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段落翻译】对话《活着》葡萄牙语翻译公司tiago:living in two different planets

记者崔旭雷朱晓伟

整理一下，崔旭雷。

排版，李一宪

2017年2月，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葡萄牙语译本在葡萄牙正式发行，葡萄牙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信账户(PortugueseEmbassy)评价说：“译本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直接翻译成中文，显示了中国当代。”这本书的译者——Tiago Nabais目前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葡萄牙语。从乐队成员到学习汉语，再到今天的教育和翻译，蒂亚戈现在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平衡的。

我们的记者和Tiago谈了谈，他的翻译之路，他自己。在采访过程中，他主动展示了手机里的储蓄图，后来发私信的时候，他在每张照片下面详细标注了当时的拍摄情况。

希望通过这次采访，能认识住在《two差异计划》里的他。

(图中书从左到右为《许三观卖血记》、《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活着》；回答者公岛)

记者：你是怎么去翻译的？

Tiago:我的大学专业是葡萄牙语中文翻译。我总共学了5年中文。我毕业后来到中国开始工作，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时间慢慢看中国文学。所以我开始读油画的小说。朋友说他的中文比较简单，所以对外国人会更好。那时我看了他和莫言以及其他写得比较简单的作家的作品。此时我在葡萄牙意识到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很少出版。葡萄牙2011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许多葡萄牙公司被中国公司收购。所以很多人开始讨论中国，中国开始成为葡萄牙非常重要的话题。我认为文学是了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好方法。所以我可以利用5年的大学学习内容进行翻译。

记者：所以当时汉语在葡萄牙不是重要的语言，当时大学为什么学汉语翻译？

Tiago:1999年澳门回归后，在澳门上中学的朋友们回到了葡萄牙。那时我认识了很多刚从澳门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开始谈论中国，中国将成为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我们在欧洲有不同的想法。大家都在思考中东和伊拉克的问题。没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对我们的生活和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做翻译不是我的第一个目的。我只是想在中国学汉语，想看一看。

记者：你的大学同学现在在做什么？

Tiago:有在中国大学教授葡萄牙语的大学，但大部分都在葡萄牙。我们不常联系，我不太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记者：在上大学之前，你对中国文学有什么了解吗？

Tiago:我对中国古代文学略知一二，但对当代文学一无所知。

记者：你认为古代文学无聊吗？

蒂戈：没有。但我知道你们可能有这种感觉。葡萄牙有比较传统的音乐，名称也有，一般女人唱的悲伤的歌。所以我们既教葡萄牙语，也教这首音乐。但是经常有学生问我。“你喜欢帕托吗？”“”我不喜欢它。“为什么那么美，不喜欢在葡萄牙那么重要？”“因为这是我奶奶的音乐。”对大家来说，太极和功夫可能没意思，但在葡萄牙很有趣。中国文化最有名的特点是这个。很多年轻人玩太极、功夫、读书《道德经》。

记者：除了翻译书，你还做过翻译工作吗？

Tiago:我一直在翻译澳门的一些公司，但这些都是无趣的翻译，简直是赚钱的翻译。

记者：翻译书和给公司翻译有什么区别？

蒂戈：完全不同。做公司的经济翻译只有一个目的，对方能理解内容就行了。文学不同。比如油画的书，有很多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内容。一般葡萄牙人不知道那个人物为什么这么决定，所以无法理解这种情况。我认为做文学翻译的时候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也就是说，要选择让读者接近作家和作品，还是让作家和作品接近读者。(约翰f肯尼迪。)我想应该是第一个。要把读者拉近作家。虽然对他来说可能有点丑，但葡萄牙语也可能有点奇怪。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艺术》)但读者应该知道，这不是葡萄牙人写的，而是中国人写的其他文化和环境中的历史。如果选择我说的第二个，把作家吸引到读者手中，就要消除历史和文化状况，把作家的书翻译得非常简单，让读者一眼就能理解。中国有很多成语，很多人会说，如果你选择把作品推广给读者，可以找到意思相似的葡萄牙谚语。我不同意。所以有时我直接翻译成语。一个葡萄牙人看的话，觉得这有点奇怪。“为什么？他用这个东西做比喻吗？”所以要找到平衡，不能太奇怪或太难。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许三观卖血记》，大多数人非常喜欢我的翻译选择。很多会说中文的葡萄牙人都说这很好。因为你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人写的。很多不会说中文的葡萄牙人也表示很有趣。"因为我没想到你能把这东西用作比喻。"但是我认为有些人是不太喜欢的少数人。有人说这太奇怪了。但是我并不后悔这个翻译选择。葡萄牙每年举办文学翻译奖，《许三观卖血记》获得荣誉奖。

记者：是哪一年的事？

蒂戈：去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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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第六届澳门文学节，Tiago与余华；受访者供图）

记者：您之前准备时间用了多长？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这本书？

Tiago：我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在浙江绍兴那边教葡萄牙语，所以是一边工作一边翻译，用了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

记者：现在在葡萄牙，在您之后有其他的作家翻译别的中文作品吗？

Tiago：没有。我的女朋友现在要开始翻译刘慈欣的《三体》。她告诉我，她经看完了第一本，她说句子语法语言的问题没有，这些都比较简单。有一些物理或者别的问题，但是这对于翻译来说不是最麻烦的，你有一个好的词典，有一个理解这些事情的朋友就行了。最难的还是语法和文化背景，这个你要真的要了解。

记者：她是喜欢三体才翻译三体吗？

Tiago：也不是，是出版社有一次直接找我说，我们已经有了刘慈欣的版权，你知道有没有别的翻译家可以做？我给他们介绍她，然后他们聊天，现在就成了。

记者：所以出版社也会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Tiago：有时候他们不了解一般的中国文学，所以他们来问我。这种情况是第一次，因为是刘慈欣已经很有名了，人们不觉得它是中国文学，而是科幻文学，他是在另外一个领域，没有跟他一样的别的中国的作家。

记者：翻译和您的本职工作教书有冲突吗？

Tiago：有一点冲突，因为在脑子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做翻译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工作。我有一个女朋友，她也是葡萄牙人，学了中文。一开始我们还会很兴奋地讨论，这个问题该怎么翻译，但是以后变的越来越少了。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她有自己的生活。教书不是那样，有很多人在你的身边。

记者：您大概过了多长时间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翻译者？

Tiago：我翻译第一本书是《许三观卖血记》，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孤独的感觉，我非常兴奋，还非常害怕。做翻译最难的部分是你的母语，因为你要“写”一本葡萄牙语的书，不是你“写”的。所有人不会看原本，不会看英语翻译、法语翻译，只会看你“写”的那本书。我从来没有“写”过文学，所以有一点害怕。那个时候我在里斯本，有一年的时间专门做翻译，我又翻译了两本余华的书，从一个角度来看，我的第一本书得到了很多好评，所以第二本第三本，我比较自信，也没有害怕。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已经掌握了很多技术，所以翻译得比较快。尽管第二第三本都比较快，但是有一点孤独。

记者：那两本是什么书？

Tiago：是《活着》，还有一个余华写的，但是在大陆没有出版的，叫《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记者：这两本书翻译了多长时间？

Tiago：每本书差不多翻译了四个月。第一本是我在绍兴翻译的，17年夏天的时候我回葡萄牙里斯本待了一年，那一年我在里斯本专门做翻译，没有别的工作。

记者：你当时在浙江做教书工作的时候是突然想到翻译书吗？还是以前一直想做？

Tiago：其实我在我在去绍兴之前也在石家庄工作了三年，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有能力去看书，那个时候我看一本中文的书需要很长时间，很慢很慢，要看很多次词典。过了两年，我开始意识到，葡萄牙没有中国当代文学。我可以试一试翻译中国的文学。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美国人，他是中英翻译家，翻译了很多文学作品。我问他找一个作家做翻译应该怎么做，因为不只是翻译，你还需要一个出版社，还要有版权问题。我告诉他我比较喜欢余华。他说我不认识余华，但是我知道他没有代理人，他自己办自己的版权。他比较容易联系……如果你写一个email他会回你。然后他通过别的朋友得到了余华的email，之后我发了一封邮件说明了这个情况，“我是葡萄牙人，在葡萄牙没有你的作品。”那个时候我想找一个葡萄牙的出版社，但是葡萄牙出版社都不了解中国文学，所以没有人愿意出钱买版权，因为他们害怕会没有人会买。我在email里说明了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先把一小部分翻译成葡语给出版社看一看，万一出版，我们再讨论版权的事情。”他非常热情，第二天就回了邮件，“可以，没问题，我们保持联系。”他也帮助我处理了版权的问题。

记者：您收到余华老师的回信后有什么感受？

Tiago：我发的那个邮件，他可能回我，也可能不回，这个我不知道，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就看到他已经回了（邮件）。我有种很紧张的感觉，因为我知道从这个时候起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不发生就靠我了。

记者：最终出版书的出版社后来有没有和您说出版的原因？

Tiago：那个出版社不是葡萄牙最大的出版社，是中等规模的出版社，但是名誉比较好，我非常喜欢这家出版社。之前在葡萄牙出版的中国文学都是从法语或者英语翻译的，因为没有葡萄牙人可以直接做翻译。所以这家出版社有一个原则，他们找到直接翻译的人才会出版书籍。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记者：您当时给多少个出版社投了您的翻译样品？

Tiago：三个。这家出版社的回复是最快的。

记者：您在翻译余华的作品中遇到一些不懂的地方会和他交流吗？

Tiago：不会。其实我可以问他，因为他一直很热情。但是我觉得我们翻译家，如果遇到语言的问题，你不要问作家，作家可能是30年前写的句子，但现在是你在“写”他的书，是你“写”的葡萄牙语版本，所以你要自己解读他写的是什么。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找一个喜欢余华作品的中国朋友问一问。

记者：您为什么选择翻译余华的书？

Tiago：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喜欢他的书，还有我觉得他写的比如许三观和活着这样的故事，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发生的特殊情况，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世界的故事。每个人，不管是葡萄牙人、非洲人还是美国人，我们看了这个故事，可以产生同感，外国人也会喜欢。另外一个方面我已经说了，我觉得对一个外国人，一个开始做翻译的人，余华的语言比较简单，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处。

记者：余华也有好多本书，您是怎么选的？

Tiago：《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不是小说。书的结构我觉得很有意思，余华选择了十个单词，通过单词的变化和用法，讲述了他自己的生活过程和记忆。他经常说，我这个年龄的人生活在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球，two different planets，一个是六七十年代时候的，一个是二十一世纪的。他说欧洲完成这个过程用了三四百年，中国用了四五十年。所以这本书写了这个过程中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是有什么事情没有变化。因为看起来都不一样的，但是有些事情还在。所以我希望那本书在葡萄牙第一个要出版。在葡萄牙有很多人不喜欢小说，他们觉得小说没有意思，我们已经讲了所有的故事，没有新的故事。很多人更愿意买非虚构的书，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可能会卖的比较好。但是出版社说不同意，因为余华的虚构作品有名，所以我们应该选择一本小说。那个时候我们选择了许三观第一个出版，《活着》第二个出版。

记者：您怎么说服的出版社？

Tiago：他们想出版，就是不想这本书第一个出版。他们想用一个小说作品介绍给葡萄牙人新的作家。

记者：能讲一下翻译的具体过程吗？

Tiago：一般是看书，查资料、查一些单词，也查文化或者历史中你不太了解的部分。我翻译第一本书《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是用手翻译的。我打印了PDF，然后我准备了纸，用手翻译。我觉得这个在那个时候很有用。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手翻译，很慢，然后是把纸上的内容写在电脑上，这个阶段快一点。第一个阶段你特别关注每个词，每个句子的意思是不是对的，第二个部分，你可以关注别的事情，翻译得好不好看，怎么是好的、怎么是不好的。我觉得这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在第二个阶段你可以关注一开始没有关注的意思，关注节奏。

记者：现在您的翻译方式是什么样的？

Tiago：现在没有手写翻译的那部分，我和大部分人一样，先看一看、然后翻译。我会先在电脑上翻译出葡语文章，然后用很长时间重新调整。

记者：您对翻译的环境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Tiago：我个人感觉早上翻译是最好的。下午还好，做挑战才看一看。我不太喜欢晚上工作，但时间比较紧张的时候也要在晚上工作。有时候我有一点懒，所以不能很早起来，也有这个问题。但是之前我是在专门翻译，那个时候我可以一天翻译八个小时，现在不行。现在我一个星期可以翻译一天两天，不能一天翻译八个小时，翻译五六个小时已经没注意力了。现在我没有翻译的节奏，只是每天翻译一点点。比如十一的时候，我们是放假时间，七天，我利用时间翻译阎连科的书。我七天都翻译了……第四天、第五天我已经比第一天第二天做了三倍四倍。因为现在我主要的工作是教书，工作完全不一样，脑子里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不是做了就可以转变。没有那么简单，必须要有节奏。现在我周五没有课，所以一般是周五周六做翻译，周日备课。

记者：随着您在中国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没有感觉到翻译作品越来越熟练，越来越顺利了？

Tiago：有。但是现在开始翻译阎连科的书后，我感觉到一个新的作家是一个新的挑战。他的语言、写作方式不一样，他在《炸裂志》里还带有一些河南方言，余华一般没有方言。所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在他的书中，有一个句子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在讲课的时候给一个班写了那个句子“二十结婚，三后得子”，基本上就有两个（解读）。他多大了生孩子？他是30岁之后生了孩子还是23岁生了孩子？很有意思，我给他们看那个句子，一半说23岁、一半说30岁。

记者：这种问题您怎么解决？

Tiago：我还没有解决，我自己觉得应该是23岁。在河南的一个小农村，一个人在70年代，他为什么会等到30岁才结婚，我觉得没有道理的。我翻译后会去看英文版本怎么解决一些问题，确保我没有错误。它（《炸裂志》英文版本）写了三十岁，我不同意，所以我在等。这样的情况我可以问阎连科。

记者：您最近跟其他作家有什么交流？

Tiago：最近我开始读李洱的《花腔》，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最近得了茅盾文学奖，但是不是这本书，（得奖的）那本书我还没看。我非常喜欢他，我去看了他在北京的一个讲座，他讲完后我跟他讨论了大概五分钟，然后加了他的微信（笑）。他很热情、非常自信，“我是最好的作家”。但是在葡萄牙，如果读者不是很深刻地了解中国的20世纪的历史，读懂那本书（《花腔》）会太难。我也喜欢阿乙，非常喜欢。我去年也去了他的讲座，他也很热情。比较年轻的作家我不太知道，如果有推荐，可以告诉我。

记者：您有一个标准吗？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是一个好的文学作品？

Tiago：现在我在翻译余华和阎连科的书，我跟余华讨论过，也看过阎连科的很多采访，我知道影响他们最深刻的作家是谁。所以我最近两年我在看很多他们喜欢的作家（的作品）。有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已经读过，有的我从来没有读过。我最近非常喜欢三个作家，一个是克罗地亚的女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希奇，一个是意大利作家伊塔罗•卡尔维诺，一个是余华非常喜欢的，影响他很多的，在欧洲比较有名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记者：您对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满意吗？

Tiago：满意，因为有平衡。翻译工作很孤独，但是去讲课，会有同事、有学生在旁边。但是我觉得我的翻译时间不够，两天很少，所以有一点点不完美。但是我们的工作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的放假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一般用放假的时间做比较紧密的工作。

记者：所以说您达到了人生相对平衡的一个点，如果以后没有特殊情况，可能不会再打破。

Tiago：我不知道……我想回葡萄牙，可能明年，可能后年。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早晚我要回葡萄牙。在葡萄牙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教书工作），可能会专门翻译，我也不知道。

记者：您未来的翻译计划？

Tiago：我现在在翻译阎连科的《炸裂志》。翻译完这本书之后，我想翻译余华的《兄弟》，我们已经开始办手续。

记者：您是只负责大二的教学的教学工作吗？

Tiago：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都有。我觉得这个有好处，每个班有两名葡萄牙语老师，他们一般负责精读、语法，我一般是负责听力、口语、写作。教书有时候很累，有时候学生不太合作，但是我非常喜欢。我不但喜欢这个工作，我也觉得这给了我一个窗户看中国的年轻人。他们是怎么做事情，怎么学习，怎么想，怎么发展。我已经在石家庄和在绍兴教了很多班，我以前的很多学生，现在是我的朋友，我们还在保持联系。有几个在葡萄牙生活到现在，我每次回葡萄牙会跟他们见面。

记者：现在和十年前相比，您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Tiago：我戒烟了。我抽烟了18年，去年戒了烟，戒烟很难，我比较骄傲。一年半过了，现在已经没有问题。很多人说，你是我的榜样，我已经试了三次四次都失败了，但是你一次就可以。别的变化也有很多，现在我40岁了。我年轻的时候看我的父母，他们是二十几岁结婚了，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妈是22岁、23岁，特别年轻。没问题，但是我不要那个生活，我要去看别的事情，要去做很多事情。我年轻的时候一直觉得，我不要一直在一个地方生活，我要一年在这里一年在那里。我现在变了，已经一点点变老了，我漫游了很长时间，现在要回去了。我有在中国呆很长时间的朋友，他们说可能我会就在这里变老了，没问题，我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我知道我不会。

记者：您除了当老师，做翻译工作外，还做什么别的有意思的工作吗？

Tiago：我的生活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是29岁上的大学，我之前喜欢音乐，参加很多乐队，我在乐队里打架子鼓，那个时候我想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是那个时候我父母都在说，你应该上大学，你要学习，我说不要学习，我要做音乐。但是之后我没有成功，所以我29岁的时候想上大学，我找到了一个我想学习的东西，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