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再准备第二天的课。

4岁的这个是昨天才送来的,调皮得很,8岁的班长当智卓玛已经能听懂汉话了,也能写,她帮我给学前班的翻译汉话,没有她不行。

去年上学期,我的学生去乡中心小学参加期末统考,数学平均分95.5。乡上给我发了一年级数学教学质量奖,还奖励了1500元钱。

乡上几个教学点,就我拿到了这个奖,其他有正式编制的老师都没拿到。语文成绩不太好,都是藏族娃娃,过几年才能学好汉语,语文成绩真没办法。

我五音不全,拿手机给他们放音乐,就算是上音乐课了,和县上没法比,就这么个条件。体育课玩老鹰捉小鸡,我当老鹰,他们也爱玩。

说起老鹰捉小鸡,记者脑海中浮现出4年前在拉盖教学点的场景:在尘土飞扬的院子里,李永年带着十几个孩子跑得不亦乐乎。

队伍里还有他的二女儿和三女儿,两个小小的女孩,脸蛋布满紫红色的冻疮。

下课时,大孩子搂着小孩子坐在床上,一言不发,望着父亲批改作业。墙角处,一堆堆土豆就是父女三人的口粮。

李永年:

2012年乐都老家那边选村支书,我是党员,又是当老师的,他们都想选我,我当时动心了。拉盖这边的村民知道了,开始轮流给我扛面,说以后你吃的面我们轮流出,你走了学校就没老师了……就这么我就留下来了。

半月谈记者:留下来后悔吗?

李永年:

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可能我命里注定就是教书,和教育有缘分,也习惯了。我上学时学习成绩好,尤其英语。床是bed,桌子是desk,对吧?教书也算是我在学习。

半月谈记者:家里生活有什么困难吗?

李永年:

我倒是没什么,和读书时候相比现在已经很好了。我上中学的时候,都是背上炒麸面,泡水搅一搅就是餐饭了。就是家里人苦了些。我52岁的人了,欠了十几万的债。整村搬迁的时候交了十几万,大部分借的;父亲癌症住院借了两万。每年都打算还一些,可到了年根就又还不上了。

大女儿开学前,我和高中同学借了一万,交了学费,给她买了个华为的手机,买了一身新衣服。我这边也开学了没能去送,她和同学一道走的。

寒暑假的时候我都去老家,在熟人的工地上做小工。熟人不骗我,都知道我等着拿钱给孩子交学费,没拖欠过工资。他们都挺好的。

说话的时候,李永年的眼睛一直看着地面,很少抬起头,声音细弱,说多了就要深吸口气。

李永年:

打工的时候,一想起昨天还在讲台上讲北京上海,今天就在工地搬砖,感觉有点说不出来的……

尴尬了好久,他憋出这句话,茶釉色的脸涨红了,成了朱砂色。

午饭时间到了,男生女生在院子里太阳下分坐两堆,掏出从家带来的馍馍和奶茶。李永年给年纪小的拧开塑料瓶盖,绕了一圈便回到教室。

教室墙上,贴满了手写的值日表、课程表。虽然只有11个孩子,但是李永年根据年龄、汉语程度,仔细分工了班长、学习委员、体育委员。

高原天气多变,阴晴不定,时至下午,鼓鼓的风更大了些,干燥的空气中夹杂着牛粪和泥土的气味,书本吹得哗哗作响。关上门,李永年提高了讲课的声音。“我爱北京天安门”,一口浓重的方言普通话,把学生的发音也带得“跑偏”了。

根据学生的年龄,李永年仔细写下值班表

李永年:

学生在还热闹点,晚上黑得啥都不见。我走三四里去乡中心小学吃饭,天不好的时候就不去了。就我自己,我不怎么说话,换了你们耐不住。

乡上照顾我,让我来日芒教学点,因为这里每学期有1000多元的教学经费,买个粉笔板擦啥的日用品,我自己说了算。吃喝都去乡小学,别人还要掏点伙食费,给我就免了。

我有个高中同学张永武,他考了大学,现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做翻译。他来看过我,女儿上大学的一万就是他借给我的。高中同学还有在五矿集团的。没有看不起我,他们对我还是高中那会儿的情谊。

妻子在乐都县当环卫工,是“4050”计划给提供的岗位。我觉得大家都很照顾我们,要不这年头上哪里去借钱,特别是我又还不上。

半月谈记者:对人生有什么规划吗?

李永年:

把书教好,把欠钱还了,把娃娃供出来。人生的事儿,要一样一样来。能做到这几样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有其他啥规划了。我喜欢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电影、人物传记什么的,现在中心小学有无线网络可以反复看,我很满足了。

我也和乡里争取过编制,但是代课教师又不是我一人,还有更远更偏僻教学点的。解决了我别人也来找,乡里工作就没法干了。后来我就不找了,已经52岁了。(张曦 徐文婷 来源:《半月谈内部版》2018年第4期,原标题:《“人生的事儿,要一样一样来” ——访大山深处的李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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