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的音乐老师,当时很小,留着长辫子,有两条很深的酒窝,笑得很清雅。当然,她生气的时候看不到酒窝,脸绷得像一块苏打饼干,非常严厉。那时我11岁左右,个子高,是大队委员。

学校组织“红五月”歌唱比赛,最好看的是男女合唱,音乐老师亲自指挥。我很荣幸被选中。有一天练习唱歌的时候,扎着辫子的音乐老师突然丢了指挥棒,箭一步跳下舞台,侧耳倾听,去队伍斜着脖子听我们唱歌。大家看到老师这么重视,唱得格外高兴。

长发老师一脸铁青,转了一圈,最后走到我面前,做了钉钉子的手势,整个队伍瞬间安静下来。她张开腰,说了一句话:毕淑敏,我在指挥台上总是听到一个人跳,不知道是谁。现在才找到,原来就是你!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现在,我开除了你!

我不能像树一样站在那里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刚才老师在我身边呆得特别久,我以为她欣赏我的歌声,特别兴奋,不想,但被“现在”抓住了。我心灰意冷地搬了队伍,羞愧地艰难地离开了教室。

三天后,我正在操场上练球,合唱队一个女孩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毕淑敏,原来你在这里!音乐老师到处在找你!

从操场到音乐教室的几分钟里,我的心充满了幸福和憧憬。去音乐教室的时候,辫子老师不耐烦地说。你小小年纪为什么长这么高?

我听懂了话里的指责意思,不禁弯下脖子,腰崩溃了。从那以后,这一姿态贯穿了我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

老师的怒气显然还没有结束。她说你这么高,唱歌的时候要站在队伍中间。你跑了,我说另一个男人也要下去,圣父也要平衡。合唱本来就没有几个人,队伍一下子短了一半,这又该怎么唱呢?现在找这么高的女人,配合大家的节奏,怎么那么容易?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种方法了.

长长的辫子老师站了起来,脸像崭新的鞋底一样绷紧。她说,Bi Shumin,听着,你可以归队,但要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只能张嘴,不能发出任何声音!说完,她怕我没理解清楚,伸出长长的食指,直堵在我的嘴唇之间。

我意识到了长辫子老师的禁令,让我做一个张嘴不出声的樵夫。眼泪在眼角打转,但不敢流出。我没有勇气告诉长发老师,如果我成为傀儡,我就会退出小合唱团。在无言的委屈中,我默默地站在队伍里,随着器乐的节奏,嘴巴形状晃动,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长发老师还是很不安。只要听到不和谐的声音,锥子般的眼神第一个刺痛了我。

合唱队在《红五月》歌唱比赛中取得了很好的名次,但我从此留下了再也不能唱歌的缺点。毕业时,音乐考试是所有学生唱一首歌,但我完全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音乐老师已经换人了,不知道这件往事很奇怪。我含着眼泪说,先生,不是我不想唱,而是我真的唱不了。

后来,我报名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口试时又考了一次,唱了歌。我非常坚决地告诉主任考官我不会唱歌。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长发老师竖起的食指像护身符一样锁住了我的脖子。禁令广泛传播,到了该用嗓子的时候,我坐立不安,没有退缩。我不仅不再唱歌了,还可以当众演讲,参加会议,发表必要的言论,我也可以躲起来找各种理由回避。有时轮到我在会场发言时,我会找借口上厕所溜出去。有人认为这是我的傲慢、轻松、甚至失礼,只有我自己发现心里有难以言喻的恐惧和悲伤在起作用。

有一天,我玩《谁是你的重要他人》游戏,写下了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后,脑子里想起了美丽的酒窝像铁板一样森严的脸颊,一阵瑟瑟发抖,扫了一下心。所以我知道她是我的“重要的其他人”。虽然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今天我用成年人的智力已经能理解她当时的意图和苦衷,但我无法抹去她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的悲痛记忆。染红的伤口几十年后仍然冒着燃烧的蓝色烟雾。

我们的一些性格和反应模式在这些“重要他人”的影响下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那时你还小,你受伤了,那不是你的错。但是你的伤口还在流血,但你必须自己包扎。如果像下水道出口一样散发出浑浊的味道,今天和明天继续产生强烈的影响,因为你仍然在听。童年的记忆不能重写,但对成年人来说,可以沿着“重要的其他人”这条电缆重新梳理,重新审视我们的规则和模式。如果它合理,它就会成为金色的帆,成为理性的一部分。如果那是黑暗的荆棘,用成年人强大的双手粉碎它。

我把这一切想清楚后,就像热风从脚底升起,我能清楚地感觉到长期困在我喉咙里的霜啪地爆裂了。轻松清爽的我从护身符下解放了出来。从那天开始,我就能唱歌,不胆战心惊地面对大家的话。从那天开始,我原谅我的长发老师,把这段经历讲给其他老师听,希望他们能小心对待孩子脆弱的心。童年烙印的负面情绪是时间的橡皮擦,不能轻易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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