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城暗影之王冰巨人怎么打

2015年4月25日，珠峰南坡的登山者们注定迎来此生最不平凡的一天。

大约是尼泊尔时间中午12点，喝着热茶的中国登山者宋玉江突然感觉到脚下一阵晃动。“地震了！”宋玉江警觉地喊起来，顺手抓起摄像机，带着队员们冲出帐篷。

伴着四面八方传来的雪崩轰鸣，大本营的人几乎都从帐篷里跑出来。细雪纷飞，迷雾中，谁也找不到声音的来源。一堵高达百米的白色巨墙向他们滚滚而来，先是铺天盖地的白色气雾，接着是裹挟其中的冰雪和碎石，转眼之间呼啸至距离他们不过百米之处。来不及互相照顾，大家凭着本能转身奔向距离最近的帐篷，蜷缩在帐篷的后侧面。

狂风和随之而来的巨大气浪只持续了不到一分钟，对于大本营的人们来说，却是跨越生死关头的漫长时刻。另一位中国登山客、FT中文网前职员吕铁鹏这样写道：“风停了下来。我睁开眼，撑开帐篷内帐，看到里里外外一片白。我瞬时的感觉是，到了世界末日！有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

值得庆幸的是，不只是他一个人活着。但也有登山者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与他们天人永隔。19人遇难，61人受伤。这组数据刷新了珠峰攀登史上的事故纪录，成为遇难人数最多的单次事故。

今天推荐706期【特别报道】之《珠峰登山者亲历雪崩：它会在一秒内杀死你》，由马婧、李腾为本刊采写。

《中国新闻周刊》文|马婧 李腾

（本文刊登在70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25日，尼泊尔历2072年的第12天，大雾笼罩下的珠穆朗玛峰南坡大本营，能见度不到400米，空中飘着小雪花。不过，对于海拔5334米的高度来说，这样的天气也没什么特殊的。

新一年的登山季刚刚开始。无论对于登山客还是当地夏尔巴人来说，都在祈祷这个登山季能够完美顺利。登山前的祭祀活动举行了一场又一场。山友们倾听从山下请来的喇嘛诵经，将手中的生米粒扔向天空，诵经结束后将生面粉涂在队友脸上，以祈求神佛保佑登山顺利平安。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支登山队、近400名登山者和从事辅助登山工作的近千名夏尔巴人来说，这个仪式谁也不能例外。

悲剧之后的新的登山季

这个登山季尤为重要，因为这里刚刚经历了珠峰攀登史上最为艰难的一年。

2014年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带走了16个人的生命，成为珠峰攀登史上遇难人数最多的一天。由于遇难者全部是为了商业活动而从事准备、辅助或向导工作的尼泊尔夏尔巴人，而尼泊尔政府支付遇难者的补偿金只有每人400美元——与之相对，尼泊尔政府则可以从每个7人规模登山队中收取折合7万美元的注册费。这一巨大反差直接导致夏尔巴登山向导们集体罢工，使得本来通常持续长达两个月的登山季在4月底就草草结束。没有夏尔巴人帮助商业登山客们背负帐篷、行李、食物、氧气，没有他们专业的向导，多数非职业登山者们几乎无法登上山顶。2014年10月的登山季中，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又使20余名登山者遇难，死难者数目后来一直攀升到43人。

当地人期待，新一年的攀登获得良好的开端，从而提振攀登珠峰的热情，带动当地经济；登山客们则迫不及待地将按捺了一年的憧憬付诸实施。毕竟，尽管攀登珠峰的商业化和专业化组织水平始终在提高，但这毕竟是一场要征服世界最高峰的冒险，每一名抵达大本营、准备冲击顶峰的人，此前已为这次高海拔攀登准备了至少两年，甚至更久。

33岁的谷歌公司隐私与安全团队的高管丹·弗雷丁伯格，本打算在2014年春天尝试冲击珠峰顶峰。雪崩事件后，他不得不放弃努力。与他同行的，还有同样在2014年中途撤退的同事米歇尔·巴特利。他们都是是一家英国公司Jagged Globe(以下简称JG)的登山队成员。丹似乎对第二次尝试的成功踌躇满志，即便是坐在连接冰川两侧的梯子上，他也能惬意地享受卡普奇诺。

与丹·弗雷丁伯格怀有同样的梦想的还有中国香港登山家夏伯渝。

1975年，24岁的夏伯渝作为中国登山队队员冲顶珠峰。但严酷的天气使得冲顶行动失败了。他们下撤到海拔7600米处的营地。一位队友在下撤途中遗失了睡袋，夏伯渝把自己的睡袋让了出来，他没有料到，彻骨的寒夜夺去了他的双腿。

登顶珠峰成为夏伯渝人生最大的遗憾，也是最大的夙愿。2014年，他同样也在准备攀登珠峰又不得不折返下山的队伍中。2015年，他以66岁的高龄，戴着假肢，以及40年前的未能实现的心愿，再次回到世界最高峰脚下。

聚集在珠峰南坡大本营30余支登山探险队中，有一支来自中国的女子登山队，领队名叫马丽娅姆，是个脸庞瘦削、身材高挑的新疆女性，山友都称呼她“麦子”。麦子曾是中国最重要的民间登山开拓者——杨春风的随队医生。2013年6月，杨春风在巴基斯坦境内攀登他人生中第12座8000米以上山峰时，突遇塔利班武装人员的袭击，不幸身亡。

用了很长时间，麦子和队友才从杨春风遇难的阴影中走出来。他们决定并将其生前主持的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改组成为高山沸腾探险公司，以尼泊尔为基地，继续发扬杨春风生前一直提倡的中国民间高山探险事业。此次攀登珠峰，是麦子组建的“中国首支民间女子登山队”第二次向珠峰派出探险队。第一次组队，也恰好因遭遇了2014年的雪崩事件而未果。为了2015年攀登珠峰，女子登山队此次还随队安排了纪录片拍摄剧组，将跟随登山队抵达大本营。剧组力量不凡，摄像师来自荷兰，录音师来自日本，曾与多位著名电影导演有过合作。

与女子登山队同行的，还有同由高山沸腾公司组织的第六届中国珠峰南坡登山队，和以戈振芳为代表的洛子峰登山队。

对于中国新疆宏景集团董事长李建宏来说，登顶珠峰是他在50岁生日前要实现的最重要的愿望。此前，他已经抵达了南北两极和七大洲最高峰中的6座，登顶珠穆朗玛峰是他的“7+2”计划中的最后一站。他把这至关重要的最后一站，安排在50岁这一年来完成，因此具有格外不同的意义。为此，他组建了一只名为“丝绸之路”的登山探险队，并独自承担了5名队员所需的全部费用。

尼泊尔时间11：30，中国登山者宋玉江刚带领自己的登山队从海拔6500米的2号营地返回大本营自己的帐篷。他们洗了脸，换下登山靴，吃了一碗热汤面后，就泡上一杯热茶，缓解一下连日来的疲惫；谷歌高管丹·弗雷丁伯格则正和同事兼队友米歇尔·巴特利在大本营帐篷里说笑；麦子的女子登山队也刚刚结束拉练，在大本营的帐篷里等着吃午饭；丝绸之路的向导则认为天气能见度低，不利于拉练，队员们有的在帐篷里看书，有的则在闲聊。

也有人正在路上。

美国探险公司Summit Climb(以下简称SC)的一支登山队此时刚刚登上海拔近6000米的1号营地，正在休整。“等到了1号营地，可要好好喝一杯。”队员阿莱克斯·施耐德此前在她的推特上说。她与丈夫山姆·柴帕特自15岁起交往，极地探险是两个人共同的爱好。今年，这两个28岁的年轻人刚刚完婚，他们选择最具挑战性的攀登珠峰作为蜜月旅行的目的地。

一支由印度陆军军人组成的30人登山队则正在从C1下撤到大本营的路上。作为一支有国家意味的登山队，他们在商业登山队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支队伍还宣布，将在登顶成功后，负责清运多年遗留在高海拔营地以及大本营的总量达4000公斤的垃圾。

制图|叶雪鸣

“不论你是谁，

它会在一秒钟之内杀死你”

大本营说是营地，其实是一群由各个登山探险队帐篷聚集地的集合。这是珠峰南坡一片长约2.4公里、宽约400米的山脚空旷地带。虽然它所处的海拔只有顶峰的三分之二，但已经比欧洲的所有山峰还要高。

1953年，新西兰探险家埃德蒙德·希拉里，和一位技艺高强的夏尔巴登山人丹增，正是沿着尼泊尔一侧的珠峰南坡，第一次成功地登上了珠峰顶峰。自那之后，这条登山线路便成为攀登珠峰最为传统的一条线路。随着商业登山项目从1990年代逐步发展，攀登珠峰的旅程也逐步从探险向程式化演进，并发展成一套日渐成熟的系统。

登山者们在抵达大本营后，需进行10至15天的气候适应训练，以便使身体适应高海拔地区的少氧、高寒等环境特点。也有登山者们将之称为“拉练”。其过程并不复杂，即先从大本营攀爬至位于海拔近6000米的1号营地，返回休整；再次启程从大本营出发，攀爬至1号营地后再向上，抵达海拔约6400米的2号营地，然后再次返回大本营休整。在此过程中，登山者学会使用攀爬所必需的冰爪，了解如何踩在摇摆的梯子上保持平衡，同时，他们的身体也会因适应缺氧环境而多产生成百万的红细胞，以便运载每次呼吸所获得的极少量的氧气。当这种身体的改变和体能的适应完成后，向导会根据天气，选择最终登顶的关键性一天。从大本营至1号营地、2号营地、3号营地、4号营地直上顶峰。由于攀登整座山峰将消耗巨大的能量，以及千变万化的天气条件，最后这次登顶历程必须带着冲刺的勇气一气呵成，因而被称为“冲顶”。

程式化的登山过程，使得大本营不仅成为简单的休整之地，它更像一个特殊的村落，一个各式各样的以攀登世界屋脊为事业的男人和女人们的松散俱乐部。各个登山队在此安营扎寨，不断拉练的过程中，有时会碰到曾经的山友，有时会结识新的朋友，人们偶尔会到别人的帐篷里聊天，遇到困难时，这里也是最容易寻求到帮助的地点。

2015年春季登山季中的中国登山团队，分散营地各处。女子登山队与同行的男子登山队伍驻扎在大本营的中部，紧邻英国JG登山队和一支澳大利亚登山队。宋玉江和夏伯渝的帐篷则更靠近营地入口，地势相对较低。李建宏带领的丝绸之路队和另一支珠峰南坡登山队则位于大本营的最北端。

严格来说，这里并不是个安全之地。大本营四周群山环绕，仿佛是一个向南开口的天然圆形剧场。营地正北面，悬挂着攀登珠峰所必经的昆布冰川。这是一条冰冻却又随时可能移动的冰河，高达300余米，巨大的冰缝随着气温的变化时而打开时而关闭，登山者只能依靠当地夏尔巴人寻找通过冰川的通道，踩着这些被称为“冰川医生”架起的铝制梯子，通过冰川抵达之上的1号营地。

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海拔8516米)的余脉从东边环绕着南坡大本营，与西侧的海拔7161米的普默里峰共同形成对大本营的包围。远远望去，珠峰像一座由闪着银光的积雪和暗色条纹状岩石构成的三面体金字塔，洛子峰和普默里峰则像两棵巨大挺拔而陡峭的雪白竹笋，大本营偏安于三个巨人脚下，仅是一处小小的相对平坦的港湾。

雪崩，对于登山者来说并不鲜见，尤其在珠峰这样高海拔的山峰上。坐在大本营里，有经验的登山者很容易就能从远处传来的隆隆响声辨别出，一定是哪里又发生了雪崩。

春季是雪崩易发季节。当气温升高，堆积在山峰表面的积雪融化，雪水下渗入厚厚的积雪层中，便会使雪块或冰块之间的凝聚力减弱，雪崩便会随之而来。当然，地震也是触发雪崩的重要原因。但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官网的资料，在过去10年中，珠峰附近区域 6级及以上地震只有8场，占同期同级别地震总数的0.4%，在过去100年里，这一地区发生的8级以上地震只有两次。

相比气象条件，地震在这里所引发的雪崩远不如温度变化那么让人担心。因此，春季登山者们都选择在日出前出发，在太阳升高气温上升前，穿过最为危险的昆布冰川，以防止遭遇不期而至的雪崩。

但雪崩仍然是登山者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不论你经验多么丰富，不论你是谁，它会在一秒钟之内杀死你。”2014年春那场惨重的雪崩事件后，一名当地夏尔巴向导接受采访时说。据统计，从1921年至2006年，在192名珠峰遇难者中，有46人丧生于雪崩或冰崩。

“到了世界末日！

有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

但2015年4月25日这一天，珠峰南坡的登山者们，注定迎来此生最不平凡的一天。

大约是尼泊尔时间中午12点，正喝着热茶的宋玉江突然感觉到脚下一阵晃动。“地震了！”宋玉江警觉地喊起来，顺手抓起摄像机，带着队员们冲出帐篷。

正在帐篷里看书的丝绸之路登山队员吕俊也感觉到了剧烈的震动。他放下手中颤抖的书本，与队长李建宏、北京奥运“祥云”火炬第四棒火炬手黄春贵一起跑了出来。

伴着四面八方传来的雪崩轰鸣，大本营的人几乎都从帐篷里跑出来。但细雪纷飞，迷雾中，谁也找不到声音的来源。宋玉江对队友说：“这地震得有七八级，肯定要引起冰崩和雪崩。”李建宏等人则不约而同地把相机对准了大本营正北面的昆布冰川。前一天下午，昆布冰川刚发生过一次较大的冰崩。

他们定睛看了几分钟后，什么也没发现，就在这时，宋玉江登山队里的一位云南女队员阿不突然大喊起来：“你看那是什么！”

宋玉江一回头，只见一堵高达百米的白色巨墙向他们滚滚而来，先是铺天盖地的白色气雾，接着是裹挟其中的冰雪和碎石，转眼之间呼啸至距离他们不过百米之处。来不及互相照顾，大家凭着本能转身奔向距离最近的帐篷，蜷缩在帐篷的后侧面。

恰好，帐篷建在一处小山坡的背面。宋玉江和队友们低着头，期待山坡和帐篷可以稍微减弱下雪崩的威力。“雪崩我见过很多次，但当时分辨不出冲过来的是雪崩还是气流，我没有喊大家往哪躲，也没有地方可以躲，我当时的反应是要被埋住的，是一种狂风的状态，躲到帐篷后面石头可能砸不到……”宋玉江事后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呼啸的狂风将帐篷整个腾空掀起，盖在他们身上，大约40秒后，队员们发现彼此都被雪粒灌满全身，庆幸的是，由于有山坡石头的遮挡，没有人受伤。队里一位夏尔巴向导从雪堆里摸出被吹走的眼镜，彼此安慰着“没事，没事”。但当宋玉江和队友们从身上掀开被吹倒的帐篷，他们才发现，他们是大本营中较幸运的那批没有被雪崩直接击中的人。

扎营在大本营中部的女子登山队员们也听到了异响。队员们刚一跑出帐篷，就看到巨大的雪块径直从山下涌下来，一片惊慌中，大家纷纷掉头向后面的山上奔逃。但是，雪崩从高处席卷而来的气浪飞速地追上了奔逃的人们，将她们卷到空中，又重重地摔到地上，紧接着，数不清的冰块或者石块，从空中砸向她们。

当女子登山队成员胡宝利从雪地上抬起头时，看到24岁的随队摄像师、荷兰人Marc正满脸是血地跪在地上。胡宝利叫他的名字，没有反应，才发现他是头部受伤，昏迷了。领队麦子躺在地上无法动弹，队员韩子君的头上有一处明显的伤口，鲜血不断地流出来，另一名日本女队员在从空中跌落时直接摔断了两条小腿，也正躺着无法行动。胡宝利自己的情况也不乐观，左腿被压在一层厚厚的冰雪和石块下面，不知是伤是断。

狂风和随之而来巨大气浪只持续了不到一分钟，对于大本营的人们来说，却是跨越生死关头的漫长时刻。以至于另一位中国登山客、FT中文网前职员吕铁鹏这样写道：“风停了下来。我睁开眼，撑开帐篷内帐，看到里里外外一片白。我瞬时的感觉是，到了世界末日！有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

值得庆幸的是，不只是他一个人活着。

胡宝利很快被夏尔巴人和其他队员拖进了一处帐篷。此时，他得知女子登山队营地附近有4人遇难。最先被发现的是戈振芳，一名江苏籍登山爱好者。雪崩发生时，他正在帐篷里睡觉。一块巨大的冰块直接击中了他的头部。“他是个很低调的人，登过3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很有经验，如果不是因为睡觉，他一定会躲过一劫。”胡宝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此外，两个夏尔巴协作人员、一名澳大利亚女登山队员也被发现遇难。

最为庆幸的是队员柳青，她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她当时正在换衣服，听到响声后跑出帐篷，直接被强大的气流冲向冰川湖面。她奋力爬回营地，咔嚓一声，身下的冰面突然开裂，就在她快要跌进海拔5300米的冰湖里时，两个夏尔巴人冒着冰面再次开裂的危险，把她拉了出来。

与女子登山队营地相邻，正是谷歌高管丹·弗雷丁伯格所在的JG营地。此时，营地已空无一物，队员与帐篷都在气浪冲击下四散。他的同事米歇尔·巴特利后来在推特上描述：当她找到丹时，他已经因头部遭到石块重击而死亡。短短40秒，刚刚还在一起说笑的朋友竟已阴阳两隔。“命运真是不公平。”她写道。

确实如此。身处最危险的昆布冰川的30位印度军人却毫发无损。地震发生时，他们正被系在同一根绳子上。这并不是攀登珠峰时的常规做法。商业登山客通常将自己和安全绳固定在一起，从而避免将自己的安全与不熟悉的人发生联系。这支军人队伍可能因为是团体行动，采取了互相牵制和保护的传统团队登山做法。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救了他们所有的人命，没有任何人在剧烈的晃动中从冰川上跌落。

而从1号营地向下方俯视则是另外一番情景。雪崩发生时，SC全队刚刚搭建起帐篷，准备吃饭。他们同样感受到了震动，但短暂的慌乱过后，发现没有人受伤，他们便带着对劫后余生的幸运向大本营望去。

领队丹尼尔·马祖尔在他的推特中写道：我看到普莫里峰上的积雪正从三个方向同时向大本营冲去，一切阻挡在前的东西都被裹挟着顺流而下，整个区域很快就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雪雾中，就像一片“硝烟弥漫”的战场。“整整一座山的雪滑了下去，三面环山的1号营地就像暴风雨中的一艘孤舟，随时可能因为雪崩而覆灭。”

从大本营，到攀来切

有人死亡，有人受伤，有人失踪。

通过通讯网络，大家很快知道，这场雪崩是由一场强烈地震所引发的。他们本能地判断，山下的救援或许无法及时赶到，首先要依靠自救。

1号营地内，帐篷受损并不严重，随身携带的食物和水还能支应几天，但必须立刻突围下山。雪崩结束不久，一队由夏尔巴人和经验丰富的登山者组成的小分队便向昆布冰川进发，寻找返回大本营的道路。

但没走多远，他们便沮丧地发现，来时搭建的梯子和绳索已经在地震中全部毁坏，而且整个区域每隔20至30分钟就会爆发一次小规模的雪崩，雪花仍在飘舞，能见度比中午时分更弱了。“我们最后决定在1号营地坚守待援。”丹尼尔在随后更新的推特上写道。

丹尼尔不知道的是，与此同时，另一支探险队也从大本营开始寻找一条新的通往1号营地的路线，以便使得高处的攀登队顺利下撤。然而在不停歇的余震中，他们的努力没能成功。

大本营内，丝绸之路登山队员黄春贵刚刚挂断电话。雪崩后，他第一时间拨通了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王勇峰的电话，向国内简单汇报了中国登山队员的情况。之后，便与李建宏、吕俊三人向大本营中部地区跑去。途中遇见参加另一位国际登山队的北京山友魏安杰，他在雪崩时受一位夏尔巴向导的掩护，幸运地没有受伤。四位幸存者一起赶往女子登山队。一路上，他们听到的都是痛苦的呻吟声，看到的是皑皑白雪上的斑斑血迹。人们为伤者包扎伤口，为死者盖上白布。

李建宏在救助点外见到了躺在担架上的麦子。她的右眼已被包扎，脸色苍白，至少5位外国人站在旁边，讨论着如何将她抬到IMG公司的帐篷里。当时，位于大本营中部的医疗帐篷已经毁损，美国登山公司IMG的帐篷便成为临时医疗救助点。

李建宏蹲在地上，握住麦子的手，问她；“想不想喝点水?”麦子的嘴唇微微动了几下，但没有声音。李建宏低下头试图听清她说了什么，但外国队员已经把她抬走了。

大概是因为见到了同胞，其余等待转移的女子登山队员们都哭了。李建宏蹲在一旁不断安慰她们：不要哭了。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你们是幸运的。这点伤一定要挺过去。

接下来，几个人又匆匆去看望了宋玉江的登山队和夏伯渝的登山队，基本掌握了中国团队的伤亡。黄春贵再次把情况通知了王勇峰。

大本营依山势建成，并没有道路，高低不平的路面和高海拔的环境，使得运送伤员也成为一件工程，往往四五个人才能抬动一名伤员。黄春贵和吕俊决定留下帮助医生抬运伤员，李建宏和魏安杰则返回女子队的营地，帮助她们做心理疏导。

已躺在IMG帐篷内的麦子渐渐平息了惊恐。她发现，虽然没有看到专人组织，营地内的抢救工作依然有条不紊。不断有各个登山队的志愿者们将伤员抬进帐篷，3名专职医生简单处置伤口后，根据病人的伤情将伤员分类贴上标签。标签A代表伤情最重，需优先转移，向下依次排至F。

此时，珠峰脚下的小镇攀来切的医疗诊所正在焦急地等待来自大本营的伤员。这座小镇海拔4200米，是珠峰登山客们上下山的歇脚地，也是距离珠峰大本营最近的正规诊所。来自美国犹他大学的医学研究员安德鲁·尼伯格作为一名志愿者，与另外3名医生一起在这里工作。

地震中，小镇只有一名女性头部受伤，诊所因此更期待尽快医治从大本营传送下来的伤员。安德鲁不停地发信息给附近的同事，询问山上的情况，但没人有准确消息。直至加德满都总部通过卫星电话告知他，大本营医疗站全员无事，但帐篷以及所有设施全毁，攀来切医疗站要时刻准备迎接随时可能运来的伤员。

不过，第一名伤员却是由一匹快马于当天晚上9点飞奔带来。那是一名年轻的夏尔巴小伙子，雪崩的气浪将他重重摔至身后数尺外的岩石上。急于救他的同伴跨上一匹马便飞奔下山，带着他连续奔跑了9小时。

安德鲁火速检查。年轻人多条肋骨骨折，骨头刺破了肺部和肾脏，情况危急。但同伙的火速急运为他赢得了时间，以及稀缺的医生——全诊所4名医生将全部精力放在抢救他身上。安德鲁的哥哥随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随着第二天直升飞机参与抢救，这处山脚诊所的医患比迅速升至1：15。

“在我20多年的山地救援经历中，

这是前所未见的”

4月26日5:30，鱼尾航空公司(Fishtail Air)一架编号为9N-AJI的“小松鼠”B3型多用途直升机满载救援物资从卢卡拉机场起飞，飞往珠峰大本营。

海拔2840米的卢卡拉是珠峰大本营的徒步起点，也是距离珠峰大本营最近的机场所在地。高海拔、气象多变，使得卢卡拉机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

但对于巅峰探险者来说，直升机救援往往是他们最后所能依赖手段。尼泊尔没有911急救系统，也没有专业的搜救队。一旦在珠峰上发生险情，除了同队的队友、向导、好心的陌生人，和远在千里之外的探险公司，直升机是他们的最后希望。

截至2012年，尼泊尔全境只有25架直升机，军方只有1架。因此，地震发生后，几乎全部商业公司的直升机都被征用来救援高海拔地区的伤员。

“极地救险是一项十分危险的工作，需要考虑气温、海拔以及风力等各种问题。”瑞士飞行员于尔格说。他此前已有1.5万小时的飞行经验，也是这家尼泊尔最大的直升机公司里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他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能见度，但救援第一天的能见度不太理想。”在于尔格起飞后，被大雾笼罩的卢卡拉机场在数小时内没有起飞第二架飞机。

15分钟后，于尔格抵达珠峰大本营。尽管有心理准备，但他所看到的景象仍然令他大吃一惊。大本营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破碎的帐篷，人们正在废墟中费力地挖掘，寻找还能用的东西。“在我20多年的山地救援经历中，这是前所未见的。”于尔格说。

停机坪的选择往往非人力左右的。除了地表情况，飞行员还需要考虑气流以及潜在的危险，比如积雪下方究竟是可以承载直升机的岩石还是依然是积雪，周围是否有爆发小规模雪崩的可能性等。幸运的是，于尔格的第一次飞行就降落在了大本营附近。

他打开了开门按钮，已经有一队人马抬着伤员向直升机靠近。于尔格伸出了两根手指，表示只能携带2个人。情况最危急的2名伤者被送上飞机，一人头部遭到重创，一个全身大面积骨折，两人都昏迷不醒，随时可能死亡。螺旋桨轰鸣的间歇中，于尔格听到营医生在大声叮嘱：千万小心。不要颠簸。

“说实话，他是好意，可我哪里顾得上呢?我能保证安全飞行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于尔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卢卡拉机场的恶劣气象条件，使得直升机救援转向加德满都机场。鱼尾航空的另一名飞行员阿施施·谢尔臣驾驶一架编号为“9N-AKA”的“小松鼠”B2型直升机赶往珠峰大本营。他飞行了1小时才抵达大本营。“救援顺序首先是重伤者，其次是轻伤者，然后是尸体，最后才轮到其他人。”具有7000小时以上飞行经验的阿施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下午3时许，鱼尾航空又派出了第三架编号为“9N-AII”的贝尔206BIII型直升机。

然而，震后第一天的天气条件不允许飞往更高的1号和2号营地。通过通讯信息，大本营方面很快得知，约有150名攀登者滞留在高处。只有51名在大本营的伤员在震后第一天获救，其中包括中国登山队的全部8名轻重伤员。

在加德满都经营一家中华面馆的老板李亮也成为抢运伤员中的一员。李亮是中国登山协会在尼泊尔的唯一委员。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王勇峰在接到丝绸之路登山队黄春贵的电话后，第一时间与李亮取得了联系。“我们得到的信息是，女子登山队有8人受伤，其他队伍很安全。”王勇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希望李亮能协调把这8名伤员救出来，并转达来自祖国的慰问。”

经过协调，李亮最终获得特许，搭乘鱼尾航空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前往营救。他于当4月26日上午抵达卢卡拉机场，很快得知中国伤员已全部从大本营运到了攀来切小镇，便前往探望中国伤员。

没有什么比一个明朗的天气更能使飞行员振奋的了。4月27日，震后第二天，高能见度的好天气，使得直升机救援得以大规模展开。

除去鱼尾航空的3架直升机外，又有其他公司的2架直升机参与到转运伤员的工作中来。“5架飞机分工明确。”阿施施说，“鱼尾航空的3架飞机负责将1号和2号营地的被困人员转运至大本营，另外2架飞机则负责在大本营与卢卡拉之间往返。”

虽然每架直升机在满载燃料状况下的续航能力可达3个小时，但为了确保安全，鱼尾公司只装载了1个小时的燃料。“两个营地海拔都在6000米以上，这样可以使飞机更轻，更好操作。”于尔格说。即便如此，每次转运也只能搭载一名乘客。

救援行动从清晨5:30便开始。身处大本营的宋玉江一直保持着关注，“直升机群密集地连续飞了上百架次，中间可能只休息了不到半个小时”。

下午1:30，天气再次突变，转运行动被迫中止。此时，滞留在1号和2号营地的登山者已被转移了100余人。

“但山姆和阿莱克斯还在山上。”SC登山队的珠峰蜜月夫妻在推特上辛酸地写道。整座1号营地只剩下包括他们在内的8名登山者和9名夏尔巴人。“希望明天是个好天气。”同样没走的丹尼尔也担忧地写道。

如他所愿，4月28日，除了自愿留在大本营的人，所有被困者都已成功转移至山下。“我们现在要转去救援其他地区的灾民了。”阿施施说。5月3日那天，他从清晨5：30一直飞到晚上7点，直到天黑看不见了，才结束一天的飞行救援。

“This is a mountain”

19人遇难，61人受伤。这组数据刷新了珠峰攀登史上的事故纪录，成为遇难人数最多的单次事故。

搭直升机，转直升机，再转救护车，几名受伤的中国登加者很快住进了加德满都医院，热衷于登山的华人也迅速从尼泊尔各地前来探望。

正在尼泊尔考察徒步和漂流项目的极限户外运动玩家王冰(网名“爵士冰”)一回到加德满都，就和妻子赶到了麦子所在的医院。柳青被安排在重症监护室，麦子和胡宝利住在同一个病房，为女子登山队拍摄的荷兰摄影师已经转移到新德里一家医院，而女子登山队的日本籍录音师则在转运过程中不幸去世。

麦子肋骨、背部、腰部同时受伤，但仍然忍痛吃完了王冰送来的面条。

地震第二天，李建宏就带领丝绸之路登山队徒步撤出了大本营。他常在睡前回忆起那惊心动魄的数十秒，想起他在印度军人自拍的视频里，听到他们惊恐的哭叫声。“大本营雪崩就像一场梦，死的人不知道怎么死的，伤的人不知道怎么伤的，毫发无损的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毫发无损的。”他说，“我是幸运的，就像做了一场梦。”

其余几支中国登山队也做了相同的选择。唯有宋玉江做出了不同的决定。他带着团队下撤到大本营南侧4公里处罗波切小镇的一家客栈，期待着昆布冰川的通道修复后继续攀登。

他的心情随着情况的变化起起落落。5月1日，IMG等规模较大的登山队也陆续撤出了大本营，他失落地在朋友圈里说：“Everest(珠峰的英文名称)攀登季宣告结束了。”

然而第二天，又有几位夏尔巴人背着数十个铝制梯子奔赴大本营。“那是修路用的！”宋玉江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分享给其他团队，李建宏甚至做好了再次从新疆飞抵尼泊尔的准备。但宋玉江后来发现，那些梯子不过是去打扫灾后现场用的。

“再见了EVEREST！”5月4日，宋玉江拍下了离开珠峰前的最后几张照片，漫山遍野的红杜鹃开得正艳。

抛去转瞬发生的地震、雪崩、无法挽回的生命以及留在心中的伤痛，最让人难忘的，却是尼泊尔夏尔巴人在震后的表现。

王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珠峰雪崩中受伤最多的是夏尔巴人，但他们还是先去抢救登山者们，夏尔巴的一些重伤者都是最后才撤出来。“我感受最深的是，整个尼泊尔这么大灾情发生，没有疯抢，没有相互指责，都是在平静地处理事情，跟平常的生活一样。”

王冰的妻子胡哲勤则记得，女子登山队队员柳青向她讲述夏尔巴人把她从海拔5300米的冰湖裂缝中拉出来时，发现她没有穿外衣，便立刻脱掉了自己的羽绒服替她穿上。说这些时，这个名叫“明码”的夏尔巴人就在一旁。他听过柳青的赞美后，“只是憨憨地笑着，黝黑的皮肤，洁白的牙齿无比灿烂。”

麦子的朋友兼同事刘美玉为登山者们的伤亡心痛不已。一位伤势严重的夏尔巴人见状，却转而安慰她，“This is a mountain.”

5月3日，SPCC(珠穆朗玛峰污染控制委员会)在冰川医生的建议下，正式宣布关闭珠峰南坡的危险线路，这是珠峰南坡登山线路连续第二年被关闭。而队员们在尼泊尔的登山注册费是否退还或延期，目前还尚未知晓。对于伤亡人员，随之而来的是保险理赔相关事情的处理。

此刻的珠穆朗玛峰，恢复了寂静和冷峻。那里，埋藏着登山者的鲜血、找不到的护照和砸坏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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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期《中国新闻周刊》封面，

2015年5月7日面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