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巴罗接触机会比较多的时代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巴罗说着强烈的四川话,为人谦和,完全没有名家架子。
酒吧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泰斗,早年我非常景仰,年轻的时候我读过并收藏过巴罗的大多数小说和翻译作品,可以说是巴罗的标准粉丝。
1952年,我还只是超相关文学翻译的新手。有一次偶尔看屠格涅夫短篇小说《木木》英文版很有趣,大胆地给巴罗写信,想翻译,没想到巴罗收到信后马上给我回信,感谢我的热情,委婉地告诉我他已经成为翻译了。虽然很遗憾,但我收到巴罗的亲笔信后也很感动,这封短信一直珍藏着很久。后来发现,《木木》的译者就是巴罗的妻子萧山。
之后,好朋友徐如泉建议我们把我们一起翻译的美国作家帕斯特的《都会一角》本书送到巴罗所在的平明出版社碰碰运气。没想到投稿不久,出版社决定回信出版。后来,出版社收到稿子后,得知巴罗约委托的一位语言专家从先造句开始把关,经专家批准后,决定立即出版。此后的一年左右,我在平明出版社出版了《孩子》 《海盗与将军》 《人质》等5本单行本。
与巴罗接触机会比较多的时代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巴罗每周都要参加上海翻译出版社的政治学习,正好我是这个学习小组的会议记录员。
酒吧经常是四川人,说着浓重的四川话,他的身份只是旁听席,但老老师还是很认真的。巴罗为人谦和,没有一点名家架子,所以每次学完都喜欢和巴罗聊天,他也都是海菲豪霍霍。
当时出版社为了提高编辑工作水平,经常在资料室提供内部参考书的书,有时还有几十本。当时大家的经济条件不宽裕,所以大部分都是精心挑选的。而且,balao所有的书目录都在手边,几乎全部按照单一收集,从来没有吝啬的钱,有时也拿不到更多的书,他干脆叫了三轮车,把书带回家,这让人们可以享受balao的爱好。
上世纪80年代初左右,一起学习的原编辑所徐如泉老师在美国定居时,他要求在武冈路113号的住处寄上上海翻译出版社重版的两人合译的德国作家斯蒂芬哈姆的《人质》 《十字军》。巧的是,巴罗在参加国际会议期间与斯蒂芬海姆打过交道,平明出版社也出版过他的书。巴罗不仅在花园旁边的客厅送来温暖的茶,还热情地接待了我和斯蒂芬海姆在海外会议时的交往。告别前,巴罗拿出了他新出版的《随想录》,在扉页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给了我。
之后,我又去过两次武冈路巴的老住处,有一天巴老家的人委婉地告诉我,以后不用来了,我才知道巴罗住院了。
2005年10月17日,巴罗离开,我和何云、荣如德三位翻译界同事同时被邀请立即参加追悼仪式,那盛大的场面至今难以忘记。“陈良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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