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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皇汉圈内有某些同仁，指称佛教为胡夷教、夷狄教，是“夷狄之巫冒充华夏之神”，并且称汉族人若信仰佛教就是“数典忘祖”、“背叛华夏”，这实为毫无华夏传统文化常识的错误观念。华夏正统史书，和汉族历代儒家、道家学者的理论，都充分说明了以下三点：

一 . 汉朝时的道士、王族就认为老子西去流沙，教化胡夷，流传异域而为佛教。从《老子化胡经》等道教经典上看，佛教是老子之道化及异域之教。

二 . 由老子化胡而生之佛教，自东汉回馈中国，汉朝人以华夏文明包容万象的性格，接纳了佛教，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更进一步从学说理论体系、礼仪、教团管理制度、服饰标志各方面，都完全汉化。唐朝时的汉人创建了独立于天地世间而辉煌宏伟的汉传大乘佛法，是华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 . 历代汉族儒家学者和道家修炼士，皆利用佛教为工具，来参究儒家“性与天道”与开拓道家仙宗理论体系。《性命圭旨》、《慧命经》、《大成捷要》等道家仙学经典著述，就说明道家仙宗修炼大师们，也援引老子度化胡域之佛法的术语为工具，来诠释皇汉道家仙学。

谓予不信，请看下列援引的华夏正统史书记载，和汉族儒家学者的论点：

《魏书·志第二十·释老十》记载：“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这一段史实记录说明，西汉武帝时，大将霍去病从西域征服夷狄，并带回佛像，就陈列在甘泉宫中烧香礼拜，这一事件是“佛道流通之渐也”。而“佛道”者是华夏道家鼻祖老子西去，教化异域之道也。此说有下列正史记载为依据：

一千多年前，即有裴松之《三国志》注言：“世称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三国志·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 现代学者汤用彤指出“教胡为浮屠者，谓老子乃佛陀圣者之师”。（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记载，汉朝永平八年（西历65年），汉明帝的诏书中说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说明东汉时，就是汉朝王族成员都认同老子西去流沙，为度化胡人，化身为佛陀，创建佛教，如果精研《老子》，并对照佛教学说，就会发现，佛教许多说法，与老子之教是相吻合的，历史的记载，说明汉朝时的汉族人，就确认佛教乃老子教化异族而建立，认为佛教根源于老子之道德教化，而非今天某些皇汉同仁所讲的胡夷教。

《后汉书·卷三十下·郎顗襄楷列传第二十·下》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西历166年）东汉时代为人正直、博学广智、精擅天文阴阳之术的东汉著名道士襄楷上书中说：“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而“浮屠即佛陀也”。至于襄楷其人，史书记载说“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阴人也。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能仰瞻俯察，参诸人事，祸福吉凶既应，引之教义亦明。”且《魏书·志第二十·释老十》记载：“桓帝时，襄楷言佛陀、黄老道以谏，欲令好生恶杀，少嗜欲，去奢泰，尚无为。”－－－这两段历史记载说明，东汉著名的道士襄楷也认为老子入夷狄化身为佛陀，并且他还引用佛教义理来劝谏皇帝。

襄楷的奏章中还称“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襄楷奏章中的“老子化胡”而建立佛教，早已经被华夏本土道家人士和汉族上层视为公论，并且汉朝王室还将华夏始祖黄帝与老子、佛陀并祠于宫廷之内。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这一段说明东汉明帝派遣使臣到印度访求佛教，并在中国绘制佛像，楚王刘英信奉佛教，中国因此信奉佛教者颇多。

《魏书·志第二十·释老十》：“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祭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这一段史实记载，说明汉孝明帝派遣郎中蔡愔等官员与学者去印度，将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僧请到东汉首都洛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五·汉纪三十七》：“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练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

上述三则史实记载，充分说明发源于老子之教的佛教，是完成中国第二次大统一而建立汉朝的华夏汉朝的皇室主动派员迎奉入中国的。请问汉朝时的汉族皇室这样迎奉佛教进入中国的举动，在今天那些视佛教为胡夷、“夷狄之巫”的皇汉同仁眼中，算不算是“数典忘祖”、“背叛华夏”的“汉奸”行径？难道今天某些排斥佛教的皇汉同仁们在文化方面的见识，高过汉朝的学者与从小接受最优越的贵族教育的皇室成员么？难道今天皇汉同仁们的爱国情操、民族气节，还能强过创立汉朝的汉族王室与学者士人们么？

《新唐书·卷六十五·志第四十九·艺文三》记录太中大夫守秋官侍郎上柱国刘如璿所作《议化胡经状》中说：“李释元同，未始有异，法身道体，应现无方，降迹诞灵，各行其化。其老子发自东方，远之西域，虽莫知其终，而事见之前史。谨按《后汉书》云：‘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化’；《高士传》曰：‘老子化戎俗为浮屠’；皇朝《实录》云：‘于阗国，西五百里有毗摩伽蓝，是老子化胡之所建。老子至是白日升天，与群胡辞决曰：我昔游天上，简定人鬼之录，寻当下降。因立此祠焉’。然则历考经典，焕乎可瞩。则知化胡是实，为经不虚。浮屠即佛陀也，化俗岂无经乎？但圣人设教，应物施行，况复中人上士，性分有殊，道释二门，随性开化，洪通两教，不宜亦乎？”

弘文馆学士赐紫金鱼袋员半千附议说：“谨按范蔚宗《后汉书·裴楷传》、《魏略·西域传》兼《北史·西域传》及周、隋等十余家书传并云‘老子西入流沙’皆称‘化胡’云云。”

同时，宣德郎行右补阙弘文馆学士张思道也附议说：“老君见形东土，演教西方，事著前书，迹彰往谍，化胡是实，为经不虚。言包天地之先理，起文范之表，或则恂恂接物，爰开柔弱之宗；或则察察绳非，乃挫刚强之力。随机设教，妙旨难量；应病施方，圣功莫测云云。”　

《新唐书·卷六十五·志第四十九·艺文三》更记载了《礼佛仪式》二卷。佛教相关的文献资料明确地记载在唐朝官方的史书中，说明老子遗教之西化支流，返回中华后，被纳入华夏文明的体系中。请问今天那些排斥佛教的皇汉同仁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还能强过开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唐朝王室贵族和大臣，还能超过出身儒家门庭的玄奘大师等伟大的文化大师么？

道教经典《三洞珠囊》卷九的《老子化西胡品》中援引东汉太平道经典说：“《太平经》云：老子往西越八十年”，（《正统道藏》，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第33891页。），证明汉朝的道教界也已经确认“老子化胡”说。到了南北朝时代，汉族学者和儒臣还确信“道则佛也，佛则道也。”、“道教执本以领末，佛教救末以存本。”（《南齐书·卷五十四·列传第三十五·顾欢传》）

华夏正史中还引用道教经典来说明佛教是老子所化，《南齐书·卷五十四·列传第三十五·顾欢传》記載：“道经云：‘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左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兴焉。’此出《玄妙内篇》。”

道家经典《老子化胡经·卷第十》中道家祖师老子自述说：“我昔化胡时，西登太白山。修身岩石里，四向集诸仙。玉女担浆酪，仙人歌经文，天龙翼从后，白虎口驰断，玄武负钟鼓，朱雀持幢幡。化胡成佛道，丈六金刚身。时与决口教，后当存经文。”

《太上老君八十一化历世应化图说·卷下·第四十二化开摩竭》中记载：“老子入摩竭国，身作金色相，手和五明，以化其国王子，为说大乘法语。告诸国人，咸令信向。绝灭念想，破撇烦恼，剔剪无名业障，内外恬澈，则身心洒泰，志趣飘然。故广开浮屠之教，名为清静佛，令婆罗门等奉行。”

《太上老君八十一化历世应化图说·卷下·第四十三化示胜相》中记载：“老子于舍卫国，自化佛陀之身，坐于七宝玄台，与诸圣众从天而降，下逮王宫。仙人侍卫，放大光明，遍照尘刹国土，皆大震动。国王众庶，绕佛道前，瞻仰身相，高广百千丈，遍满虚空，宣说无上妙法，告诸国王、会众：‘修习大乘正宗，顿悟圆明’。 ”

甚至于道家经典《老子化胡经·卷第一》中道家鼻祖老子说：“桓王之时，岁次子一阴之月，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国，入乎白净夫人口中，托荫而生，叼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无上道，号为佛陀。……襄王之时。其岁乙酉。我还中国。教化天人。乃授孔丘仁义等法。……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这一段明显说明了在道家人物看来，道家、儒家、佛教三个文化流派，皆源于老子，同归于老子。

华夏二千五百多年历史，曾有四次灭佛风潮，但都只是一阵子，反佛的原因，多只是统治阶层要攫取社会各界捐献给佛教团体的巨大财富，而非信仰、文化、政治问题。在解决经济资源占有的问题后，佛教的活动立刻复苏。

并且我们要知道，第一个掀起反佛教的风潮，不是皇汉族，恰是夷狄异族出身的北魏太武帝，这个夷狄酋长竟然讽刺汉朝君主说：“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见《魏书·志第二十·释老十》）这历史上第一次把佛教看成胡夷教的说法，是源出于胡夷民族建立野蛮的北魏政权，并不是皇汉民族的说法。而今天某些皇汉分子排斥佛教的说法，只是符合北魏夷狄攻击皇汉先辈信仰老子化胡遗教的谬论，绝不是华夏历代本土大多数知识阶层的理念，也违背了华夏文明包容万有的性格。不过有一例外，唐朝韩愈也曾批判唐朝皇室迎奉佛骨劳民伤财的不当举动，但韩愈更也曾以儒家卫道士自命，写诗讥刺华夏本土的道家仙宗，此等狭隘见解，请问皇汉圈中的道家与道教同仁们是否要认同？

从汉朝以来，参与翻译佛经的不乏中国上层知识分子。比如唐朝开国功臣房玄龄的后裔房融参与翻译了《楞严经》。且汉族人翻译佛经之后，根本不保留梵文本，只流传中文本。今天流中国汉族圈内的佛教经典，没有一本是梵文文本，所有的文本，都用汉字来陈述，没有夹塞外文文字，皇汉先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与独立的民族文化意识，比写论文都要引用英文术语、罗列英文论据的现代中国人强了不知多少。

其次，中国人并不盲目全盘接收所有的佛教流派学说，而是舍弃了小乘佛法，只取用大乘佛法为工具，来帮助参究本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

再次，中国的佛教教团组织方面，在唐朝，有所谓“百丈建丛林，马祖定清规”，从组织建设、学说研究模式、团体纪律、服装各方面，皆完全中国化。甚至创造了中国独有的素食主义风尚。汉族独创的素食主义戒律，不但为印度佛教所无，至今仍为举世界佛教所独有。

以上这些，都说明老子遗留于异域的教化学理，在重返华夏后，被中国人取其精粹，重新改造，完全中国化，并纳入华夏传统文明体系。而非象十八世纪以后至今的中国人一样，从政治理论，到组织方式，到价值观念，直到生活意识，完全西方化，连十八世纪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气概都没有。

从魏晋时期开始，中原玄学盛行，汉族玄学家们发现佛教中颇有能与玄学契合的教理，中原地区上层知识分子和僧人互为往来。兹后宋明理学的发展亦复如是，北宋张商英(1042～1122年)是儒家精英士人，也是北宋著名的宰相，他曾说：“吾学佛，然后知儒。”这句话被记录在明朝著名儒家学者焦竑的《焦氏笔乘》中。

《焦氏笔乘》中说：“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释氏则极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然其微言不为少矣。”

“孔孟之学，尽性至命之学也。顾其言简指微，未尽阐晰，释氏诸经所发明，皆其理也。苟能发明此理，为吾性命之指南，则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也，又何病焉。夫释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

“《中庸》、《周易》皆讲性与天道，然不得其人，则不能传。后儒必得佛学启发，又须不存成见，方知孔子之道无异于佛。”

有东鲁纯儒之称的儒家大师、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秘书长李炳南老先生，在其《论语讲要》中明示：“人道社会，不可以没有儒学，修齐治平，人道敏政，什么病就要用什麽药治。所谓‘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也’，古来佛门的祖师没有不读孔子书的，但是注《论语》的有多少？‘释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所以不读佛经，要如何讲解‘四书’？光是‘人之初，性本善’便不会说，更别论及其他。看过《法华经》，才能谈论性善、性恶等问题。”从此看来，华夏族儒家士人，亦是援老子所化之佛教，来领悟参证儒家的性与天道。

此外，从《性命圭旨》、《慧命经》、《仙佛合宗》和《黄元吉养生静功心法》等华夏本土道家仙学经典著述中可以看出，华夏本土道家修炼士亦援老子遗教之佛法的术语为工具，来诠释皇汉道家仙学。比如《吕祖百字碑》中说“甘露洒须弥”，“须弥”一词即出自佛经。而道家伍柳派重要人物、内丹家柳华阳(1736～?)的修道炼功笔记《大成捷要》更指出仙宗基础功夫，是“调元精以育真种，运周天而广大药，养成气母永镇下田，撑法船而更唤迷津。此存理养气之功，乃古圣先贤，佛祖仙师，所心心相印，口口相传。”、“盖沐浴是成仙作佛最紧要，最玄妙之功。沐浴是还虚入室心休息无为之功也。”、“诸仙佛似一大圆镜，我身犹如摩尼玄珠，仙佛法身入我体，我身常入仙佛躯。此九年面壁之功，也返到无余涅盘大觉金仙之位。待功圆满，天书下诏，九祖升天，上朝金阙，封以真浩，授以天爵，名日天仙者是也。”

明朝道家仙宗内丹学修炼大师冲虚子伍守阳（1552～1664）的《天仙正理》中说：“仙人授佛妙法，如来因之成佛。”（《古本伍柳仙宗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第30页。）此说与从汉代以来就成为公论的老子化胡之说同出一辙。《天仙正理》还说：“初炼炁以化成神，即经所谓不出不入、自然常住者，如佛之龙宫一定七日”、“仙曰胎圆，佛曰灭尽定，及阳神出现，仙曰出神，佛曰始成正觉”、“仙曰炼神还虚，佛曰虚空界尽。”这一段明显将仙宗修炼功夫与佛教禅定修行功夫视为等同，并说“仙佛皆要如此。”（《古本伍柳仙宗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第32页。）

道家仙宗千峰先天派著述《性命法诀明指》是养生泰斗千峰老人赵避尘（1860～1942）所著，其中吸收和借鉴了佛教禅宗的修炼理论。《性命法诀明指》序文中说：“儒曰天命谓性，释曰见性成佛，道曰尽性了命。”传承了儒家、道教、佛教三教一理的文化理念。而赵避尘老人是道家全真教龙门派第十一代性命双修内丹养生学正宗传人，他开创的千峰先天派，尽得龙门心法真韵，更融贯三教，而成一统。

我们通过上述对华夏道家仙宗经典著述的原文引证，了解一下华夏道家仙宗学术的理论发展，可知华夏道家仙宗大师并不排斥佛教，反而将华夏仙学与佛教修炼功夫互相参证。

近代中国有“当代太上老君”之称的道家仙宗大师陈撄宁先生（1880～1969），深通佛学义理，并与佛教界人士交谊甚厚。比如他在《仙学解秘·答复上海公济堂许如生君学佛五问》中自述：“民国二三年间，月霞法师在上海哈同花园办华严大学，他所作的《维摩经讲义》，都是我一手替他抄写。”、“又如高鹤年居士之《名山游访记》、黎端甫居士之《法性宗明纲论》，中间也许有一二句属于我外道的手笔，因为大家天天见面，不能不互相参酌也。”、“哈同印行的一部《佛教大藏经》，我虽然没有在上面用过苦功，却是从头至尾翻了一遍。”

陈撄宁公还说“若问佛教所说的‘菩提心’，如何解释？这个名字，是印度的梵音，中国无适合的译语。只有拿儒教中‘仁、义、礼、智、信’五字，并‘忠、恕’二字，一总去解释，大约相差不远。盖道之极者，称曰‘菩提’，华语不能翻译，若定要翻译，只有一个‘道’字可用。所以前代诸师，皆称菩提为大道。”、“菩提心即是道心”，“你若真发菩提心，学佛亦可，学道亦可，听凭自由。”

陈撄宁公又在《仙学解秘·答复上海公济堂许如生君学佛五问》中指出“印度的外道，与中国的道学，绝对不同。又可以晓得‘道’这样东西，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没有界限的，儒释道三教，不过是道中的一部分。”在《仙学解秘·答复海门县佛教净业会蔡德净君四问》中，陈撄宁公自述说：“仆幼读儒书，二十岁学道，三十岁学佛，四十岁又学道，今年过五十矣。回忆四十年间，于三教中，出入自由，不见其有碍也。假使信佛者，不可以入道，则信儒信道者，亦不可以入佛矣，何其见之小哉！要知三教不外一心，儒曰仁心，道曰道心，释曰菩提心，名虽异而实则同。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共一根。佛与道，有何界限可分别乎？” （以上分别见于《仙学解秘－道家养生秘库》，大连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84、86、85、74页。）

我们要问，陈撄宁公之外，道教界中有学问、有智识之士对佛教之态度如何呢？《仙学解秘》载民国间学道之士汪伯英先生所作《与苏州木渎法云寺住持嘿庵法师讨论佛学书》中说明“三教之学，各有至理。苟循其道，皆可超凡入圣。强分是非，徒生门户之争，恐三教教主，均不直是举也。余之亦儒亦佛亦道者，盖以儒佛道三教为一理，不存歧视也。惟其中间有取舍者，在儒则敦其伦常，于道则取其方法，皈佛则遵其戒律。或有可以相须而互用者，则用之而不敢滞，取其缘之增上耳。”汪公此论，实是智慧圆通、无偏无党，正是汉族士君子阶层与真正学道者的胸怀。（《仙学解秘》，大连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454页。）

综上所述，从华夏信史记录，及古今中国汉族学者的观点，说明从汉朝时，华夏人就认为佛教源出华夏道家鼻祖老子，并非某些没有华夏历史文化素养的皇汉同仁所贬斥的胡夷教。汉唐两代的汉族人接收了老子化胡而立佛教的学术成果，创建了汉传大乘佛教体系，是华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汉族儒家、道家学者以佛教作为参究华夏学术精微玄奥的工具。

请问攻讦佛教为胡夷教、“夷狄之巫”的无知皇汉分子们，看到本文罗列的史实记录，和道家文献原文，是认为华夏族历代道家修炼与儒家学人，以及史官们在一千多年前就捏造佛教是老子化胡而成的谎言？还是自惭“强不知以为知”、“信口雌黄”的过错？汉族中的佛教徒与排斥佛教的皇汉成员，究竟哪个更象诬蔑华夏古圣贤之教的“数典忘祖”？只是皇汉排佛同仁，不但没有数过华夏传统文化的经典，连华夏汉族先圣先祖的文化理念都没有弄明白呢！

如果要一味排斥老子化胡之遗教，不愿使用这一文化工具，或说不产于华夏本土，而来自于夷狄外国的东西都是皇汉应当抵制的，那么，请问那些极端排外的皇汉同仁们，是否能够将自己绝对纯净的华夏情结表里一致地落实而为生活中的实际行为，是否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不吃洋葱、葡萄、哈密瓜、番茄（西红杮）、番薯（红薯）、胡瓜、占城稻米、白沙糖、胡椒等等原来不产于华夏本土而由外来引种的食品？是否可以做到生病了也不要服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比如白豆蔻、荜拨、阿魏、檀香、乳香、没药、血竭等原本不产于华夏本土而来自夷狄外国的药品？是否可以让自己的家人亲属坚决不接受西医、西药的治疗？是否可以做到在生活中也不使用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飞机、空调、电脑等等根本不产于中国本土的工具？在写作时，也最好不用原本不出于华夏本土儒道经典而源于佛经的诸如心猿意马、天花乱坠、当头棒喝、唯我独尊、皆大欢喜、昙花一现、清规戒律、天女散花、醍醐灌顶、拈花微笑、借花献佛、痴人说梦……等等文学成语？是否可以在制作文件时，坚决不使用外文字母包括阿拉伯数字？是否可以做到在日常语言交流时，也不用诸如烦恼、颠倒、作业、忏悔、觉悟、如实、实际、平等、法宝、净土、彼岸、现行、刹那、因缘、胡说八道、不可思议等从佛学经典中点化而来日常用语？

从汉代就被认定是老子化胡之遗教的佛教，是汉唐两代贵族与王族共同迎奉而和平进入中国，在汉人的革新下完全融入华夏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某些蓄意挑衅华夏族传统礼仪风俗的、甚至蓄意参与侵华战争的宗教。因此皇汉同仁们选择佛教的信仰，并不算背叛华夏。

此外，我们要注意的是，立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致力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竟然还是基督徒。但因为他们本身是深受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故而虽为事业而选择基督教信仰，亦未背叛自己的民族与祖国。毕竟早在耶酥出生以前一千年，中国儒家的《尚书》、《大学》、《中庸》等即屡书神与上帝之名。明朝儒家大臣徐光启、瞿式耜也是天主教徒。瞿式耜在满清军攻陷桂林之际，坚决抗战，壮烈殉国。七下西洋的郑和，也是个伊斯兰教徒，说明一个汉族人只要坚信自己是炎黄子孙，坚信孔孟之道为第一位的精神信仰，则必会为汉族竭诚效忠，而不会忘本丧德地背叛自己的祖宗父母之血族。既然如此，则选择信仰是个人自由。但有一例外的是，假若对于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无所知，而单方面的选择了佛教以外的异族宗教信仰，尤其是那些曾经挑衅华夏传统、贩毒于华夏并侵略华夏的某些异族宗教，这倒是要注意的。皇汉圈的同仁们，也必需要对于华夏汉族的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直接关系到一个人、一个民族的视野与前途。不要以为自己自认为是汉族，穿穿汉服，搞搞集会，唱唱歌曲，喊喊口号，表示自己忠诚于汉族，就可以推动汉族的复兴。要使汉族的文化发扬光大，才是效忠于汉族的作为。毕竟汉族兴盛的时代，不单是经济、政治、军事强盛的时代，更是精神文化发达的时代。华夏国族之所以可以成为四大文明古国唯一仅存，正是因为华夏传统文化能够赋予华夏子孙从危机中不断反省、不断重新崛起的力量，甚至能够使异族心悦诚服地归化华夏王朝。世界三千年史，也曾有罗马、希腊、马其顿等强极一时的国家，没有文化素养，只徒有激情、气势，盲目举动，终将是如老子《道德经》所讲的：“暴雨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绝对不能长久。因此皇汉圈中的有心志士，务必关注皇汉文化的建设，要继承华夏文明的道统，而不能随意违背传统的文化信念。

试看某些皇汉同仁排斥佛教的言论，极度欠缺华夏传统文化的常识素养，只充斥盲目无知、极端偏激的攻讦，实为贻笑天下，有识之士固不屑矣！由此可知皇汉圈中某些盲目排斥佛教的皇汉同仁，自认为忠诚于汉族，实则强不知以为知，愚而好自用。要知道错误的观念，只能导致错误的结局。皇汉事业要落到没有文化素养而偏走极端的人物手中，只能发生象义和拳乱、超英赶美那样爱国不成，祸国有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悲剧。

皇汉圈中信仰佛教的同仁们，面对某些偏激排佛的皇汉同仁，务要保持理性，希望那些因为缺乏华夏历史文化素养而排斥佛教的皇汉同仁，提高对华夏传统文化的认知，并要顾全大局、团结同志，共同促进汉族文明复兴为职志，避免皇汉圈出现分裂和不团结的现象，那则是不利于皇汉复兴运动的。

福州 陈宇 作于汤池小镇

黃帝紀元年四千七百一十二年夏曆甲午年四月十一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紀元二千五百六十五年

辛亥革命一百零四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五年

西历2014年5月9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