每个字均可妥为处理，并保障书体意义的完备。没有楷书基础，犹如为人打工，“工字不出头”，有楷书基础，才可以稳步发展自己的事业。

纵向考察白蕉行书，则早期以欧、虞为体，以《兰亭序》、《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为用，这也是其一生的基调。白蕉的行书的发展，走的是不断丰富的道路，他高瞻远瞩，没有多少犹豫彷徨。庚辰（1940）年作品，尚不能铺毫，点画枯劲而不润泽，字间映带牵强，行气乏善可述；同时也开始试验羼入钟繇的因素，这个羼入，贯串白蕉一生。壬午（1942）年所书扇面，就已经能够打开笔锋，点画血肉匀停、有肌肤之丽了。此后数年的作品，水平有波动，尚不成熟。甲申（1944）年所书分韵作诗的作品，初步具备了早期称定风格。丁亥（1947）春所书册页（大集子17面至44面）是其早期重要的作品，试验了行书的各种面貌，白蕉以后的岁月，基本上是把这里面的各种风貌进行不断完善而已，真不能不佩服他超绝的感悟能力和超强的定力。是年白蕉40周岁，书法基本上是“务追险绝”的阶段。那种结体紧致、富于变化，字间茂密、爽利波辣的早期标志性风格，已经成熟。《二砚帖》（大集子第36面“七月廿五欣获二砚”）可视为这一风格的早期代表作。当然，这种风格显然受欧阳询《张翰》、《梦奠》、《卜商》等帖的模铸，这也是由楷书到行书的最佳路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本册页中有几段写得绵劲、虚灵，羲之杂帖的神采，宛然在目，如“开展览会等于乞化”、“云间写兰其竹石之类”、“聪明人必须有笨相”、“十年前国庆闭门写古诗”等片段，隐隐已是其晚年风格，与一二十年后的《兰题杂存》息息相通。有创作经验的人应该知道，这是多么难以做到的事，是多么不可思议！

有个不留姓字的先生教我说，流传1953年白蕉初识姚鹓雏的说法是错误的，白蕉与姚氏信札20通，皆在20世纪40年代。经检，果然“丁亥”（1947）、“戊子”（1948）、“卅八”（1949）年款，且姚鹓雏与白蕉父亲也是老友，则白蕉与其通信，想当有更早者。《白蕉墨迹集萃·白蕉与姚鹓雏先生信札选》共选19札，约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作品。这些信札是白蕉极经心用意之作，也标志着他小楷与不同风格行书的全面成熟。无论是较清隽一路，还是较宽博一路行书，均已笔笔绵劲，打破了由楷书到行书过渡初期的生硬。这组信札作为一个整体，与丁亥（1947）春所书册页，可谓早期又璧。

由于白蕉敬重姚氏，所以写得虽好，但因求好之心太过，不及与翁史焹书札更自由烂熳，机趣无限。如果说致姚氏书是翩翩少年风度，致翁氏书则啸歌自如，超凡脱俗。所以，白蕉致翁氏信札，标志着白蕉行书进入了第二阶段。致翁氏书中极秀逸者，如《十月四日夜帖》、或可名为《小洋刀帖》（集萃翁集9面），字形削瘦挺拔，点画珠圆玉润，如西子浣纱归来、飞燕轻舞初歇，眉目举止，一一可人；极朴茂者如《四月十一日帖》、或可名为《黑墨白米帖》，为退笔残墨所写，不计工拙，而遒媚自足，黄宾虹若见，定当颔首也。此札提到去杭州吊黄宾虹事，黄宾虹逝世于1955年，白蕉的太平日子不多了啊。所以，《兰题杂存》之外，白蕉致翁氏书，当为其行书的颠峰之作。与之伯仲之间的，是白蕉致傅训（式诏）的信札。致傅氏书虽然面世不多，但件件精彩照人。《兰题杂存》为第三阶段，留待后论。

从类型意义上说，白蕉行书有近欧者，如《杂书丁亥绝诗四屏》（大集子46、47面）；有近虞者，如《行书思贤册》（大集子201面至212面）。其他作品，出入欧虞，不主故常，而总体演变方向为由欧到虞，即越到后期越宽博雍容。另外有种特别鲜明的风格，似乎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红笺信札三例。《致大生老兄》、《致宝鸿知兄》，都言及以母病返里。据何雪聪《我的家庭》说，抗战胜利后，白蕉回乡待亲，至1950年何母去世，则这两封信当写于1945年。与白蕉习见风格不同，这两封信都写得行笔沉厚，中宫宽博，行与行之间相互穿插。从笔致和气息来看，应为王献之—颜真卿—杨凝式的路子，沉酣处，与“真卿三稿”、《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彷佛。有意思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另一件致翁史焹红笺手札，也是这种风格。白蕉行书面目跳跃性不大，然而也相当丰富，有时会出现反顾的现象，即时不时运用过去的风格，这从侧面说明，他其实有清醒的风格意识。另外，白蕉比较情绪化，并非出手即是精品，有些作品，实在对不起他的盛名。也正因为此，对白蕉晚年抄写毛泽东诗词的行书，还是留待后人去分析吧。

当然，不论何种风格，白蕉行书一例皈依于王羲之的风华神韵之中。正如夫子自道：“我初学王羲之书，久久徘徊于门外，后得《丧乱》、《二谢》等唐摹本照片习之，稍得其意，又选《阁帖》上的王字放大至盈尺，朝夕观摹，遂能得其神趣。”其实，在白蕉行书中一一指示学王的痕迹是没有意义的。自古书家无不学王，但龙生九子都不是龙，要在得其神趣而自出机杼。就得其神趣而言，傅山正好比白蕉大300岁，傅山以来的帖学家，谁与抗衡？另外，有人认为白蕉受日本书法的影响，白蕉至包六科札（集萃翁集55面）曾说：“日人藤原书气息在晋唐五代间，其结构虽有唐宋明者，要我国明时实无此高手也。真可叹佩！”藤原，当指日本“三迹”中的藤原佐理或藤原行成，他们所处的年代，也正是五代北宋时期。白蕉没有把藤原之书，与杨凝式与宋四家相提并论，而是指出我国明时无此高手，可见推想他把藤原的成就，放在了明代。而白蕉自己的取法指向，“风猷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不师宋四家，何况藤原？说白蕉受日本书法的影响，恐怕不足取信，尽管他曾有“吾道其东”的感慨。

至于草书，是个遗憾。作品可证，至迟壬午（1941）年，白蕉已经开始学习草书，其草书或属兴来一试，颇为凋疏，但点画不失法度，也有遥接二王的况味。可惜，等到晚年多作草书时，心境已大不同，居多作品显得焦躁褊急，再没有优雅、洒脱。《毛泽东诗词十四首卷》当为代表作，字法奇、行气畅，允为佳作，但与其行书相比，约略还处在一、二阶段之间，还在求奇、求趣，尚未达到一片神行、随心所欲的境界。这件作品，没有落款，自题为“毛主席诗词十三首”，笔下误吗？不清楚。时代使他心境大坏，又天不假年，其实是人不假年，他的人生和艺术，就草草结束了。

伟大的《兰题杂存》

无疑，《兰题杂存》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它像一支红烛，照亮了近世帖学。沙孟海说：“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寥寥数人，都是哪位，沙孟海没说；“数人”能为，“为”了没有，沙孟海也没有说。而历史事实是，自王铎、傅山以后，虽然碑学显而帖学微，而帖派书家亦自不少，但由于历史原因，造就不世杰作，产生像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杨凝式—《韭花帖》、苏轼—《寒食帖》这种人与书的对应关系，一件作品说尽作者风遒的作品，恐怕仅此一件而已。它境界高、技术难、篇幅大、字数多，是一定时段内、一种书法发展方向的登峰造极之作，有不可替代的书史文献价值，有历久弥新、令人玩味不尽的艺术魅力，符合了伟大作品的一切条件。

我想，并非出于偏嗜，我认为这件作品倾注白蕉一生才情，当以国宝重器视之。正如最杰出的作品总是留下些许神秘一样，这件作品没有记年。刘兆彬考为1963年，“右派”摘帽时期，颇有见地。其时，白蕉作品内容已以毛泽东诗词为主，书体渐以草书为主。经过划为“右派”的种种凌辱，心情已难得轻松，士气已销磨殆尽。转眼之间，“文革”浩劫即至，白蕉身受凌辱迫害，以至于死。天可怜见，不知什么机缘，使他在这样的缝隙中，如蚌吐珠，诞育宁馨，不然，近世帖学的海拔，就会低下一峰。

《题兰杂存》之所以杰出，一在乎语隽。题兰之语，看似随意，实则平时心得默记于心，反复推敲，精益求精。其中不少段落，或亦见于题画、见于著述、见于其他书迹，可见其用心深微，断非浮泛。白蕉的诗文语言风格，有雅谐两变。雅则似六朝人语，语简而意密；谐则寓妙理于嬉笑之中。简语如：“艺事含蓄便是凝炼，不独写兰为然。”“足下喜坡公法书，何妨看《马鸣寺碑》，更参王僧虔手帖。足下若云此中消息，预兰何事？我谓然则兰亦何预君事。”谐语如：“葱亦有兰，别是一种草本。写山兰不妙，而有韭菜面孔，不知短不能长，瘦可转肥。一噱。”至若“打灯取影”、“腾掷叫呼”、“半斤大曲”，恨潍县不同时，报散木亦知道，读来无不兴趣盎然，沁人心脾，六朝风度，顿还旧观。二在乎书妙。如前所述，白蕉行草书数变，得法、得趣、得意之余，至此脱尽窠臼，不囿于欧、虞、钟、王；结字删尽整栗，随机生发，使转自如，无笔不活。尤其短画如草萌芽、如兰吐瓣，活泼泼绽放生机。洋洋长卷，略无矜持，随心所欲，脱巾独步，所以灵感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给。若“朱注”一段明彻、“花易”一段畅达、“蕙一箭”一段虚灵、“写兰初患”一段枯润相生、“何若此”一段熔金出冶、“骤去捷来”一段酒气沸沸、“平锋侧断”一段浑厚华滋、“神与意会”一段酣醉无聊、“坡公法书”一段奇峭瑰丽，诚所谓“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油然拜倒！古来法书，以一帖一卷，如此美不胜收者，有吗？明代人好为诸体手卷，往往优劣参差，强为变化，其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之感，难于掩饰。而复翁仅以行草，便天花乱坠，不可端倪。不需比照，略一涉想，便知高下斯别矣。

而此卷的历史意义，又非一个妙字可概。自北宋大家以后，帖学莫不立足唐人，而囿于《阁帖》、《圣教》，即使划时代的大师赵、董、王铎也概莫能外。这是时代限之，没有办法。而至白蕉，始真正地截断众流，直取本源，挹二王杂帖之英华，成当代之二王。其书无一笔非二王，无一笔是二王，笔笔皆是白蕉，白蕉又无迹可寻，这正是人与书全面贴近魏晋，才能结出的硕果。如果说今天的新帖学也以直取山阴为旨趣和方法，则白蕉就是先行者。如果帖学有史，则王铎展盈尺小帖为径丈大幅，白蕉在风味上直逼二王杂帖，就是新帖学的滥觞。帖学史上，二王之后，颜真卿一大变，宋四家一变，赵子昂一变，王铎一变，白蕉则庶几称得上一小变，而这一小变的文本，就是《兰题杂存》。这是书法史对白蕉的厚爱，而这件杰作，就是白蕉对书法史的回报。

古典的书论家

古人讲究述而不作，历代书论，笔记占十之七八。白蕉工做的，是诗人，余事作书，再余事作画，所以无意作书论家，其《书法十讲》、《书法学习讲话》、《书法的欣赏》等，都是讲稿。而平时留心积攒的文字，成《云间言艺录》，包括《济庐艺言》、《临池剩墨》、《云间随笔》、《客去录》，统不过数千言笔记而已。这些笔记，不过是白蕉高超见识、高华风度的影子。综观其书论，只有两个特点：其一见识超群，其二文辞雅宜。与其由我绕舌，不如尝鼎一脔：

至于学书先求‘平正’，诸位休小觑了这两个字。‘横平竖直’真不是易事，学者能够把握，实是了不起的功力。

像孙过庭这样一个造诣深醇的书家，见闻广博，思入精微的伟大理论家，在他的《书谱》里就没有提出过‘永字八法’的说法，足证‘八法’是在初唐以后才出现的。

六朝离乱之际，书法乖谬，不学的书家与不识字的石工、陶匠所凿的字，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被虫蛀的生毛桃。包、康两人去拜服他们合作的书法，那是他们爱吃虫蛀的生毛桃，我总以为是他们的奇嗜。

学钟王字无从讨好而容易见病，因此急功者都不肯学，亦不敢学。

杨少师《神仙》草书亦负盛誉，则真江湖之尤者，盲人骑瞎马，知从来便不少此辈。

杨少师《韭花帖》与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必系米襄伪作。此老好弄狡狯，却不防八百年后有白蕉其人。

陆柬之《文赋》功力可观，差乏精采。（精彩）处亦复少变化。松雪、徵明气息自更不如。至其得病处，正复相同耳。大致天分尚少，用力甚多者，往往如此。

余尝评近代书家数人，或未免太苛。论云：康有为字如脱节藤蛇，挣所垂毙。吴昌硕字如零乱野藤，密附荒篱。郑苏戡字如酒后水手，佻挞无行。仓硕行书学王觉斯，倘及门亲炙，亦宜打手心；晚年《石鼓》有极佳者，今人无出其右。沈寐叟书如古冠名士，结构近《爨宝子碑》；而又参钟索草法，故初学包世臣而过包之浮，于前人殆近黄道周，倪元璐。打碑入帖，其拙处沉着处可喜。然亦只可有一，不可有二。

因白蕉书论无一不真、无一不深、无一不隽，也就无需再引了。

总之，我认为三百年来帖学书家，复翁为翘楚。将来帖学书法史上，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尽管因为时代限之，他多有未到处，毕竟瑕不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