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突围精彩段落】美文都欣赏：余秋雨古典散文名篇《苏东坡突围》

突破苏东坡大关

(一个)

住在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虽然安静，但孤独也来了。有时很凶，尤其是半夜来的。一个人绕着屋子走来走去，放下窗帘，把站在窗外的悬崖和转过来的海水分开，眼睛不时地瞥了一眼床边乳白色的电话。有声音，急忙跑过去，台北《中国时报》公司打来电话，一位不认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本书在台湾卖得很好，所以要接受外国电话采访。问了我很多问题、出身、经验和爱好，一个也没有漏掉。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史上你最喜欢哪个文学家？”我回答说：少东派。她又问了。“在他的作品中，你最喜欢哪一部？”我回答：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很少停下来问我：“你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战后《赤壁赋》吗？”我说得对，心里立刻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符号，盘山深夜，海峡屏障，生前。

放下电话，我脑子里立刻出现了黄酒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在去那里之前，我记得武汉的朋友们纷纷来劝阻。原因不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在那里战斗，而是苏东炮灰区怀有错误的地方。现在我们又跑回去认真地上吊了。说得好听是错是错，说得难听是错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为什么苦？

我知道大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正的赤壁之战。他们大部分人说是在嘉鱼县打的。但是近年来，湖北省的几位青年历史学家持反对意见，认为苏东坡回族区没有错误怀孕，黄州赤壁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这场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的前景如何，黄州还是想看。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代战场的遗迹，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心情。大艺术家即使错了，魅力也会错。正如王尔德所说，艺术只有美丑，对与错并不重要。

所以我去了。

这是黄酒赤壁。红色陡峭的石坡直通浩浩荡荡的东边的大河，斜坡上有险道可以爬，河上有小船可以划船看，地方不大，但低头就有气势，有伟大和渺小的对比，有视觉空间的变异和错误，值得游览观和冥想。客观的景色只提供了一种审美可能性，而其他游览者则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这种可能性。

苏东坡用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观注入了意义，正是这种意义使无生命的自然形态变得美丽。因此，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建筑师。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是，自然美也可以反过来识别和建设人。苏东坡完成了黄州，黄州也完成了苏东坡，这真是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对黄州的那些杰作进行了记录，宣布黄州进入了新的美学等级，宣告苏东坡进入了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共同提升，谁也不能离开。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很多地方比黄州漂亮多了，为什么偏僻的黄州能给他这么大的惊喜和震动？他为什么能把这么深的历史意义和人生意义投资到黄州？黄州为什么能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这一切都取决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过来，他带着很小的官场，实际上是作为流放犯走过来的，他带着官场和文坛，往他全身泼脏水，他充满侥幸，绝望地走过来。他被拖离自己的家园，没有资格选择黄酒以外的任何地方，他朝当时荒凉的这个小镇走来。

他很累，他很狼狈，过了河南，过了淮河，进了湖北，到了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准备任何住处，他不得不住在一节。他擦着脸喘着气，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朋友。他闭上眼睛摇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英才历史书的文化突破。黄州，注定要和这个伤痕累累的包围者进行接连不断的壮丽对话。

(2)

人们有时会觉得很愚蠢。像苏东坡一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大门号，应该是他所处时代的最高自尊心。他周围的人一定小心翼翼地珍惜他，虔诚地看着他。总不想去找他的麻烦吧？相反，越是超越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不相符。

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很特殊。一方面宣扬一个文化名人的名声，利用他，剥削他，诱惑他，本质上把他当成异类，迟早会拒绝他，践踏他，毁掉他。夜游式的传播变成了夜游式的贬义，两种夜游都源于贪图自卑和狡猾的心态，两种夜游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截然相反。

苏东坡来黄州之前，正沉浸在文学士家称之为“优待时玉”的事件中，这一事件的具体内容很特殊，但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中文化名人的普遍处境，这是可以说的。在这个事件中，只有明确各种人的面貌，才能理解从苏东坡到黄州突破了什么包围圈。

为了不让读者注意事件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先说明事件的内幕。即使站在朝廷的立场。

，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

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

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

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

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

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

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

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

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

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

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

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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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眉州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