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教版小学语文低年级优秀教案】谢飞：50岁国际奖，70岁网红

踩倒。”而谢飞拍甘蔗林时，只是找了一片被大风吹倒的甘蔗地偷偷去拍，最后还是被老乡发现赔了点钱。谢飞后来经常总结，“第五代为什么比我们第四代更光彩一些？就因为他们比我们年轻，脑子不那么守旧，我们还要守规矩，不敢做得太过分。”

《湘女萧萧》

尺度突破

被沈从文的勇气所激励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各种文化思潮最为蓬勃的80年代，电影中出现了不少表现情欲场面的大尺度镜头，中国电影人用各种方式不断探索着电影审查尺度的上限。从这方面讲，谢飞也算是一个挑战者。

在拍《湘女萧萧》时，谢飞很明确，这部戏主要表现在“童养媳”畸形婚姻制度下，使得正常的情欲受到扼杀，变成一个悲剧，所以表现情欲是很正常的。中间甘蔗地里的“野合”戏是剧情需要，但是之后拍寡妇被村民沉潭时的戏份时，在角色究竟要不要“裸体”的问题上，谢飞有些犹豫了。

为此，他还专门去问了原著的小说作者沈从文先生，老先生当时已经中风，虽然话说不太清，但还能说出来一点。谢飞问，寡妇偷情被抓住了，一定要裸体游街，还是穿着衣服？老先生说，这是他在湘西各处看到听到的，因为女人做了不要脸的事，就要把她的脸丢尽，必须让她裸体游街，最后沉潭淹死。谢飞心想，“1929年，年轻的沈从文就写出了真实，50年过去了，我都还不敢拍，那也太没志气了。”

这场戏，导演拍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大全景，当时有几百个农民围着，让副导演借了一身肉色紧身衣穿上，远远看像裸体一样；第二种是近景，导演回北京后在学校找美术系的人体模特做近景。审查的时候除剪短了一些全景之外，基本通过了。在谢飞看来，改革开放四十年，无论是电影的审查，还是创作人员、普通观众，都是一点点在变化，在开放的。

1983年谢飞在湖南沅陵拍摄《湘女萧萧》。

《本命年》

现实主义就应该有悲剧

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外的学术文化交流开始频繁起来。1984年，有一对香港夫妇邀请到了好莱坞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日本导演今村昌平来到北京，举办了一个国际电影研讨会。两位导演分别带着自己的作品《出租车司机》和《日本昆虫记》来做放映交流。

谢飞导演印象很深刻，“当时是在友谊宾馆放映的，放《出租车司机》的时候，有一个人在现场同声传译。马丁导演一会儿在前排，一会儿又跑到最后排，不停在整个放映间的不同位置听声音，看画面。”对于这几部影片，谢飞看完后感受颇深，“现实题材电影我们不陌生，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强项就是现实主义，写家庭伦理，但他们对人性复杂性的探讨跟我们的电影完全不同。”

之后，谢飞选择拍摄《本命年》和《香魂女》，看中的就是原著里人物的复杂人性。这两部电影都是悲剧故事，在拍摄《我们的田野》时，谢飞当时受到的教育是社会主义无悲剧，“新社会发生的事不能写悲剧，必须写出希望。”但谢飞认为生活中悲剧、喜剧、正剧都有可能发生，《本命年》主要是拍出它的真实感和人物的丰满性：姜文饰演的李慧泉既是个强者，又是个弱者；既是好人，又是坏人，有着非常复杂的人性。再加上当时处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变的时代变迁中，劳教释放的李慧泉，开始摆摊，面临社会上的歧视。整部戏就是一个暗色调，很多黑胡同的戏，“别人说我们这是黑色电影。”

《本命年》

1990年，电影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谢飞开始还挺意外的，但之后回过头想就明白了，“所有的文学艺术都是人的学问，这也是在改革开放头十年，我们自己学到的。”

谢飞展示自己的一座金熊和一座银熊奖杯。

网络时代

写影评成为大牌“网红”

60多岁以后，谢飞基本就不再拍摄任何作品了，最近20年来，基本就只教教书。然而，他对于以电影为主的文化现象，仍然时刻保持敏锐。他对一些新的通讯传媒手段接受得很早，也很快。1988年，他就买了一台486电脑，开始用电脑搞一些教案文字。现在一些比较红的综艺节目他都会关注，特别是像《我是歌手》这样的音乐真人秀，他觉得带活了整个电视娱乐，经常推荐给学生看，“你不要瞧不起，这两个小时的一场秀，像大片一样，起承转合节奏非常好。而且它有30多台摄像机，捕捉了无数的生动瞬间。现场录完以后，经过剪接，把导演的手段都用上了。”

2014年，谢飞导演注册了豆瓣账号，在上面记录自己的影评观感，“写影评、写看片笔记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学习方法，我当老师后每周总会看两三部电影，但过几年就会忘了看过哪部，于是就开始用iPad记了一年，后来让一个学生给我升级，升完之后全丢了，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很丧。”

谢飞导演的豆瓣号

之后谢飞发现写好影评再传到网上，记录就不会丢失，就开始坚持在豆瓣记录，谢飞表示自己写影评的标准是“不长篇大论，尽量以最直接的艺术感受来评价。”后来还因此得罪了人，去年他给两个新导演的作品，分别打了一星和两星，“我在看片的过程中如坐针毡，真的太难看了，怎么能拍成这样？”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谢飞影评的真实客观，让他在豆瓣收获了26300多名粉丝，成为一名“网红”，很多网友称他为“最大牌网络影评人”。

倒带40年

新京报：改革开放给你的生活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谢飞：“文革”期间我结婚生子，但最后五年我就下到农村去了，住到了白洋淀的安新县，就是现在有名的雄安新区，感觉很遥远。当时一直处于两地分居状态，直到1976年以后才回到北京，一家人住在一起。所以，对我个人来讲，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结束了之前不正常的状态，让我的人生恢复到正常轨道。

新京报：第一次出国是在什么时候？

谢飞：第一次出国是1984年去日本，当时是文化部艺术教育司组织的一个交流团，我们学校（北京电影学院）就选我去的。去了之后很开眼，因为那里物质生活很丰富，他们的商品已经开始“开架”销售了，就是商品摆出来，顾客可以随便看，随便摸。我就觉得很奇怪，给偷走了或弄坏了怎么办？因为当时在中国，商品都是被柜台拦住，摆在售货员的背后，顾客都是指着点货，售货员拿过来后还不让摸。

1988年8月，谢飞（右一）率团赴美洛杉矶参加会议。

新京报：改革开放之后，家里买的第一个电器是什么？

谢飞：我还算是个高干子弟，北京有电视是1958年前后。当时我们家很快就有了一台黑白电视，但那时候彩色电视比较少。当时每次出国回来可以买一个外面的产品，因为我是搞影视的嘛，电影已经可以看彩色的了，但在家里看到的不是彩色就很遗憾，所以去日本时就买了一个日本品牌的彩色电视，花了大概十万日元吧。

新京报：第一次穿西服是什么时候？

谢飞：1985年第一次去美国，那时候每人出国是可以自己拿人民币换30美元的外汇，相比我们的工资很贵，所以什么都不敢买，必须要集体行动，西服也没有，箱子也没有，都是从单位借的。以前我听过刘晓庆去日本，没旗袍，就到北影的服装库里去借道具旗袍，用道具服装当自己的旗袍。当时刘晓庆借了一件旗袍很合适，但有个地方被烧了个窟窿，于是她就找了一朵花别上。所以，你看那时候的明星，跟今天的完全不一样了。

新京报记者 滕朝 郭延冰 实习生夏秋子 编辑 吴奇函 许乔洋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