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能否谈谈这一段经历对你日后写作的影响?

张柠:我出生在一个乡村医生家庭。父亲是一位中医,在中医学院主修针灸,精通经络学。父系世代为医,祖父除行医之外还兼开药铺。母亲是妇产科医生。母系世代经商。外祖父是江苏镇江人,从苏南到赣南诸多城市都有他的米厂,他的房产解放后成了一家国营造纸厂的厂房和宿舍。外祖父死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此后家族一路衰运。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上有哥姐,下有弟妹。我4岁时离开鄱阳湖边老家的奶奶,被接到在一家山区医院工作的父母身边,从此每隔三五年,就要随父母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迁移,像马戏团一样。童年时代的朋友刚刚熟识,就分手了。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是我的家乡,但他们从来也不把我当乡亲看待,而是将我当作过客。我总觉得自己有一种“故乡缺失症”。我很熟悉乡村,但乡村对我来说其实有点抽象。父系的农民性格和母系的商人或市民性格,还有乡村医院相对独立的小知识分子氛围和周围的农村生活、农民朋友,构成了我观察生活的复杂背景。

我觉得自己对文学的爱好跟父亲的性格有关。父亲爱好文学,擅长古典诗词,书架上还有那时候唯一允许阅读的《红楼梦》《鲁迅选集》等基本文学读物。父亲是一位极其敏感、尖锐、健谈且不得志的人,再加上中医师特有的“望闻问切”之术,使他对人的判断常常是惊人地准确。

1974年父亲死于癌症,我从此开始独自谋生,在一个山区水电站做了三年苦力。1977年12月恢复考试制度时,我母亲说,随便报一所容易录取的学校吧,你们5人我已经不堪重负了,于是我上了一所地质学校,在野外地质队一待就是10年。1991年到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

孤云:在考上研究生之前,你从事什么工作?后来怎么考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张柠:到华东师大读书是迫不得已的。我最初的梦想并不是搞文学,而是想当歌手。我的嗓音条件和乐感都很好,竹笛和长笛都吹得接近专业水准,因长得太丑,于是我想学作曲。我大姐在音乐系读书的时候,急了就拿我写的曲子去当作业。但音乐不同于文学,自学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我最终不得不放弃,于是整天在读文学书,写小说。1987年左右啃黑格尔、康德、尼采的时候,我才开始尝到了理论的乐趣。但我依然没有去搞理论批评的想法。1989年下半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1990年10月,小说家格非把我引荐给俄罗斯文学专家倪蕊琴先生。我守候在老太太下课的路上,拦住她谈了一个多小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她说,赶紧回去复习外语吧。后来我成了她的关门弟子。

孤云:你干了10年的地质队员,这段生涯想必非常有趣。是什么促使你决心走出已经形成惯性的人生轨道,向着一个不确定的陌生的未来走去,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吧?

张柠:当我向你提到骑自行车翻山越岭、野炊、帐篷、裸泳、钻井队的时候,你一定会说,哇,好过瘾哪!你甚至还会想到《生还者》摄制组呢。但在我的经验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地质队野外生活给我带来的后遗症,就是让我痛恨山水。我至今对去风景区旅游嗤之以鼻,就像莫言一看到青草的绿色就要呕吐一样。那时候,我经常像梦游一样跟着同事在野外游来游去,但我的心思却不在那上面。我随身携带了很多书。他们晚上喝酒、打麻将的时候,我就看书,文学、哲学、历史,什么都读,就像一个饥不择食的饕餮之徒。白天魂不守舍的我,只有夜晚才感到安宁。当时读到贾平凹的小说《二月杏》,是写地质队员野外生活的,让我感动不已,其中有一首诗我还隐约记得:“高高的山上一树杏花/那是夜的眼睛/孤独的眼睛,忧郁的眼睛/从此大山有了颜色……”

孤云:漂泊的生涯、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内心世界,这是人生的赐予,也是影响你际遇的催化剂。

张柠:生命的本质并不需要这种荒诞的“赐予”,它本应该属于“欢乐”,然而我却没有。我习惯于将精神问题放到现实生活背景中来讨论,而不是通过哲学的方式来美化它。我觉得是父亲的遭遇和早逝培养了我的独立精神。母亲作为一个留在农村文化中的外乡人、一个寡妇、一个担惊受怕的女性,培养了我与周围世界的紧张关系。迁徙、漂泊、劳累的青少年经历,培养了我不断寻求安全感的惯性。我所说的“安全感”是一种很具体的、有切肤之痛的东西。“寻求安全”这一底线,是一种无奈的抵抗,这种抵抗经常带给我危险和乐趣,这也应该算是一种精神动力。

孤云:你在华东师大生活了几年?学校里的学术氛围如何?

张柠:我在那里生活了3年。当时的华东师大,如果撇开其他不论,学生的读书和生活环境还是相当自由的。头两年我基本上与外界没有联系,也很少到小圈子掺和。除外语课之外,我从没有听过任何大课,中文系对此听之任之。我在忙于整理自己的思路,以前读书太多太杂,需要串一串。

孤云:我记得格非、胡河清等人当时也还在华东师大?据说,当代文坛上有个“华东师大作家群”,能否介绍一下?

张柠:我对那个“群”不熟悉。最早认识的是小说家格非,通过他又认识了上海的宋琳和程永新、浙江的余华、福建的北村、河南的李洱等作家。那时候的华东师大还很有吸引力,各地先锋小说家都喜欢到那里找女生跳舞。1993年前后,我经常接受王晓明的邀请,参加由他主持的每月文学沙龙,经常出席沙龙的有夏中义、李劼、胡河清、格非、徐麟、陈福民、张闳等人。复旦那边的陈思和、郜元宝,还有《上海文学》的蔡翔偶尔也来。沙龙每次由一个主讲人讲一个专题,比如“文学与民间性问题”“人文精神的危机”等等。

孤云:华东师大给你们的精神遗产是什么?又有哪些人文气质是华东师大所特有的?

张柠:华东师大由一所教会大学与一所私立平民大学合并而成。它有着古典主义的外表(园林布局、浪漫、唯美、爱情),但它骨子里却是现代主义的,还夹杂着一股上海的市民气息。中文系的许多元老(比如许杰、施蛰存)都是作家出身,即使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的(比如王元化、徐中玉、钱谷融),性格中也充满诗性。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华东师大,可以说是一个话语的自由试验场。每一个人都在通过说话来显示自己的独特个性,每一个人都试图语出惊人。这大概是它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发达的重要原因。

我不得不承认,那是一个时刻都充满了发现的地方。但我觉得,那里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界限太模糊。当时的表达看似惊人,时间长了就烟消云散。今天的华东师大似乎想纠正这一偏差,试图让批评更接近学术。结果是学术水准还没有上去,原有那些惊人的发现力和犀利的表达力却无影无踪。有没有一种将学术性与创造性表达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呢?这不是哪一个学术圈子的问题,而是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难题。

孤云:华东师大的求学生涯,想来已是你人生极其重要的一段经历。

张柠:华东师大的3年学习对于我来说十分关键。那3年期间,我就像一头牛一样,将以前十年所学的零星知识反刍了一遍,使之变成了我肠胃里真正的营养。如果没有这3年反刍过程,以前的东西可能会原样拉出来。华东师大为我的肠胃“消化”提供了一个适合的温度、环境。如果换成另一所好的大学,我想也一样。我于1994年7月毕业分配到广州,转眼又这么多年了。

(节选自中国作家网,2003年12月网络访谈。孤云,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编辑,网络作家。)

你有着怎样的青春故事?

说说你所了解的青春时代的他们

是哪一个瞬间,让你忽然理解了“他们”,或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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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曾经的、未来的和当下的青年们,节日快乐:)

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年轻

留在你记忆中的那个春天,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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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山谣》张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3月

十几名还没满二十岁的上海青年,来到长江中游一个叫作春山岭的乡村,新的环境让他们感到震撼,新的生活时刻在考验着他们。而他们的到来,也引起了原本寂静的山村、小镇的喧哗和骚动。这样一群青年人,站在时代前沿,为人生轨迹的突变而迷茫,不断与周遭发生交融和冲撞。每到重大关口,他们心底的爱和善总是及时地突显出来,懵懂的爱情和友谊,支撑着他们的生存信念。小说呈现了生于20世纪50年代一辈人的青春岁月,是奋斗和成长的史诗,是城乡生活交织的壮阔画卷。他们的青春回忆成为一曲婉转的恋歌。

《春山谣》与其说是追忆成长,莫如说是激活流年中的生命,所有时代都会存在青春之力,而每个年代出生的旅人都既是历史的又是个性的,两者互相作用,便出现了不会重复的心路和不可复制的长相。当然,得看什么样的作家来写,得看怎样去写,《春山谣》经得住这样的看——用体察自然万物的心志去体恤人和命运的写作,往事之中恰恰喻示着新生经典的降临。

——施战军(《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张柠调动其丰沛的经验储备,以去除矫饰的素朴叙事,重新讲述近半个世纪前万千青年曾经历过的人生段落。小说以春山岭为切片,深入乡村的肌理与岁月的褶皱,谛听在号角与锣鼓缝隙间混杂流动着的命运之声,那些陡峭处的心跳、迷途中的独语、懵懂时的对话,搅动平静时日的喧哗,曲终后萦绕不散的叹息。他拒绝了“苦难”“伤痕”或“无悔青春”式的现成曲调,以忠实于小说的方式,刻写下这些年轻的灵魂曾如何奋力在错综的时代中把握住自己的生活。

——徐晨亮(《当代》杂志副主编)

大凡青春,都少不了理想、浪漫色彩,另一方面,所有的青春,也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我们把《春山谣》看作一部浓墨重彩地书写表达一代人青春记忆的长篇小说,那么摆在张柠面前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将人饱满而生动地书写出来。张柠最为成功的地方,就是对相关人物形象那足称丰富的人性世界做深入细致地挖掘与表现。事实上,认真读过小说之后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也往往是那些人性构成成分相对丰富的人物形象。

——王春林(评论家,《小说评论》主编)

《三城记》张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

一部书写“80后”成长史的长篇小说,聚焦主人公顾明笛的命运变迁。同时直面当下中国城市生活,以此为原点辐射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和精神状况。新兴时代,小资青年,有多少人在“逃离北上广”,就有多少人在这里寻找归宿。沙龙、报社、高校、互联网,立足的城市与遥望的乡村,哪里才是顾明笛们的出路?小说较为完整地塑造了当代青年的典型形象,突出他逐渐敞开自我、认知世界、寻求爱获得爱,并最终由一位具有“小资情调”的青年成长为真正有责任、有担当、有情怀的人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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