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孩子,都送去了育婴堂。从这个角度来说,《爱弥儿》只是一个思想实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将一个普通男孩抚养成一个真正自由的成年人?
他曾经说过:“生活,这就是我要教他的技能。从我的门下出去,我承认,他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人,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一个人应该怎样做人,他就知道怎样做人,他在紧急关头,而且不论对谁,都能尽到做人的本分。”
人之为人的本分是什么?如何让一个孩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自由的、理性的、成熟的人?
事实上,卢梭开出的处方颇为古怪,处处混合着无限的爱和显见的残忍。比如不允许小爱弥儿看书(孩子到了12岁以后才能学习阅读、写作和算术之类的知识),孩子的第一个哲学老师应该是他们的脚、手和眼睛。
爱弥儿在森林里上天文学的课,老师在黄昏时分把他带到森林;爱弥儿很饿,需要学习辨认星星的位置,以便指引他回家。他要弄清楚梯子放在什么角度可以摘到樱桃,绳子要吊多高才能拴住秋千,这便是学习数学的过程。
老师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引导者,孩子的自由意志本身才是自我教育的动力所在——爱弥儿学习自然而然引发他兴趣的东西,而不是迫于体罚强制或者想在长辈面前表现而去学那些死记硬背生搬硬套的东西。
以自由为目的的教育,每一步都应该自由地选择。一个自由的孩子只服从事物的必然性,而不是屈从别人的意志。所以,别人不能命令他,即便是最好的老师和父母。无论他们的命令多么合乎情理,孩子都会把它们看作另一个意志的武断表达。因此,爱弥儿的老师要想决定爱弥儿的意志而不引起他的不满,就必须让整个事件看起来合乎自然的必然性。这样做培养了爱弥儿满足自己愿望的感觉,从而体验到怎样用自己的力量和理性做自己乐意做的事情。这才是自由的滋味:既不做自己一时念头的奴隶,也不做他人意志的奴隶。
卢梭的实验可行吗?真的有人能像爱弥儿那样长大吗?
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是最早将卢梭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的教育家。他给自己的第一个儿子(生于1770年)起名“让-雅克”,打算以卢梭的方式教育他成人。他在日记里写自己带着三岁的儿子去林间漫步,向他指出自然里发生的种种奇妙现象,比如水往下流,他的儿子显然非常兴奋。他鼓励更多的父母带孩子到自然去,“自然是真正的老师,你只需要在她身边安静地散步即可”。
但是,让-雅克的教育结果并不如意,到了11岁的时候,这个孩子不会读,也不会写,有着明显的学习障碍。这可能与他自身的身体状况有关系,但像所有的父母一样,裴斯泰洛齐开始怀疑卢梭理论的可行性,后来将孩子送去了寄宿学校。
后来,裴斯泰洛齐将精力转移到对贫困儿童的教育上,他的教育哲学也逐渐从卢梭式的世外伊甸园转为温暖的乡间家庭。他认为家庭关系是最起码、最重要的自然关系,而家庭生活才是教育的真正中心——正是在家庭里,儿童从与母亲形成的依恋中学会如何去爱,从跟随父亲的劳作中学到手工技巧,从与兄弟姐妹的交往中学会如何与人相处。
1958年,国内一幼儿园老师带孩子们做游戏
没有家的孩子怎么办?
1774年,裴斯泰洛齐在苏黎世附近的新庄办起了第一所孤儿院,收留了50个5~10岁的孤儿和流浪儿。为他们提供衣食,教给孩子读、写、算等基本知识,并让孩子们通过纺纱、织布等手工劳动,获得生活的技能。对于这些没有家的孩子,他致力于在学校里为他们创造一种类似于家庭的氛围。他与这些孩子一起生活、劳动、学习,建立父子般的感情。
在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哲学中,“爱”是最基本的元素。他认为,道德教育的任务在于唤醒和促进儿童“爱”的种子的发展,从爱自己的父母,进而爱兄弟姐妹、爱他人、爱人类、爱上帝。讽刺的是,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法是为贫困儿童设计的,却在富裕阶层的父母中流行起来。19世纪初期,在英国、西班牙、俄罗斯等国家都出现了大量的为富裕阶层儿童创设的裴斯泰洛齐学校。
1816年,一个叫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的德国人在他的故乡——图灵根森林附近的小村庄卡伊尔霍开了一所裴斯泰洛齐式的学校,开始他在幼儿教育上的第一次实践。学校里只有六个学生,其中五个是他的侄子。孩子们布衣粗食,每天不在田间劳动,就在森林中散步。
这个学校的效果如何,这六个学生的未来如何,历史上并没有记载,至少我没有找到更具体可靠的信息。但重要的是,21年后,福禄贝尔又回到这里,创办了一所新的幼儿教育机构,专收3~7岁的儿童。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幼儿园(Kindergarten,德语词,意为“儿童的花园”)。
幼儿园:儿童的花园
在《终身幼儿园》一书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米切尔·雷斯尼克(Mitchel Resnik)提到自己在上个世纪之交时曾经参加过一个论坛,人们在激烈地辩论过去千年里来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
有人认为是印刷术,也有人认为是蒸汽引擎、灯泡,或者计算机,但他却认为是“幼儿园”。
你大概也会觉得这位教授有点古怪。很少人会想到“幼儿园”是一种发明。但事实上,1837年当福禄贝尔在德国创办第一所幼儿园时,它的确代表一种非常激进的变革,一种与人类以往教育完全不同的模型。以儿童为中心、以玩为基础,整全教育,尊重儿童不同的学习风格,父母的参与/训练,教育中折纸、音乐、游戏以及运动等手段的运用,这些都是福禄贝尔对幼儿园最初的构想,即使到今天,仍然是非常先进的教育理念。
一开始福禄贝尔把他的发明称为“培育幼儿的机构”(Institution for Forstering Small Children),但他一直对这个名字不满意,直到三年后,他在一次山间散步时想到Kindergarten这个词。
据他的朋友回忆,当时福禄贝尔“突然立住不动,眼中充满光彩,对着群山喊道:‘我想到了!儿童花园(Kindergarten),这就是我的新机构的名字!’”。
“就像在花园里,在上帝的指引下,在那些技艺高超、聪慧的园丁的照料下,”福禄贝尔在1840年给一位德国女士写信,“植物根据自然律茁壮成长,在我们的儿童花园里,万物中最高贵的存在——人根据他们自身、根据上帝、根据自然律,得以成长。”
“花园”是一个完美的浪漫主义的隐喻——耕作土壤和养育心灵这两种活动不仅彼此相似,而且同源同质。但对福禄贝尔而言,植物和花园都不仅仅是隐喻,尤其是植物。福禄贝尔的童年过得很不幸福,母亲早逝,父亲严厉、继母冷漠,生活孤独而闭塞,家中一片小小的花园是他唯一的慰藉。直到10岁那年,一个好心的舅舅收留了他,给了他一个温暖愉悦的环境。15岁时,他请求叔叔送他去林务官处当学徒。那两年的时间里,他一个人研究植物和树木,从中领悟到自然中万物的生发,以及其中的秩序与和谐,这些体会后来逐渐渗透到他的整个教育哲学之中。
对福禄贝尔而言,自然是一个完美的教育模型。就像植物生长一样,他相信人类的身体与心智发展也有其内在的有机必然性,教育应该是顺其自然,而不是绝对或者规范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者的任务与园丁的确是一样的,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帮助儿童自然而然地成长。
作为正统路德会牧师的儿子,福禄贝尔从小受家庭影响,是一个宗教情结很浓厚的人。在他的著作《人的教育》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有一条永恒的法则在一切事物中存在着、作用着、主宰着。……这条支配一切的法则必然以一个万能的、不言而喻的、富有生命的、自觉的,因而是永恒的统一体为基础……这个统一体就是上帝。”
他不仅无条件地相信自然的神性起源,也赋予儿童以神性的光环——孩子不仅没有什么原罪,而且是“上帝精神”的体现;童年,尤其是幼儿时期不仅不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是“人类发展的自然和神圣的起点”,也是真正的教育的起点。
“人的整个未来生活,直到他将要重新离开人间的时刻,其根源全在于这一生命阶段……他将来对父亲和母亲、家庭和兄弟姐妹的关系,对社会和人类、自然与上帝的关系,按照儿童固有的和天然的禀赋,主要取决于他在这一年龄阶段的生活方式。”
“假如儿童在这一年龄阶段遭到损害,假如存在于他身上的他的未来生命之树的胚芽遭到损害,那么他必须付出最大的艰辛和最大的努力才能长成为强健的人,必须克服最大的困难在其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和训练的道路上避免这种损害所造成的畸形。”
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说,福禄贝尔将教育视为实现宗教目的的手段——“人必须首先认识自然,进而认识人性,最终认识到上帝的统一”。
在他的教育哲学中,“统一”是一个关键概念:上帝是万物的统一体,世界、自然和人都是上帝精神的自我揭示。上帝的自我是通过外部和内部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外部的,即现实的表现就是物质世界;内部的,即思想意识中的表现形式就是人的心灵通过预感、通过共鸣所参与的精神世界。
除去这一层宗教神秘主义之外,福禄贝尔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发展主义者。他成长的年代正是德国古典哲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的鼎盛时候,他年轻时在耶拿大学读书,曾经系统学习过数学、建筑与生物学,后来又先后在哥丁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物理学、化学、矿物学以及哲学和人类学。
所以,福禄贝尔对幼儿教育的理念虽然基于神学,却结合了当时来自科学、哲学、教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他自己多年来对于儿童心智发育细致入微的观察。比如他通过观察认为,婴儿期的大脑一定在发生剧烈变化(他相信,孩子爱玩是一种天性,是上帝刺激他们大脑发育的手段),所以特别关注孩子在7岁以前的成长。150年后,他的这一观察才得到科学的证实。
“玩”是福禄贝尔整个教育系统中的核心。他相信,儿童是在“玩”中体会上帝的“统一性”的,就像成年人在“工作”中体验上帝的“统一性”。
他说,玩耍是一个人在幼儿阶段“最纯粹、最精神性的活动”,是“儿童灵魂的自由表达”。“一个能干的、平心静气的、坚忍不拔的坚持游戏的儿童,也必然会成为一个能干的、平心静气的、坚忍不拔的、能够以自我牺牲来增进别人和自己幸福的人。”因此,成年人,尤其是母亲,应该学习如何培育、保护、守护“玩”这件事情。
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已经证实了玩耍对于儿童的身体、智力以及社交情绪发展的价值,尤其是纯粹形式的玩耍——无结构、无动机、想象性的、独立性的玩耍。但在那个时代,这些观点大概都是相当惊世骇俗的。
在他之前(以及在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绝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基于广播式教育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课,传播知识和信息,学生在座位上听,认真记笔记。学习就是被教育,被测量,被告知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但福禄贝尔知道,这种方法对五六岁的孩子是没有用的。小孩子只有在与世界交互之时才学得最好——正是在与世界交互的直接经验中,他们学习如何观察、推理、表达和创造。
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结合自己在建筑、工程以及数学上的知识,陆陆续续设计出来一整套“玩”的体系,从简单到复杂,从统一到多样,循序渐进,包含了游戏、音乐、劳动、运动等各种活动,并配备了一整套教具。他称这套教具为“恩物”,意思是上帝设计恩赐给儿童进行自主活动的材料。
比如,这些恩物里有圆球、立方体、圆柱体,孩子们可以用来搭建出高塔;有平面的几何木块,孩子们可以设计出马赛克的图案;还有彩纸,可以折出形状和图案;还有木棍和豌豆,可以组装出三维的结构。
通过这些恩物,他希望他的幼儿园里的孩子能够更好地了解周围的世界。了解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一个世界——用自己的手和眼睛,利用这些恩物,再造一个世界的模型。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恩物其实一点都不神秘,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工具,帮助孩子以具体的方式直接体验和把握那些他们本来无法理解的抽象概念,包括几何、数学、艺术等。事实上,今天的很多玩具,包括积木、乐高、串珠、涂色书……都是从福禄贝尔的“恩物”中演化而来的。
除了这些恩物之外,福禄贝尔的“玩”的体系里还有音乐、舞蹈、户外劳作,都旨在强化五官的感受力,而不是教授某种知识或技能。福禄贝尔从来没有在儿童的道德和品性培育上给出正式的建议,但他认为儿童会在照顾植物和动物的过程中自然获得这些品质。
福禄贝尔的教育哲学与工具吸引了很大的关注,先是在德国,然后是欧洲,最后风靡美国。他深刻影响了他之后的许多教育家,包括蒙台梭利,她的教具显然是在福禄贝尔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福禄贝尔想要培养的,是“一个敏感、求知的孩子,带着无拘无束的好奇心,以及对自然、家庭和社会的真正尊重”,但在他那个时代,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大众教育即将揭开序幕,他必然要经历许多艰难的挣扎,就像今天那些倡导“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者一样。
“福禄贝尔在创建第一个幼儿园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过,他其实是为21世纪发明了一种理想的教育模式。”雷斯尼克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有创造力的思考者和行动者,就得问自己:从哪里寻找灵感?有什么好的学习模型?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最好的学习模型来自孩子,尤其是他们在幼儿园的学习模式。”
在幼儿园里,无论用积木搭建一个城市,或者用蜡笔画一幅图画,孩子的学习往往是从一个想象开始——你的脑海里有一个想法,根据这个想法创造出一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加以把玩与实验,与朋友分享、讨论,得到反馈,然后反思,产生新的想法。这样,你又回到一个新的起点——用雷斯尼克教授的说法,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学习螺旋”。对于今天不断变化的社会来说,这种迭代学习过程(iterative learning process)最为理想不过,因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我们必须不断想出创新的方案来应对生命中不断变化的状况。
所以,我们不仅不应该把幼儿园弄得像学校,恰恰相反,应该把学习,甚至整个社会都弄得更像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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