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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官兵在云南省麻栗坡县老山西侧坝子雷场手拉着手徒步验收已扫雷场。彭希 摄

士兵从黑暗中醒来，仍是黑暗，他试图抬起手臂，却感觉短了一截。

“我的手怎么了？”

“手不在了，爆炸之后不得不截肢。”旁人小心地答。

2018年10月11日，中越边境云南段坝子雷场，南部战区云南扫雷大队扫雷四队士兵杜富国在执行扫雷任务时，一枚加重手榴弹突然爆炸，杜富国失去了双眼双手。

杜富国参加的是中越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作战任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批复精神，2015年11月3日，中越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作战任务启动。这次作战任务的目标，是对“57.6平方公里的雷区进行彻底排除，并协助地方对24.1平方公里雷区实施永久封围”。此前，1992年至1994年、1997年至1999年、2001年至2008年，中越边境云南段进行了两次大面积扫雷和一次勘界扫雷。

第三次大面积扫雷的通知下达后，各部队的士兵们主动请战，到边境扫雷。他们几乎全都是90后士兵，组成了现在的扫雷队。27岁的杜富国正是其中之一。

杜富国受伤一个月后，11月16日，历时三年的第三次大面积扫雷作战任务结束。这一天雷场验收，士兵们手拉手，军歌嘹亮，踏过杜富国扫过的雷场。

11月18日，杜富国被南部战区陆军党委授予一等功。

杜富国扫雷战斗时的情景。英勇负伤后，他被南部战区陆军党委授予一等功。杨萌 摄

伤害止于我辈

当军绿色的运兵车排成一个车队，整齐行驶在街道上，54岁的农民盘金良会产生某种错觉，仿佛又回到当年的战争岁月。那是老山激战的1984年，还是民兵的他扛着担架上阵地，把伤员抬下来，放到军车上。

10月11日早晨7点30分，两辆盖着墨绿帆布的运兵车和一辆军用救护车从营房驶出，沿街摊贩和顾客停下手里的活计，挥手致意。这场景像极了当年。

这里是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和南面的越南仅一山之隔。那场战争已经过去快40年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至今随处可见。在猛硐乡，你总能看到很多没有脚的人，或者小腿短了一截。

据统计，仅在中越边境云南段，约130万枚地雷、48万发爆炸物遍布289平方公里的161个混乱雷场。它们隐匿在农田和山坡，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地雷性能已经极不稳定，甚至一场大雨，一根断枝，一块碎石，不知碰到了哪根弦，地雷随时爆炸。

盘金良至今也想不明白，他当了五年民兵，战争期间，扛着56式半自动步枪巡逻，冒着炮火在前线运送伤员，毫发无伤，怎么战争结束后，自己却在同一块山头踩中两颗地雷。

1993年4月，盘金良割草时踩到一颗地雷，“声音都没听到就坐在了地上”，右小腿被炸成“拖把一样”。

2016年8月，在同一块坡地上，他又踩到一颗地雷，炸掉了左小腿。两颗雷都是压发雷，踩上就炸那种，他认得，那是72式防步兵地雷，“绿色的，月饼一样大”。

“有啥想不明白的，一家三口总共才不到半亩地。”盘金良摸着双腿上的假肢说，种出的粮食糊口都难，靠山吃山，他和妻子总得上山，砍柴，割草，找点贴补。

村民盘金良双腿被地雷炸伤而截肢。彭希 摄

在右腿被炸之前，盘金良学着自己排雷。他做了一把一米半长的镰刀，用镰刀翻土，小心翼翼，翻出了地雷，他用竹片撬开底座，雷管丢到河里，地雷用火烧掉。两年时间，他挖出了100多颗地雷，开出5亩地，直到被炸伤。

盘金良告诉记者，猛硐乡地处山区，土地是边民的命根子，他们宁肯冒着踩雷的风险也要播种，唯独能做的是希冀上天眷顾，别成为最倒霉的那一个。

八里河村的王开学是扫雷队在东山雷场的向导。1981年，王开学的父亲踩到一枚盛在木方盒里的地雷当场身亡，因为状如棺材，威力巨大，被村民称为“棺材地雷”。

在王开学的记忆里，躺在空地上的父亲变得矮小，只有80厘米那么一截。母亲不久改嫁，他随后辍学，独自照顾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到了能耕种的年龄，王开学觉得，无论如何，他都得开出一块地来，养活全家。

“谁能排掉地里的雷，地就归谁种。”这是当地不成文的规矩。在扫雷队到来之前，为谋生计，一些胆大的农民尝试自己排雷。

依靠锄头、镰刀和铁丝，王开学和地雷打了28年交道，据他粗略统计，他用背篓从地里背出来的地雷起码14000颗，开垦出288亩土地。

这让他在当地成为传奇。王开学曾想把拆雷的手法教给90后出生的儿子，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并禁止儿子上山。

“让战争的伤害到我这辈为止吧。”他想了一会儿说。

麻栗坡县猛硐乡党委书记赵伟毅说，全乡境内雷场面积14平方公里，涉及耕地2万余亩，全乡几千亩茶园，因为雷患，30多年没人敢踏进半步，因不慎触雷伤亡人数达1000多人，动物牲畜死伤更是无法统计。160人的上地村，这些年踩到地雷的有8人。330多人的八里河村，至今炸死炸伤46人，成为著名的地雷村。而在文山州富宁县边境的沙仁寨，87名村民被地雷炸得只剩下78条腿。

南部战区云南扫雷大队扫雷四队驻扎进猛硐乡后，不安的情绪和缓了。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官兵搜排出的部分地雷和爆炸物。

哪怕孩子掉在地上，也不让地雷掉在地上

2018年10月11日这一天，跟往常一样，运兵车和救护车行驶在曲折的泥巴路上。

山路绵延十多公里，手机信号都被阻断，一个多小时后，运兵车抵达249雷场。因为邻近坝子村，当地人也管这里叫坝子雷场。军用救护车调转车头，司机，军医，担架，守在车上，做出随时冲锋的架势。扫雷四队队长李华健说：“希望永远用不上它。”

今年33岁的李华健是土生土长的麻栗坡人，他曾两次赴黎巴嫩执行维和扫雷任务，是经验丰富的老工兵。

2015年，部队第三次通知他执行维和扫雷任务时，正赶上组建扫雷队，这一次，李华健拒绝外出维和，“要扫家乡的雷”。家乡的雷，他深知其害，他有两个初中同学都被地雷炸断了腿。

“黎巴嫩的雷场是戈壁滩，非常平坦，每一块雷场都有草图，地雷型号、数量一目了然。”李华健说，用探雷器按图索骥，拔萝卜一样，定点清除，跟黎巴嫩雷场相比，中越边境的雷场更像是弹药库。

“中越边境的雷场是当年的战场，各式各样的地雷，压发雷，松发雷，绊发雷，跳雷，定向雷，反坦克雷，还有各式炮弹，子弹，手榴弹，火箭弹，爆破筒，毫无规律。”李华健说。

被画上骷髅头标识、禁止入内的雷区。

如今，249界一块高地上，我军战时用沙袋构筑的工事和壕沟仍然可见，当年这里也发生过激战，“地雷布在四周，机枪架在上边，手榴弹放在手边，迫击炮靠后，可一阵炮火之后，什么都乱了，就成了现在的雷场。”盘金良回忆。

坝子雷场是一块8万平方米的坡地，坡度50度，海拔1400米，当年的炮火之后，焦土之上长出野生竹林。

猛硐山区的景色很美，这个秋末时节，仍是一派盎然景象，车两旁绿草如茵，漫山都是野生竹林，风一吹，沙沙作响。

士兵无暇流连景色。他们两人一组，迅速进入战斗岗位。扫雷先要炸药开路，扫雷队先用爆破筒炸出一条安全通道。11节红色的爆破筒连接起来，长达6米，重量近二十公斤，最前端是蓝色的拒爆筒，两名战士像捅竹竿一样把这个长长的怪物放在雷场，“拒爆筒触地，万一前段碰到地雷发生爆炸，拒爆筒不会因为地雷爆炸被诱爆，能有效地保护我们战士。”李华健说。

在巨大的爆破筒的爆炸声中，60厘米宽的安全通道开辟出来，再往两边炸出几条作业通道，扫雷兵们穿着10多公斤的防护服，手持探雷器，搜索地雷。为了集中精力，士兵之间禁止交谈和开玩笑。山地高温潮湿，不到半小时，就会浑身湿透。

这是技艺的秀场。别说是地雷，哪怕一根铁钉一枚硬币，都要探测出来。探雷器探到金属，会发出“嘀……嘀”的声响，常人觉得并无玄机，但扫雷兵能听出端倪，“地雷是沉闷的嘀嘀声，硬币响声大而短，铁钉响声长。”扫雷兵艾岩说。

一旦探测到金属，在退后十厘米的地方，插上小红旗，扫雷兵或蹲或趴，用探雷针沿着45度角轻轻刺探，确定准确位置后，用小刷子像文物考古一样慢慢刷去浮土，直到一枚地雷浮现。

即便地雷就在眼前，也不能轻举妄动，“还要检查有无诡计设置，为了作战需要，地雷下面有可能还连着地雷，一拿就炸了。”李华健介绍，排出的地雷，如果没有生锈，需要拆卸后集中处理，如果生锈无法拆解，就转移到收集坑，如果不能移动，就地引爆。

无论对谁来说，第一次排雷都不轻松。艾岩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排雷时，那是一枚72防步兵地雷，他的手不停地抖，用了几分钟时间平复，心里紧绷着一根弦。拇指和食指捏起这枚地雷的时候，呼吸都感觉停滞了。“哪怕孩子掉在地上，也不能让地雷掉在地上。比考古还难。”艾岩说，每一次排雷，都会当第一次排雷时一样谨慎，一旦失手，就永远定格。

已退役的前排雷四队队长龙泉回忆，最惊险的一次，在马嘿雷场，战时一条侦察兵通道上，杜富国报告说发现一个大家伙，那是一枚反坦克地雷。

这是当量极大的地雷，稍有闪失，一个班都保不住，后果不堪设想。

果然，这枚反坦克地雷经过预压，步兵踩上也会爆炸，地雷之下，还设有诡计，连着另一颗地雷。杜富国主动请战，地雷排出来时，龙泉捏了把冷汗，整个云南雷场，这种反坦克地雷一共不超十枚。

为确保万无一失，探雷器地毯式地搜排之后，士兵还要用扫雷耙再翻一遍。那是一种一米半长的三齿耙，十斤沉。盘金良感叹，即使最辛勤的农民，也比不了扫雷兵的精细，他们要把每一寸土地仔细翻一遍。

扫雷兵把11节红色的爆破筒连接起来，像捅竹竿一样放入雷区，炸出一条安全通道。杨萌 摄

“我们扫过的雷场，每一寸土地都是干净的”

2018年10月11日这一天，对于杜富国来说，跟以往三年排雷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在这块8万平方米的山坡上，他们排出了5000多枚地雷和爆炸物。任务已接近尾声。

今年27岁的杜富国来自贵州省湄潭县，19岁参军，入伍第五年，他从边防部队主动请愿到扫雷部队。扫雷四队队长李华健还记得，初入扫雷队时，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士兵，书桌上一直摆放着《常见地雷与未爆炸弹药图册》，时常在熄灯之后用手电筒学习，厚厚的学习笔记里密密麻麻记录着排雷的要点。他技术精湛，三年来，在14个雷场排出了2400枚地雷和爆炸物。

士兵艾岩记得，那天山间是湛蓝的天，一转眼，雾气就升腾起来，几米内不见人。

下午2点40分左右，他和组长杜富国发现一枚露出部分弹体的67式加重手榴弹，立即汇报。

“查明情况。”分队长命令。

“是。”杜富国回答。接着他对艾岩说，“你退后，让我来。”搭档半年来，这是杜富国对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艾岩退后两米远，就在这时，爆炸发生了。杜富国浑身是血，躺在地上。冲击波吹翻了艾岩的头盔，碎片擦破了头皮。

听到“砰”的一声巨响，一公里外砍柴的盘金良预感不妙，他没想到是这名腼腆的士兵。一个月前，盘金良砍柴时挖到一株兰花草，这是著名的老山兰，盘金良看杜富国爱不释手，就送给了他。作为互换，杜富国把自己的旧迷彩服送给了盘金良。

三公里外的老山主峰上，来自四川的80多名游客也听到了爆炸声，“听起来像地雷”。“不可能吧，这个年代了还会有地雷？”有人议论。

刚刚退役的扫雷四队前队长龙泉说，他不怕苦不怕累，最怕别人不理解。

有人曾问，既然扫雷这么危险，为什么不能用扫雷机器人。

不是没用过，起初有厂家推荐扫雷机器人，但这种装备仅适用于平地，猛硐乡林密坡陡，多悬崖峭壁，垂直高差1000米以上，坡度多在40到50度，个别可达60到80度，机器人根本无法工作。故事总带着硝烟味，2016年4月，扫雷三队22岁的士兵程俊辉在排雷时，山石崩塌，坠入30米深的谷底，不幸牺牲。

每扫完一个雷场，扫雷兵都会手拉手走一遍雷场。今年初，媒体报道了扫雷士兵手拉手走雷场的事情，有人在网上质疑，说是拿士兵的生命开玩笑。

看到这条消息时，龙泉非常气愤，“手拉手徒步走雷场，是为了检验扫雷的成果， 为了把没有爆炸物的雷场干干净净交到群众手里。一块雷场清排完了，排雷兵自己都不上去走，然后说，老乡我们扫干净了，你去吧。老百姓敢走吗？”

艾岩和杜富国手拉手，多次走过自己扫过的雷场。

走的时候害怕吗？

“我相信自己和战友，我们扫过的雷场，每一寸土地都是干净的，除了我们的脚，没有更好的方式证明雷场干净了，只要有一颗地雷，这块地就是雷场。”艾岩说。

据人民日报消息，云南扫雷大队大队长陈安游表示,3年来扫雷部队共搜排地雷及各类爆炸物19.82万枚。目前扫雷工作已取得决定性胜利。

2018年11月16日，中越边境云南段已扫雷场移交仪式在云南省麻栗坡县猛硐乡老山西侧雷场举行。该雷场的移交,标志着中越边境云南段第三次大面积扫雷作战行动圆满结束。移交现场,数十名扫雷官兵手拉手，唱着歌，踏过这片雷场。独独少了一个兵。

（感谢南部战区陆军某部彭希干事提供采访协助）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编辑 胡杰 程磊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