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

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地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这些赶年的摊子都教儿童们的心跳得特别快一些。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历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

——节选自老舍《北京的春节》

我童年生活中,不光是海边山上孤单寂寞的独往独来,也有热闹得锣鼓喧天的时候,那便是从前的“新年”,现在叫做“春节”的。

那时我家住在烟台海军学校后面的东南山窝里,附近只有几个村落,进烟台市还要越过一座东山,算是最冷僻的一角了,但是“过年”还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

过年的前几天,最忙的是母亲了。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因为那里的习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宰猪卖肉的。我看见母亲系起围裙、挽上袖子,往大坛子里装上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红糟”的糟肉,还有用酱油、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还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当母亲做这些事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不只有我们几个馋孩子,还有在旁边帮忙的厨师傅和余妈。

父亲呢,就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的娱乐。在海军学校上学的不但有我的堂哥哥,还有表哥哥。真是“一表三千里”,什么姑表哥,舅表哥,姨表哥,至少有七八个。父亲从烟台市上买回一套吹打乐器,锣、鼓、箫、笛、二胡、月琴弹奏起来,真是热闹得很。只是我挤不进他们的乐队里去!

——节选自冰心《童年的春节》

祖母是个很勤劳的人,一年四季不闲着。做酱。我们家吃的酱油都不到外面去买。把酱豆瓣加水熬透,用一个牛腿似的布兜子“吊”起来,酱油就不断由布兜的末端一滴一滴滴在盆里。这“酱油兜子”就挂在祖母所住房外的廊檐上。逢年过节,有客人,都是她亲自下厨。她做的鱼圆非常嫩。

……

入冬,腌菜。腌“大咸菜”,用一个能容五担水的大缸腌“青菜”。我的家乡原来没有大白菜,只有青菜,似油菜而大得多。腌芥菜。腌 “辣菜”,——小白菜晾去水分,入芥末同腌,过年时开坛,色如淡金,辣味冲鼻,极香美。自离家乡,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咸菜。风鸡,——大公鸡不去毛,揉入粗盐,外包荷叶,悬之于通风处,约二十日即得,久则愈佳。除夕,要吃一顿“团圆饭”,祖父与儿孙同桌。团圆饭必有一道鸭羹汤,鸭丁与山药丁、慈姑丁同煮。这是徽州菜。大年初一,祖母头一个起来,包“大圆子”,即汤团。我们家的大圆子特别“油”。圆子馅前十天就以洗沙猪油拌好,每天放在饭锅头蒸一次,油都“吃”进洗沙里去了,煮出,咬破,满嘴油。这样的圆子我最多能吃四个。

——节选自汪曾祺《我的祖父祖母》

编辑:陆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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