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课氛围段落摘抄】汪曾祺散文选择：跑步警告

西南联合国大会有历史系教授，——听说是雷海宗老师，他开的课教了很多年，所以已经背得很好了，所以上课前没必要准备。)下课了，他自己也不记得在哪里。每当上课的时候，首先对学生们说：“我上次说到哪里了？”应该问。然后继续说。班里有女学生，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也不会落下。雷老师有一次问她。"我上节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个女学生打开笔记本，盯着看，说。"上次最后一次“现在有空袭警报，下课了。”您说。“我说：”

这个故事说明昆明警报很多。我刚到昆明的第一个两年，1939年，1940年，三天两头发出警报。有时每天，甚至每天两次。昆明当时不能说几乎没有空防能力，日本飞机如愿以偿地来了。有时第一天播出：明天将有27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真可靠，一定要来！

警报一响，没有别的办法，大家都跑到郊外叫“跑步警报”。“跑步”和“警报”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词，仔细想想，有点特别。因为跑步不是警报。这没有“跑马”、“跑马事业”那么顺利。但是大家都这么叫。谁都知道，很合适。还有一种叫“逃避警报”或“逃避警报”，不如“跑步警报”准确。“逃避”，太消极了。“逃跑”又太狼狈了。只有这个“跑”字才能最好地表达紧张中沉着、最有风度、丰富生动的内容。

姓马的同学跑警报最好。他早起看天空。如果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没有警报，他都背着一壶水，带着吃的东西，戴着温飞庆或李尚恩的诗向郊外走去。太阳向西走之前，日本飞机好像不会来，所以慢慢地回来了。这样的人不多。

警报有三种。如果40多年前向人们介绍警报，就会被认为是“神经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对今天的青年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课题。第一，“预警机”。

联合国大会(WHO)有一位同学叫胡胡厚，原来航空学校的学生反应迟钝，被淘汰，读了联合国大会哲学心理学系。这个人没有忘记对航空的旧情，用黄色的“标语”贴上巨大的“广告”，打开了学术报告，题目是《防空常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上课，突然跑出去了，站在新教学楼的南北通道上，扯着嗓子喊。“现在有事先警报，五华山上挂着三个红色的球！”“不！抬头往南看，吴华山果然挂了三个大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突出，全城都能看到。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听讲座，怎么在五华山挂了个红球？——教室的门窗并非都面向五华山。

事先警报一响，城里的人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住在青湖的人大多数来自北门或大西门，大西门似乎特别多。大西门外有一条小路，穿过联合国大会新校门前的道路，从南到北用圆形石头铺成，宽度为5-6英尺。这条路叫古代驿站，一直可以通到西南。路在山沟里。平时去的人不多。常见的是装载盐、糖或其他货物的马帮经过。追马的马锅头侧坐在树鞍上，从牙齿之间吹口哨(马锅口哨都是这样吹的，不抓嘴唇就吹)，或者低声唱贡品“音调”。

哥哥把高山上的那个人放了牛，

妹妹那个到花园，正在梳理那把梳子。

哥哥去高山的那一招做手势，

妹妹那个去花园，在那点点头。

走这条长路的马锅头上有他们特别的衣着。他们的上衣外面套着白色的羊皮背心，后面挂着一顶带漆布的冷帽子，脚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草鞋形状的凉鞋，鞋帮大多绣着花，镶着闪闪发光的“鬼眼闪烁”亮片。——这种鞋好像只穿马锅头，我没看到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穿。马锅头上挂着一个末端，经过这个斜坡阳高道，马恒钟轰然响起，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远处客人的游子会勾起淡淡的乡愁。

由于事先的警报，这条古道变得热闹起来。从不同宗的人都涌向这里，形成了人性。走出一段，分散到远离市区的古都两侧的山野，各自找个合适的地方冷静地等待，等待——等空袭警报。

联合国大会的学生们应该看事先警报，一般不跑步，等听到空袭警报。汽笛声短而长才出发。新教学楼的北围墙上有一个后门，出门穿过铁路(这条铁路是起点，没见过火车经过)，就是三亚。该走了，完全不晚。——所以雷老师说：“现在有空袭警报。”只有事先警报，联合国大会师生们通常照常上课。

跑步警报大多没有准确的地方，遍布整座山。但是人也有习惯性，习惯跑步，想去哪里。大部分人都可以找到一个坟墓，依靠它。昆明的坟墓里有很多石碑，石碑上不仅刻着墓周的名旗，还刻着“山香”，还刻着墓地的“寺处”。这个风俗我在别的地方还没见过。这可能是一种古风。

虽然说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域岛一侧离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的马尾森林，就是一个点。这个地方除了学校附近，其他地方都是蓝色的马丛树，树下有一层厚厚的干松毛，非常柔软，空气很好，——马丛簇着沉重的松尘味道，沐浴在松树树枝之间漏出的阳光中，或者松树上是蓝色的。因为在这里也能买到各种英餐，昆明做小生意，警报一响，行李就扛到郊外去了。五味俱全，应有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党”。“丁丁堂”就是麦芽堂，也就是北京人用在灶上的关东堂，但如果把直径一英尺以上、厚度一英寸左右的大糖饼放在方形木板上，有人想出钱买，糖贩子是刨子做的铁雕吗？进入糖的边缘，然后用小铁锤一击铁片、丁丁的声音，一块糖就炸到——，被称为“丁糖”。接下来是松子炒。昆明松子很多，大皮薄，饱满，很香，而且很便宜。我们有时可以在松树下捡一个又大又成熟的松球，劈开鳞片，一个一个地吃。——当时，我们的牙齿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一枪就打开了！

另一个集中点比较远，要沿着苦役路走

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崩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有人常到这里，就利用闲空，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我至今记得两副，一副是：

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

一副是：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许是有感而发，后一副却是纪实。

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有时要间隔很长时间，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沟里没有太阳，而且过早地像云冈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无聊，大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因为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

上举的前一副对联或许是一种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有恋爱，就有三角，有失恋。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写(姑且叫做“写”吧)那副对联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学。不过，也不一定。

警报时间有时很长，长达两三个小时，也很腻歪。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轰炸已毕，人们就轻松下来。不一会，“解除警报”响了：汽笛拉长音，大家就起身拍拍尘土，络绎不绝地返回市里。也有时不等解除警报，很多人就往回走：天上起了乌云，要下雨了。一下雨，日本飞机不会来。在野地里被雨淋湿，可不是事!一有雨，我们有一个同学一定是一马当先往回奔，就是前面所说那位报告预行警报的姓侯的。他奔回新校舍，到各个宿舍搜罗了很多雨伞，放在新校舍的后门外，见有女同学来，就递过一把。他怕这些女同学挨淋。这位侯同学长得五大三粗，却有一副贾宝玉的心肠。大概是上了吴雨僧先生的《红楼梦》的课，受了影响。侯兄送伞，已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这些伞，等雨住后他还会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敛回来，再归还原主的。

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抗战期间，昆明有过多少次警报，日本飞机来过多少次，无法统计。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毁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记忆，大东门外，有一次日本飞机机枪扫射，田地里死的人较多。大西门外小树林里曾炸死了好几匹驮木柴的马。此外似无较大伤亡。警报、轰炸，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写于1984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