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红星在西北段落】“每天都读”红星照耀着中国——埃德加斯诺(5)

最后，在悬赏逮捕他的一级情况下，他不得不辞去保安职务，但在他自己的旅行中，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官兵跟着他。他终于开始在这里组织独立的军队，1931年举红旗占领了保安和重阳两个县，并在陕北迅速开展活动。被派去攻击他的政府军经常在战斗中归顺。一些逃兵甚至在山西渡过黄河向他投降，这种不法的大胆、勇敢、轻率是很快的

整个西北名闻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

〔①中阳在山西省，怀疑此地为甘肃省镇原县之误——译注。〕

从我所能收集到的一切超然的证据来看，似乎没有疑问，在陕西头一两年的斗争中，对官僚、税吏、地主的杀戮是过分的。武装起来的农民长期积压的怒火一旦爆发出来，就到处打家劫舍，掳走人俘，扣在他们的山东省寨里勒索赎金。他们的行为很象普通的土匪。到一九三二年刘志丹的徒众在陕北黄土山区占领了十一个县，共产党特地在榆林成立一个政治部来指导刘志丹的军队。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了陕西的第一个苏维埃，设立了正规的政府，实行了一个与江西类似的纲领。

一九三四年和三五年间，陕西红军迅速扩大，提高了素质，多少稳定了他们所在的地区的情况。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一所党校，司令部设在安定。苏区有自己的银行、邮局，开始发行粗糙的钞票、邮票。在完全苏维埃化的地区，开始实行苏维埃经济，地主的土地遭到没收，重新分配，取消了一切苛揖杂税，设立了合作社，党发出号召，为小学征求教员。

这时，刘志丹从红色根据地南进，向省会进逼。他攻占了西安府外的临潼，对西安围城数日，但没有成功。一个纵队南下陕南，在那里的好几个县里成立了苏区。在与杨虎城将军（后来成了红军的盟友）的交战中遭到了一些严重失败和挫折，但是也赢得了一些胜利。军内纪律加强，土匪成分消除后，农民就开始更加拥护红军。到一九三五年中，苏区在陕西和甘肃控制了二十二个县。现在在刘志丹指挥下有二十六、二十七军，总共五千人，能与南方的西方的红军主力有无线电联系。在南方红军开始撤离赣闽根据地后，陕西这些山区红军却大大加强了自己，后来到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不得不派他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少帅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

一九三四年末，红二十五军八千人在徐海东率领下离开河南。十月间他们到达陕西南部，同刘志丹所武装起来的该地一千名左右红色游击队会合。徐海东在那里扎营过冬，帮助游击队建立正规军，同杨虎城将军打了几次胜仗，在陕西南部五个县武装了农民，成立了一个临时苏维埃政府，由陕西省“契卡”的一个二十三岁的委员郑位三任主席；李龙桂和陈先瑞为红军两个独立旅的旅长。徐海东把这个地区留给他们去保卫，自己率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在成千上万的政府军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到了苏区，一路上攻占了五个县城，把马鸿宾将军的回民军队两个团缴了械。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西北部的云长整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徐海东为司令，刘志丹为副司令兼甘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五年八月，该军团遇到了王以哲将军率领的东北军二个师，加以击败，补充了新兵和亟需的枪支弹药。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八月间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青人。据告诉我消息的人（他当时是刘志丹部下的参谋）说，这位张先生（外号张胖子）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个钦差大臣。

张胖子开始着手收集证据，证明刘志丹没有遵循“党的路线”。他“审问”了刘志丹，命令刘志丹辞去一切职务。现在可笑的是，或者说奇怪的是，或者也可以说既可笑又奇怪的是——不过，反正这是遵守“党纪”的一个突出例子：刘志丹不但没有反诘张先生凭什么权利批评他，反而乖乖地接受了他的决定，放弃了一切实际指挥权，象阿基利斯②一样，退到保安窑洞里去发闷气了！张先生还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心满意足地稳坐下来。

〔②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因与统帅亚伽梅农争吵，生气退回帐篷——译注。〕

就是在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南方的红军先遣部队，即在林彪、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率领下的一军团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他们对这奇怪的情况感到震惊，下令复查，发现大多数证据都是无中生有的，并且发现张敬佛不仅越权，并且本人受到了“反动派”的欺骗。他们立即恢复了刘志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职。张胖子本人遭到逮捕，受到审判，关了一个时期以后，分配他去从事体力劳动。

这样，在一九三六年初，两支红军会合起来尝试著名的“抗日”东征，他们过了黄河，进了邻省山西，仍由刘志丹任指挥。他在那次战役中表现杰出，红军在两个月内在那个所谓“模范省”攻占了十八个以上县份。但是他在东征途中牺牲的消息，不象许多其他类似的消息那样不过是国民党报纸的主观幻想。他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领导突击队袭击敌军工事时受了重伤。但红军能够渡过黄河靠他攻占那个工事。刘志丹被送回陕西，他双目凝视着他幼时漫游的心爱的群山，在他领导下走上他所坚信的革命斗争道路的山区人民中间死去。他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③来纪念他。

〔③即保安——译注。〕

在保安，我看到了他的遗妻和孩子，一个六岁的美丽的小男孩。红军为他特地裁制了一套军服；他束着军官的皮带，帽檐上有颗红星。他得到那里人人的疼爱，象个小元帅一样，对他的“土匪”父亲极感自豪。

但是，虽然西北这些苏区是围绕着刘志丹这个人物发展壮大的，但不是刘志丹，而是生活条件本身产生了他的人民这个震天撼地的运动。要了解他们所取得的任何胜利，不仅必须了解他们所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要了解他们所反对的东西。 §二 死亡和捐税

西北大灾荒曾经持续约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访问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

这场灾难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甚至在中国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数几个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勇气可嘉的人，为了抢救一些灾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这些伤寒流行的灾区去。他们中间有许多中国人，也有一些外国人如德怀特·爱德华兹、O.J.托德和一个杰出的老医生罗伯特·英格兰姆。我有几天同他们一起，走过许多死亡的城市，跨过一度肥沃、如今变成荒芜不毛之地的乡野，所到之处无不感到怵目惊心。

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象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嶙，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然而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

“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我这样的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去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

他们的消极无为使我深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上述这种背景下，我们得悉共产党人在西北特别受人民欢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因为那里的情况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没有根本的改善。

这方面的事实已经等到你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人士的生动的证实，我在这里指的是斯坦普尔博士①所提出的精彩报告，他是国际联盟派赴南京担任顾问的著名的卫生专家。他的材料是这方面最精彩的材料。斯坦普尔博士最近在陕西和甘肃省的国民党统辖区进行了考察，他的报告所根据的材料除了是向他提供的官方材料以外也有他本人的观察。

〔①见斯坦普博士著《西北各省与其发展前途》，由国家经济委员会非公开出版（一九三四年七月南京）。不幸，像斯坦普博士和国联其他调查华南和华中的专家的许多说明问题的报告一样，这本书没有公开发行。〕

他指出在“公元前二百四十年据说有一个名叫郑国的工程师”在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上有名的陕西渭水流域“修筑了一个能灌溉近一百万英亩土地的灌溉网，但是后来年久失修，水坝崩塌，虽然经常修筑了新的工程，到清朝末年（一九一二年），灌溉面积只有二万亩不到”——约三千三百英亩！他弄到的数字证明，在大灾荒期间，陕西有一个县，死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另一县死的有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据官方估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二百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要是官厅禁止囤积粮食，交战的军阀没有干扰赈济物资的运输的话，这些人有许多是可以不死的。

这里引述一段这位日内瓦来的调查人员关于红军到达以前在西北见到的情况的话：

在一九三〇年灾荒中，三天口粮可以买到二十英亩的土地。该省（陕西）有钱阶级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大批地产，自耕农人数锐减。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芬德莱·安德鲁先一九三〇年报告中的下述一段话充分说明了该年的情况：

“……该省外表情况比去年大有改善。为什么？因为在甘肃省内我们工作的那一地区，饥饿、疾病、兵燹在过去两年中夺去了大量人口，因此对粮食的需求已大为缓和。”

许多土地荒芜，许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别是甘肃，有“数量大得惊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一九二八到三〇年灾荒期间，地主极其廉价地收购了土地，他们从那时候起就靠修筑渭北灌溉工程而发了财”。

在陕西，不付土地税被认为是件体面的事，因此有钱的地主一般都免税……特别可恶的一件事是征收在灾荒期间外出逃荒的农民在此期间积欠的税款，在欠税付清之前，他们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

斯坦普尔博士发现，陕西的农民（显然不包括地主，，因为他们“一般免税”）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占百分之二十”；“不仅捐税如此繁重惊人，而且估税方式也似乎很随便，至于征收方式则浪费、残暴，在许多情况下贪污腐败。”

至于甘肃，斯坦普尔博士说：

“在过去五年内甘肃税收平均超过八百万……比中国最富饶的、也是收税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还重。也可以看到，这种税收的来源，特别是在甘肃，不止一两种主要的捐税，而是名目繁多的许多杂税，每种收集一笔小款，几乎没有一种货物，没有一种生产或商业活动不收税的。人民实际所付税款要比公布数字还高。首先，收税的可以从所收税款中保留一份–有时极大的一份。其次，除了省政府、县政府所收税款以外，还有军方领导人所征的税，官方估计这在甘肃省约一千多万。②

〔②这是个保守的估计，因为它没有提到甘肃和陕西两省军方主要的非法税收——多年以来一直是鸦片税。西安府给我的数字表明，冯玉祥将军控制这一带时，每年可从这一来源得到八千万元。从那时以后，此数无疑已大为减少，那是由于南京鸦片专卖的竞争，但仍每年有好几百万。〕

造成人民负担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民团，这本来是为了防范土匪而组织的，在许多情况下已堕落为鱼肉乡里的匪帮。”

斯坦普尔博士引证的数字表明，民团的维持费达地方政府总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当然，在维持大规模正规军的负担之外，再加上这一笔负担是很可观的。据斯坦普尔博士说，正规军的维持费占去了甘肃陕西两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陕西遇到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他有一次曾经跟着一头猪从养猪人到消费者那里，在整个过程中，看到征六种不同的税。甘肃的另外一个传教士谈到，他看见农民把家里的木梁拆下来（在西北木料很值钱）运到市场上去卖掉来付税。他说，甚至是有些“富农”，虽然在红军到达之初态度并不友好，但也是无所谓的，而且认为“随便什么政府都不会比原来那个更坏”。

但是从经济上来说，西北绝不是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许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产大大超过消费，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改进灌溉系统，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为“中国的乌克兰”。陕西和甘肃有丰富的煤矿。陕西还有一点石油。斯坦普尔博士预言，“陕西，特别是西安附近的平原，很可能成为一个工业中心，其重要性仅次于长江流域，只需把煤田用来为自己服务就行了。”甘肃、青海、新疆的矿藏据说非常丰富，很少开发。斯坦普尔博士说，单是黄金，“这一地带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克朗代克。③”

〔③在加拿大西北边境，上世纪末曾发现金矿。——译注〕

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名胜征。

但是红军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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