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里面的经典段落】困难时期：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混乱的世界

狄更斯所处的19世纪是英国和西方工业革命发展蓬勃的时代，也是工人反抗和革命激增的时代。这个时代带来的急剧的阶级分化和由此产生的下层劳动群众的苦难，与工业革命所包含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整个西方社会的光辉前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纠缠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现在也一样。

技术革命伴随着全球权力转移和地缘政治的强烈变化、帝国式霸权的内向化、北方国家内部的混乱、南方国家的分裂和重组、宗教和民族纷争的跨界扩散、全球化激增的变化和落后国家的挫折。但是这一切只是表象，并不是全球变化的根本。

根本的变局和随之而来的混乱在于全球秩序范式的变化。

(1)

全球秩序可能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基础正在动摇。这个秩序很远地说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

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有现代史的观念都来自西方，准确地说是西欧。工业革命和其中包含的所有社会革命都暗示人类社会将产生与以前社会行为模式和精神领域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组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契约”取代了“人身依赖”，抽象的关系取代了情感依赖，权利漂浮在义务之上。

现代性(modernity)作为抽象但无处不在的时间观念，展现了人类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无知的前现代进入光荣和理性主义指导下的现代，是人类进化中翻天覆地的第一个。现代性不仅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确定的物质的丰富，也是人类精神的高度进化。从西方的历史观念来看，这种前后的区分和进化再夸张也不奇怪，也不为过。

直到今天，这一观念指导着全世界所有人类个人。西欧和西方最先完成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宗教与世俗社会的分离、法治、民主制度以及相应的逻辑上自然扩张的个人自由主义革命，因此从根本基本逻辑或范式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最流行、最先进的思想道德(来自特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关系)来自西方，这在逻辑上是最自然的结论。因此，西方在世界上占据舆论权或发言权高地，并不完全在于它拥有的强大宣传机器，甚至这一程度微不足道，但在于它对现代思想、理论和价值观的先代权威和天然优势。这是西方在思想和精神领域不自卫的源泉。

虽然除了西方的道德、价值和思想外，还存在社会主义或其他意识形态，但即使社会主义思想源自西方现代思想和理论，西方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和解释的历史也比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要长得多，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西方对现代史的理解和现实世界中西方对全世界的精神统治成为近500年历史的主流叙述，甚至在广大的秘书国也是如此。

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下，演变为对西方现代性逻辑的垄断性解释的政治秩序和国际关系也被吸收到西方现代叙事的范畴中。现代国际关系被描述为特殊的地缘政治逻辑：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和落后国家。这些分类除了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色彩外，还有非常明显的西方基督教二元对立和黑白之分。

(2)

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已经开始进入人类版本3.0，但还没有进入。前现代是1.0版，西方现代叙事的世界是人类2.0版。在这个早晚轮流来来往往的时代，一切都是最糟糕的，但人类突破现代性叙事后，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必将再次发生本质上的突破。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喋喋不休的现代性叙事成为当代保守主义和残存的捍卫者。从20世纪初期开始兴起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已经暗示西方现代性患上了骨病，但无论是后现代无成就原腐蚀诉求，还是两次世界大战后现代性的自我拯救，后者延续了现代性的历史寿命，但无法挽回没落的颓势，只能迎接新时代正在出现的伟大曙光。

作为处于历史和时代漩涡中的我们，不太清楚这个超越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新时代会是什么样子。但是

它至少是近500年来最为伟大的人类社会变革，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大变局。其根本性在于：西方的现代叙事及其所决定的社会与制度范式正在改变：

西方的现代价值观念正遭受非西方的民族文化自觉性的挑战、现代制度的多样性并不完全为现代制度理论所能解释、历史的去西方化叙述正在非西方世界萌芽、西方在全球的地缘政治优势被新的力量权贵所侵蚀……这一切的结果就是西方主导的世界即将支离破碎。

依赖于赤裸裸的武力征伐、残酷无情的殖民主义与道貌岸然但实则心狠手辣的新殖民主义，西方过去这些对全球的统治在发生不可逆的瓦解。即使还存在10多处殖民主义的最后证据与代表西方胜利的冷战的“遗迹”（如美日同盟与北约），西方及其概念所规范的这个世界在发生崩塌。

这首先是观念的崩塌，然后是秩序的瓦解。

（三）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待这个范式转换的伟大时代，西方正处于500年来最为艰难的时刻。

作为帝国以及帝国主义的美国，它似乎找不到一条更好的道路。之所以是帝国，在于它不仅以罗马帝国的传人自诩（但绝不能是神圣罗马帝国），以罗马帝国的自由主义精神及对地中海世界的征伐与统治来隐喻美国对于全球的军事控制、国际组织霸权与金融霸权。因此它在全球广布的军事基地意味着它的伟大义务与合法性，而不是蛮横与强权政治的拥泵。它不是民族国家，即使是也已超越，它是民族国家的创立者与守护神。这种自我认知成就了它的帝国伟业，但同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最为先进的国家，它从西欧所继承的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与剥削的本质无以复加。从武力掠夺走向金融剥削，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故此，美国同时是帝国主义国家。然而，作为帝国与帝国主义国家，它已经在内政与外交上遭遇窘境。内部对于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式处理已经进退维谷，民主运作被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所伤害，党派政治不再服务与民主而成为社会分裂的诱因，产业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存在矛盾，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不信任感前所未有，而对外维系其帝国的能力、意愿及外部世界的承认都在显著下降。

欧洲通过一体化实现了“长和平”，但如今内部成员国之间的意愿和能力差距、欧盟的“民主赤字”、社会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张力、外部恐怖主义和移民的冲击、以及作为资本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发源地或老巢，它都已经无法承担起“典范”（model）的作用。即使内部能够解决好民粹主义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但对于外部权力转移的现实，单单通过建立起“地缘政治委员会”这样装腔作势的行为，完全改变不了它所面对的外部挑战：科技和产业优势、价值观与欧盟化的愿景以及通过花言巧语诱使非加太国家进入其剥削的轨道，都已经不那么有效或行得通了。作为资本主义剥削非西方世纪的大本营，殖民主义的逻辑已经被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所稀释、破坏和挑战，而变得褴褛不堪，非常狼狈了。

西方所遭遇的是系统性的和范式的挑战。

（四）

目前，我们有三个视角看待这个复杂变动的世界：现代主义、激进主义、民族主义。这并没有多新鲜。这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全球主要意识形态潮流，也是看待这个世界的主要世界观依据。

现代主义的视角是西方世界所最为惯用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认知之下，世界依然处于现代性的光辉笼罩之下，一切落后的与发达的国家与地区，已经或终将统一于现代观念之中，并统一于相同的制度逻辑与社会结构之中。但正如前文所述，这种叙事依据在事实面前已经支离破碎，不过是西方社会在这种历史观面前发出的最后的呐喊。

激进主义包含着一切与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想相关的世界观与认知依据，认为这个世界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社会在资本主义管制的技术统治下所异化。将阶级而非民族与国家作为分析对象，是激进主义最激进的对现代主义的理论批判。

尽管存在右翼激进主义，但最好将其归类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从自认为出于本民族的理论和思想来看待这个世界，一些为外界看来莫名其妙的概念以晦涩的方式呈现出来，就像我们有些学者尝试从“天下”或者“和合”的概念来理解、解释与建构这个世界，从伊朗、阿拉伯或者东南亚诸国等都会从独自的民族概念中去分析和描述这个世界，试图作为对西方对世界进行垄断性解释的反动。

然而，上述的世界观都没有逃脱肇始于西方的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或西方的自由主义世界观、激进主义世界观和民族主义的世界观都是现代主义的变种（民族主义可能稍有不同），依然局限于现代性这一已然被现实世界所撞击得支离破碎的观念。

最好看待世界的方式是超脱西方基于进化论、黑格尔线性史观、基督教黑白二元对立的现代时空观和世界观，对于时代的认知只有超脱于这种现代性认知才能走出新的天地，并促进人类社会进入新的精神境界，实现人类社会精神与道德的整体升华与社会结构的重大优化。为了以新的世界观来更好地概括这个已经质性变化的世界，不知能否做出如下观念改变：

首先，不要将人类社会分割为史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这种基于西方社会实践经验的历史分期，而以一种新的，不是这种线性和进化论式演绎的历史逻辑？

其次，放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方式，改为多元化的、基于文化、民族主义、地域和功能性的历史为历史叙事方式？但这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民族历史虚无主义，又如何弥补？这或许会通过民族国家本身的渐变与过渡性而变得不很重要？

第三，融合性的、同理心叙事方式的建构。这是一种基于人类历史共同体验所建构的叙事方式，就像美国不能只感到自身面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沮丧感和挫败感及两难困境，而应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共同使命与同样的困境，至少应该以同理心的方式理解中国面对美国压迫所面临的困境。总之，超脱于西方中心主义但也最终要超脱于民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历史叙事才能形成超越现代性叙事的世界观和时空观。

无论如何，历史正发生质的、超越西方现代性中心主义论述的改变，但对历史的理解和总结却依然固执地局限于西方的现代主义叙述，这是我们看不透这个世界本质性变化的根源。然而，历史的伟大进步也可以通过观念的改变而发生极大的跃迁，历史将淘汰旧的但依然强劲的世界观，但符合现实的新的世界观将推动历史的伟大进步。

这就是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的魅力所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