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笔段落大意】目前：我推荐重读鲁迅老师的《灯下漫笔》。

《灯下漫笔》是中国现代文学创始人鲁迅的作品。这篇文章引用了银牌贬值时期打折的小故事，解释了人们在危难中容易“激击”的生命补名心理，不能从中国预告以来的历史现状来判断中国历史上的人民。奴隶只能做，甚至经常是奴隶也不能做的处境。从劳动人民地位的角度，将中国历史分为“想成为奴隶的时代”和“暂时成为奴隶的时代”。

作者通过《童话》、《生活美》等事例指出，中国人民历史地位的形成原因是“中国固有文化中的‘礼教纲领’”。作者认为，这种文化培养了中国人民的仁欲、群雄和压迫的社会性格。这种文化在古代中国长期被广泛认可，给国民带来了畸形的满足感。“自己已经安排妥当，有贵贱，有大的，有大的，有上下的。自己受到虐待，但也可能虐待别人。自己被吃，但别人也能吃。一级制度被操纵，不能移动，不能移动。”作者比喻说：“中国的文明者其实只是富人可以享受的人肉盛宴。”所谓的中国人其实不过是安排这场人肉盛宴的厨房。因此，作者认为，在中国社会文明中，“在已经有资格参加宴会的现在，以及为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真是有良心的真正值得尊敬的人”。作家批判封建文化，表达了青年希望摆脱这种文化束缚，放弃这种文化的想法。

这篇文章以“进取的心”反映了对中国封建文明的反思批判，反映了鲁迅“以人民地位为角度”的历史观点，反映了他对中国封建文化持否定态度的变革精神。

《灯下漫笔》全文如下。

曾几何时，民国两三年来，看到北京多家国家银行的纸币信用一天天好起来，真是所谓的红火。据说，连执着于玄恩的乡下人都知道便当可靠，所以很乐意接受和行使。明事理一点的人不需要是“特殊知识阶级”，也不需要把已经沉重的达兰特抱在怀里，乞求无用的辛苦。除了对银有特殊爱好和爱情的人物外，所有的恐惧大部分都只是纸币，大部分都是本国的。但可惜突然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正是李世凯想成为皇帝的那一年。蔡松浦老师离开北京去云南造反了。这边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虽然停止了套现，政府强迫商民们原封不动地运用，但其威力仍然存在。尚敏也有尚敏的老本事，不说不喜欢，找不到零钱。如果拿几百美元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如果只买一支笔和一盒烟，能支付一元的钞票吗？不仅不甘心，而且没有这么多票。那么，换硬币，少几个罢工，又说没有硬币。那么，向亲戚朋友借现金的话，怎么会有呢？所以没有说爱国心，而是降格要外国银行纸币。但是，外国银行的纸币此时和现银一样。如果他借给你这张钞票，就会借给你真的银币。

记得当时我怀里还剩三四十元的中教票，突然穷人变了，差点绝食，有点慌。俄罗斯革命后藏着纸卢布的有钱人的心情大概是这样的。充其量只会更深更大。我不得不探问，纸币可以打折换成现银吗？据说没有行情。幸运的是，终于暗中有了行情：打了六折。我很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上升了70%，我更高兴了。大家都换上了纯银，垫上垫子投入怀中，这似乎就是我生命的根治。如果平时钱店少给我一枚硬币，我决不答应。

。但是，当我用纯银填满怀里安心、喜欢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另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成为奴隶，变了以后仍然很喜欢。

如果有任何暴力，“使人不当”不仅使人不当，还不如牛马，什么都不是。当人们羡慕牛马，有“随便离开人就不如太平犬”的叹息时，就像元朝法则一样，给牛马的价格，杀死别人的奴隶，赔偿一头牛，人们就要心悦诚服，赞美太平盛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不是人，但到底已经像牛马了。

我们不需要空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可以进入研究室，不观察精神文明的优越性。看一眼孩子读过的《鉴略》、——，就知道《3000多年故国高中》的中华，自古以来闹的不过是这个小游戏。但是在新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中看不清。好像在说“我们总是很好”。

但事实上，中国人至今没有争“人”的价格。大部分只不过是奴隶，到现在也是这样。但是，下来奴隶的时候却很少见。中国的老百姓是中立的，战时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属于那一方，但又属于那一方。强盗已经来了，当然属于官府，一定要抢劫；官兵都到了，虽然只是自家人，但还是要被洗劫。好像是抢劫。

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⑼的时候，五代⑽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⑿；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⒀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钓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出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⒂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⒃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⒄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⒇，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作品鉴赏评析：

《灯下漫笔》是《春末闲谈》的姊妹篇，出自杂文集《坟》。既曰漫笔，就说明文章结构自由灵活，先从具体的事件产生感想，引入本题，然后抓住论题，联想广泛，引用丰富，层层剥笋，由表及里地揭示事物的本质。

开头记叙袁世凯复辟期间钞票贬值的旧事，是引发议论的契机。中国古代一贯以现银为货币，无论是白银黄金，还是银元铜钱，都那么沉重累赘，不便携带。民国初年由国家银行发行钞票，交换价值不变，携带与使用却大为便利，从此，人们都爱用钞票而少用银元，但由于政治上风云突变，又出现钞票贬值，银元和现银吃香的风潮，使作者不得不以六折或七折的低价将中交票兑换成现银。这本来是一大损失，但作者却沾沾自喜，“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因为腰中又有了银钱可以度日。

鲁迅用叙议结合的笔法，生动描写了这场风波，细致表现了自己忽忧忽喜的心情，然后笔锋一转，引发出“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的精辟议论，犹如横云断岭，使文章迭起奇峰，别开生面。

在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中，奴隶和劳动者向来是会说话的工具，或者是专为战争与服劳役的动物，丝毫没有实现过人的价值。“将人不当人”，本来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对待奴隶、农民和工人的行为准则，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甚至还产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这就说明人的价值更低于牛马，不如猪狗了。换言之，如果人的价值等于牛马，就成了应该心悦诚服，讴歌恭颂的太平盛世了。

剖析历史，鲁迅得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的明确结论，又进而指出，更有的时候，等而下之，不如牛马猪狗，轻若草芥，贱似沙虫，专供屠戮蹂躏，奸污虐杀，想做驯服的奴隶都不可得。

他从自己的观察研究出发，把中国历史的各种时代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从而高度概括、准确鲜明地揭示了“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规律，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是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兼并鲸吞，弱肉强食的时代，往往出现杀人如麻，流血盈野的惨象。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儒家标榜的太平盛世，由于新的统治者制定了奴隶规则，重视生产，奖励农桑，同时规定了服役和纳粮的数目及办法。老百姓虽然当牛做马，毕竟还有口饭吃。

于是，便“万姓胪欢”，天下太平，暂时做稳了奴隶。但尖锐的阶级矛盾潜伏在内部，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和劳役赋税的苛重，奴隶规则又被破坏，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民铤而走险，于是，兵荒马乱，流血争斗的乱世又出现了。“一治一乱”，反复循环，历史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局面。那些领头“作乱人物”，即农民起义的领袖，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并不能实现他们的替天行道，解民于倒悬，甚至建立平等天国的理想，而只会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也就是鲁迅说的“给‘主子’清道辟路”，为日后的“圣天子”的统治驱除顽敌，扫清障碍。

缺乏反抗性的人们希望有主子拿他们做百姓，甚至当牛马，只要能让他们“自己寻草吃”，这就是企盼出现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但在五胡乱华、天下分崩离析和农民大起义的时代，广大劳动者确实是想做奴隶而不可能得到。因为采取流寇主义流动作战的农民起义军没有建立自己巩固的政权和根据地，而割据四方的诸侯藩镇更是横征暴掠，“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这时，老百姓迫切盼望“真命天子”的出现，也就是希望另外的主子出来执行或新颁奴隶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因此，所谓的太平盛世便是本族或外族的新主子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让奴隶或百姓能够喘息苏生，勉强维持生存的时代。

1925年的中国究竟处于哪一时代，鲁迅并不点明。因为他希望结束以上两种时代，创造前所未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第三种时代。当时的中国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力量都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说明他们都不满现状，向往恢复古代的太平盛世，而一遇军阀混战，富翁入租界，妇女进教堂，托庇于洋人的保护之下，则分明甘做洋主子的顺民和奴隶了。神往于古已有之的太平盛世，说明当时又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许多人又在寻求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鲁迅认为革命者也是不满于现状的，但无须反顾，不能再回到古代去重复走老路，要探索前面的新路，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就是他观察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