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作品段落】圈子生活住在别的地方(北村美门)

北村，作家，本名姜红，基督徒。作品《愤怒》 《周渔的火车》 《北村诗集》等。

本文选自《隐居壹世界》

我记得有一个人告诉过我。人生的道路就像英文字母“Y”。你走一条路，你的一生就会离另一条路越来越远。(萧伯纳，生活)所以人们走在这条路上，想着那条路，以这种方式过了一辈子，过了一辈子。人们通常会把这种情况“住在别的地方”。

为了反对这种宿命，人们以各种方式反抗，其中一种叫做“隐居”。

在现代工业社会，隐居不仅是奢侈，而且是非常困难的事。

我从20多岁开始就有这样的反抗。当时我在某文联的某杂志社工作，我们文联的家在郊区，一些经济效益杂志社想在城市中心建立另一个杂志社职员的家，这是一个多好的搬迁市中心和增加房子的机会，但我这个大傻瓜认为郊区比城市更有吸引力，杂志社很高兴，因为我的退出，能让他们多拥有一套城市房间，所以给了我几千块钱。这几千元与现在他们市中心房子的差价相比，已经是九牛一毛了。我也被授予傻瓜的称号。傻瓜认为郊区离城市越远，心就越近。但是答案始终是悬案。

人们为什么把远离工作和市中心视为一种解放？肯定是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伦理有问题。所以我是不是傻瓜也是悬案。

历史上这样的傻瓜不少，都是高智商的人。例如竹林七贤喜欢住在竹林里。竹林里有什么？其实竹林里什么都没有。只是离权力中心远一点，离桎梏远一点，禁忌少一点，自由多一点。

智者把自由看作生命，“不自由就死”是指自由比生命更重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自由名言)但是自由后能做什么？竹林七贤没有答案。可能忙于抵抗统治者的威胁。低头辅佐国王，就能获得铐在脚镣上的自由，如果不想服从，就只能逃跑。

因此竹林七贤的自由有时只是逃避。

当中国人能买得起商品房的时候，我这个傻瓜又做了一件蠢事，把房子买得比单位还远。越过了郊外边境。

这里的风景很好，可以看到大江大河，可以看到单门独户，强风从我屋顶吹来。但是这里连出租车都收不到，被城里人鄙视为“乡巴佬的住处”。

房价像火箭一样飞涨的时候，我家的房价像蜗牛一样上涨。我倒是乐不疲。我好像离市中心更远，我好像又自由了一些。

有一天，一个朋友突然打破了我的心：你想隐居吗？那还不如直接上山呢！我恍然大悟：开始研究什么是隐居。

最著名的隐居例子是作家梭罗(Soro)，他在瓦尔登湖住了一段时间，他住在小屋里，望着平静的瓦尔登湖的湖水，找到了心灵的立足点。

人们羡慕他的神话、他的自由，梦想着“住在别的地方”。我不是，我不猜，直接执行。

我走遍了抚州近郊的山顶，想选我的瓦尔登湖，但最终因为政策原因没有成功。但是至少在能看到天空、河水和山的地方生活过。我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拥挤的城市不同，人们只是人群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人似乎不喜欢安静热闹，文化人也少不了大多数叫朋友的生活，喜欢住在闹市，到处都有酒吧的地方最好。一胜可以满足醉酒休息的生活。(哈姆雷特。沉默名言。)老百姓也不能离开闹市。因为闹市的房子可以涨价。好像不是带着房子买的，只是带了附加值。

他们最喜欢的房子：底层满是底层，以后满是店铺，楼上有人住，下楼进入闹市区，建筑物表面贴满瓷砖。这是中国建筑的一大特点。走遍任何城市都是同一个城市，所谓的“祖国到处都是我们的家”。这许多普通实用的建筑和中国人结合在一起。

他们喜欢“住在这里”。

去北京工作后，我的隐居狂热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疯狂，我甚至住在离城市更远的村子——发票上。

有朋友嘲笑我：人来北京都是

为了进入城市中心和祖国心脏，谋得事业和利益，你倒好躲到乡下去了，哪你何苦到北京来?我没有答案，而是开始了隆重的自建四合院的工程：我指挥农民建起了一个不错的四合院。

收工那天，我在院子里冲澡，头上的天空慢慢飞过一飞机，我满足地笑了：我觉得我仍然能看到天空，保持了我和城市的有效距离。

人们为什么总把与都市的距离看作是一种心灵的空间?会不会是一种误读呢?你离开城市就一定能获得心灵自由吗?不是有一种状态叫“大隐隐于市”吗?这当然是一个不问自明的问题，然而城市作为一个高密度容器，为方便人类合作与社交、发明了它的种种功能，但主要是生活功能，不是精神功能，作为精神功能的那部份，城市是严重忽略的：城市故意营造出的有限规范的绿地、矫情的花样喷泉、人为痕迹明显的雕塑以及整齐划一的树木，反而提示着“自由在别处”的拘禁想象。

城市有两个不治之症：一是人大于自然;二是工作大于休闲。前者使人类失去自然的庇护，后者使人失去爱的庇护。为了寻找真理，人类有时会选择到“另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人类画地为牢的现代生活方式以及以大工业文明为前提的现代便利生活，在短期内似乎是科学的合理的，可是从更长的时间里来看，对能源的过度依赖、无法舒解的空气污染和拥挤空间对人性的伤害，正在逐渐表达出来。所以，当西方工业文明到来之时，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选择到一家乡村中学当老师，寻找哲学归宿。

画家高更更是远奔塔西提岛，要找出“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生命答案。这些人都不是傻瓜，却傻到离开城市便利生活去荒岛当苦行僧的程度。因为生活在别处。

我在宋庄的生活并没有持续，我的家进过两条蛇，把我这个乡间虚荣人士赶跑了：城市化使得人们已不适应过于荒僻的生活，但我仍然不想进入城市，于是我跑得更远：在离北京最远的县的某个山上买了较规范的社区，我终于离城市越来越远了。

我向南眺望，再也望不见京城。

而在古代，有一座叫终南山的山，在首都附近，站在山上是能望见皇城的，那个首都叫长安，是帝国的中心。

一批有志进入帝国权力中心的人，在这座山上隐忍地等待，试图通过这条“终南捷径”进入皇城的中枢，这是隐居吗?不是，这是伺伏，就像一只老虎蹲在草丛中，一动不动地盯着猎物。

王维是最著名的终南捷径的成功者，他一边写着意境廓远的诗歌，一边享受着权力的滋味，两相得宜;最不成功的实践者是李白，他也在终南山等候过公主的驾临，但公主爽约了。安史之乱后，当过叛军官吏的王维不但没治罪，反而荣升高职，李白却因此被流放夜郎。这两个终南山的隐居者的境遇是如此不同：看来隐居是一种有技术含量的行径，王维和诸葛孔明一样，深得作为“伺伏”的隐居的含义，而李白则是直率的刚直之士。王维的隐居是“进入庙堂”，李白的隐居是“流放”，无论身心，李白都被流放。

但无论王维或者李白，都与高更不同，高更是“自我流放”，完全是精神意义的。如果隐居不能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的意义，隐居就只是一种孤独的蜗居，因为它不能从精神的意义上与更多灵魂追索者的命运相联。

终南山式的隐居，视线始终是打量长安皇城的飞檐的，而塔西提岛式的隐居，则是注视天空的，前者是平面的地上的，后者是上下的天空的，前者要么进入庙堂要么远遁山林，后者要么存在要么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质疑文明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只有功利，隐居并无精神意义。

当中国有限的经济自由化令国人的物质生活相对改善之后，人物开始尝试离开固定的生活区域，于是旅游成了一种更高的生活要求。

但如果把这种旅游当成“生活在别处”的实践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人只是为着“看另一种热闹”才去旅游的，所以他们跟着廉价旅游团疲于奔命，看得越多越好，所谓“下车拍照上车睡觉”。

而更多的外国人却把度假当作生活的主要休闲方式：每年固定到一个地方，住上十来天。

多年以前我一个出国的朋友回来就大惊小怪地对我说：我发现一件怪事，老外怎么年年去同一个地方，住同一间旅馆，我天天看见他在望海的阳台支个椅子看书，看了十天，就不见了。

这种以度假为主要内容的休闲，和人类的一种本质需要相呼应：在圣经中上帝造人造物，完工后他也休息了，所以在西方周日(主日)要歇了一切工，专心敬拜上帝。

这也说明，人类不能无休止地工作，必须给精神留出足够空间和时间。一礼拜工作五天，周六给亲人朋友，周日给上帝。犹太人甚至有七年休息一年的所谓“安息年”，人的精神没有安息，就会被放逐，就会时时想着“生活在别处”，人不能只有工作，金钱成了唯一的侍奉中心，而置亲情伦理、爱以及信仰于一边，这样的生活不值得过。

人需要和自然对话，需要和亲人对话，需要和自己对话，更需要和上帝对话。西方清教伦理铸就的资本主义精神，原本是非常健康的工作伦理：即拚命的赚钱，拚命的省钱，拚命地捐钱。

美国至今保持的主要生活方式并不是以纽约等大城市为代表的现代生活方式，而是以大部份美国县城县镇为代表的方式：按时工作、及时休息，周日全家穿着整洁的衣服上教堂，在美国的县城，教堂一个接一个，而不是商店一个接一个。

我漫步德国小镇的石头路时也流连于那种安静祥和的慢生活，工作和休息的秩序井然，商店不大，广场也很小，山下有教堂钟声，山上有哲学小道。

今天，工业文明已经席卷全球，人们越来越难找回这种生活，历史无法倒退。

所以，我们就选择适时地“隐居”吧，用度假的方式体验隐居的魅力，以此和大城市的高强度高节奏生活对抗，达到一种张力的平衡。

人类到底如何居住、居于何处才是有意义的和合乎目的性的呢?托尔斯泰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小说《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中描写了一个人，他得到许诺：只要他在落日之前用脚量了多少土地，就能得到它，但日落前必须回来，结果他欲望太大，走得太远，虽然终于赶在日落之前回来，但累得当即倒地而死。

作者最后说：原来人类需要的土地，就墓穴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