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长廊教案设计意图】新华社记者如何发现“小刚大宝干”

王郁昭随后向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请示。2月26日,万里听了汇报后说:“只要能把群众生活搞好,就可以搞。”“凤阳大包干”从此在全县叫开了。那是大包干到组。

我前面介绍了“第一篇关于‘凤阳大包干’的报道”,有人可能会问,凤阳实行大包干的第一年,即1979年,你们为什么没报道呢?

确实,1979年凤阳县已有83%的生产队搞了大包干。年末,安徽分社采编主任张万舒与我一起走访了马湖、宋集、梨园等公社,看到凡是实行大包干的,队队增产,季季增产。于是我们从“适应当前干部管理水平；联产计酬,调动积极性；减少矛盾,增强了团结；精耕细作,促进了增产”等方面,写了一篇内部报道《凤阳大包干好处多》,被总社以“机密级”刊发。这是第一篇关于“凤阳大包干”的内部报道。

那当时为什么不搞公开报道呢?因为1979年社会对联产责任制争议激烈,报刊还时有批评言论。我们决定先发内部材料报道“探路”。直到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充分肯定了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县的“大包干”(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 P275页)。至此,这一争议才告一段落。

也就是在那次采访中,我们发现小岗的农民都是一家一户在地里干活,与其他队几户在一起干活的场景明显不同。我们问陪同采访的公社书记张明楼,他含糊其辞地说,可能是同组的人分散干活或有事去了。问地里干活的农民,他们只是笑,不答话。

其实,我们的怀疑没有错。比我们更早怀疑小岗“包干到户”的是县委书记陈庭元。1979年4月初,他到小岗检查工作,发现小岗是分户劳动的,张明楼向他汇报:“群众自发搞‘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陈庭元村里村外转了一圈,说:“他们已穷‘灰’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就这样,陈庭元将“小岗大包干”保了下来。但嘱咐他,一定要“保密”。

小岗大包干(到户)是由凤阳大包干(到组)演变而来的。1978年冬,小岗队开始也是实行大包干到组,先划分4个作业组,干了没几天,组内产生矛盾,于是各个组“发杈”,又分成8个组,每个组只有二三户,可是没干几天,又有吵架的,还是干不好。于是在一天夜里,生产队秘密集会,立下“生死契约”: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分田到户。从此,一种与安徽省所有联产责任制都不同的“小岗大包干”诞生了。

时任县委办公室秘书的吴庭美是土生土长的小岗人,地熟人更熟。1979年12月他回家乡写了一篇《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的“小岗大包干”调查。陈庭元将这篇调查报告送给万里。万里看后,1980年1月24日,风尘仆仆赶到小岗队调研。调研完临行前,对恋恋不舍的送行群众说,“批准你们干5年!”吴庭美是总结“小岗大包干”经验的第一人。

几乎与吴庭美回小岗调查同一时间,1979年末,张万舒和我带着小岗队是否“包干到户”的疑问,回到县城,询问县领导,但一个个讳莫如深。

1980年12月,张万舒从其他渠道得知“小岗大包干到户”的信息,又重返小岗实地采访,与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等人促膝细谈,掌握了详尽资料。他写了报告文学《中国,有这样一个村庄》,刊于新华社初创的《瞭望》杂志(1981年第2期)。张万舒是以纪实文学手段宣传“小岗大包干”的第一人。

小岗大包干后,1979年一年生产的粮食等于大包干前5年的总和,生产的油料等于前20年的总和,23年未向国家交售一粒粮,还吃救济粮,而那年一下交了2.5万斤粮食。随着一句顺口溜“千条计,万条策,不如大包干到户一剂药”的传播,“小岗大包干”成为“挡不住的诱惑”。特别是万里对“小岗大包干”的表态,更使“小岗大包干”成为全县学习的样板。尽管各个公社层层落实县委“要稳定各种联产责任制”的要求,但农民大声说:“不到户,稳不住!”许多生产队都是一夜之间就将田地分到了户。1980年下半年,是凤阳县包干到户逐渐取代包干到组的半年。到年末,全县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或者明组暗户。

就在凤阳县大包干由组“滑”到户的过程中,从省内到省外,一波又一波参观潮涌进来了。这些参观者开始都是抱着学习大包干(到组)的经验来的,县里介绍的大包干做法、样本、合同书,都是大包干到组的,但是参访者自己到生产队一看,发现很多是到户的,或明组暗户的。于是他们转而学习大包干到户的做法,也就是“小岗大包干”的做法。他们回去以后,也纷纷干起了包干到户。

1981年春夏之交,河南省豫东地区对外宣称是实行的“联产到劳(劳动力)”责任制。安徽分社社长尤淇派我去实地调查比较一下“联产到劳”与包干到户的优劣。在新华社河南分社的支持下,我访问了开封地区,重点走访了杞县和兰考县的一些生产队,结果发现他们搞的都是大包干到户。队干部告诉我,开始是搞“联产到劳”,但田地、责任难分,一家几个劳动力还要分开。后来去凤阳学习了大包干(到户),感到还是这种方式简单,利益直接,回来就干了。我向尤淇同志作了汇报,他说,因是河南省的事,就不写报道了。

后来,我在河南分社的报道中,还看到这样一件事,1981年中秋之夜,豫东黄泛区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农,在朗朗月光下,摆出香案,面向北京礼拜,口中念道:“我一不求金,二不求银,只求让我包干到户。”

1981年春节前夕,我曾随着一批外地参访者来到小岗生产队。一踏进这个过去的“叫花子窝”,只见户户大囤满,小囤尖,全队20户有14户是“万斤粮户”。“万斤粮户”家里、场上都圈了四五个大粮囤。参访者怀疑作假,有的将手从粮囤底部插进去,摸摸下面是不是谷子；有的用脚踢粮囤外围,听听声音,判断外围是不是谷子；还有人顺手操起一把谷耙柄,从粮囤顶部戳下去,凭感觉判断中心是不是谷子。最后都笑着说,“不假,都是装满谷子的大粮囤。”有一个青年人疑云未散,悄声问小岗队61岁的女社员王德兰,“可是干部将人家的谷子移到你家来了?”围观的社员都咯咯笑了:“‘浮夸风’的苦头俺们没吃够?还能干这种事!”王德兰两手一拍,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说:“哪家没有三五个粮囤,几千斤粮食!”那个年青参访者高声说:“这一个个大粮囤将我头脑里的‘?’给拉直了,变成‘!’啦。”应同行的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位主编之邀,我将这次访问写成了一篇通讯《“?”变成了“!”》,作为“专稿”,很快被《解放日报》刊登。这是关于“小岗大包干”的第一篇新闻报道。

各地的参访者打的是学习“凤阳大包干”的(到组)旗号,带回的是“小岗大包干”(到户)的做法。随着全省、全国各地到凤阳参观团队的返回,小岗大包干星火燎原般传开。到1981年底,安徽省大部分生产队已实行“小岗式的大包干”,到1984年底,全国97%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而其中绝大部分实行的小岗式的包干到户。

在后来的发展中,小岗村已由原来的“讨饭村”变成今天的“小康村”,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相比,这里没有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还是一个传统农业区。于是有人对它“吐槽”,甚至质疑“大包干”方向的正确性。作为一名老农村记者,我以自己的采访经历得出结论——

“小岗大包干”的历史推动力不容置疑

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社会统称“双包责任制”。

那么,“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农民最后都选择了大包干呢?

1979年12月,我和田文喜两位农村记者在滁县地区进行了十多天的调研,采写了内部材料报道《滁县地区各种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对比分析》。我们在采访中得知,包产到户有繁琐的程序,至少要做到“四定一奖”(定亩产、定成本、定工分、定上缴、超产奖励),还要求“五统一”(统一种植计划,统一育种,统一使用大型农机具,统一管水放水,统一植保治虫)。农民说,粮食称进称出,工分算来算去,还不是干部算计百姓。基层干部说,包产到户与集体生产相比,干部的工作量更大,但吃力不讨好。而凤阳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方法简单,一听就明,利益直接,一看就清”,所以深受农民喜欢。

关于包产到户与大包干(到户)的区别,原任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有更深刻的见解。1998年,在滁县地区纪念大包干20周年的座谈会期间,时任国家政策研究部门领导的王郁昭对我这个他称作“一条战壕的战友”,倾吐衷言。他说,包产到户是在维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基础上,对生产体制、计酬办法的一种改良；而大包干(到户)实际上是公有制条件下的分田单干加双层经营,是否定人民公社体制的一种改革。两者有本质区别。

他对大包干(到户)推动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包干(到户)以后,农民有了种植自主权,经营自主权,这才有了多种经营、工副业生产的大发展,有了专业户、专业村、家庭工厂、股份制企业、专业市场这些农村新事物；农民有了土地流转权,这才有了家庭农场、规模经营、合作经济组织这些新现象；农民有了时间支配权,这才有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推动了城市的建设和繁荣。

他进而推论,如果没有大包干(到户),全国都推广包产到户,坚持“五统一”,那么人民公社那种体制束缚,就会将农民困在“一亩三分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其量温饱有余而已。关于这些表述,我曾写过内部报道《王郁昭谈大包干与包产到户的本质区别》。

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岗大包干”确实是农村改革的奠基性改革,也是中国改革的启动式创举。 (作者为新华社安徽分社原社长沈祖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