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派怎么弄紫装

梁长兴/口述

伊淇/撰文

我叫梁长兴（@梁长兴60），1961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武术世家。我6岁开始练武，16岁进入什刹海体校和李连杰成为同门师兄弟，曾连续七年蝉联全国武术大赛形意拳冠军。

从北京武术队退役后，27岁的我去了澳洲打拼，既教外国人学武术也给影视公司提供武术指导，相当于从台前转移到幕后，很少在大众面前露脸。2019年，闺女开始把我平时练武的视频分享到海外版抖音TikTok上。

没想到时隔几十年，已经快要60岁的我又突然走红，突然间在网上有了两百多万粉丝。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好多老外看我是中国面孔，总以为我是成龙。

我坚持习武50多年了，上周和闺女爬山还顺便练了一会儿。

我和成龙在外表上的确实有相似之处，之前在国外的大街上也被人问过是不是成龙，老外经常把我们混淆，最近我还专门录了视频去澄清，告诉大家我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我出生在北京前门的西沿河畔，家里兄弟姐妹六个，我排最小。我的父亲是一名修表师傅，有自己的钟表店。那个年代没有电视和冰箱，手表是非常时髦的东西，父亲的修表技术特别吃香，他因此结交了诸多朋友，人脉很广。

我的母亲是贤惠能干的家庭主妇，辛勤照顾一家老小，任劳任怨，曾被评为宣武区优秀妇女。她在家里给绣花厂兼职绣花，绣出的品种全部被评为出口产品，为国家赚取了不少外汇。厂长看中我母亲心灵手巧，再三劝她留在绣花厂当正式工，但母亲考虑到老人和六个孩子需要人照顾，她始终没有答应。

父母年轻时候的结婚照，父亲穿西装，母亲穿旗袍，中西合璧。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气氛一直和睦，我从来没有见过父母吵架。在他们俩的辛勤劳动下，家里条件一直在变好。上小学时，我就穿上了“的确良”衬衫，班里同学都很羡慕我，因为过去普通人家都穿棉布，能穿上的确良就算是比较富裕的了。

我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述我们梁家的故事，据父亲介绍，我的祖辈们个个能文善武。例如我太爷，他文武双全，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考中秀才却不做，而是去开诊所免费为穷人治病。祖太爷更是武艺高强，平时喜好行侠仗义，他50岁那年因为帮穷人抱打不平遭到地痞流氓暗算，不幸毁掉了双眼。

我太爷的墨迹，旁边是我父亲对他生平的介绍，由我大姐亲自笔录。

受祖辈的影响，我们家的孩子都多才多艺，尤其是我和二哥，从小喜欢武术。我这个人天性好动，爱跑爱跳爱翻跟斗，父亲觉得我在体育方面会比较有天赋。于是在我6岁的时候就让我就跟着哥哥们学打拳。父亲琢磨着要让我学个一技之长，以免远走他乡去插队。

所谓一技之长，主要指文艺和体育方面，比如说你是跳舞、唱歌的专业团队，属于总政文工团；或者武术、体操的专业团队，属于国家体委的，这样就可以不去插队了。不是说随便学一点东西就行，必须达到专业队的层次。

7岁那年，父亲给我找了一位京剧老师。那时京剧非常受欢迎，既是国粹，又是一门传统技艺，八个样板戏经常在全国各地来回演出，演员们风光得很。但我一开始并不喜欢，唱戏一听就是件苦差事，哪个小孩子自愿去学唱戏呢？

父亲并不强迫我，只是耐心地鼓励我去试试，后来我便顺着他的心意去拜了师，跟那位京剧老师学武生。武生基本功必须得扎实，前几年我一直在苦练翻跟斗，有时也学打小锣和清唱。

11岁那年，哥哥给我给我做了一条九节鞭，我特别高兴，去照相馆拍了张照。

彼时我正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念书，在学校里还参加了体操队和武术队，学京剧只能利用课余时间。慢慢地，父亲觉得武术比京剧更适合我，于是在我13岁的时候，他又托朋友把我转去了北京什刹海体校。

什刹海是市级体校，专门培养专业运动员。我去的时候还是学生身份，要先在业余队训练，如果成绩练得好，则可以转入专业队。我本身就喜欢武术，所以特别适应那里，练功再累也不觉得苦。

1977年，16岁的我被选入北京武术队，武术队也在什刹海体校里面，不同的是，武术队员属于专业的国家运动员，训练时间也由原来的半天变为全天。那时候的北京武术队非常有名，经常有人邀请我们进行武术表演，几乎每隔两周就有外国贵宾过来参观。

我参与接待表演过的外国总统就有十多位，比如铁托、福特、卡特等总统，还因此上过好几次新闻联播。

当时电视栏目只有两个：中央一台和中央二台，所以到了新闻联播播报我们演出的时间，大家换哪个台都能看到我们。除了给来华参观的外宾表演，我还多次跟着北京武术队出国表演，来队头一年，我就去了中亚的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

去叙利亚的时候，队里给每人 20美元补助，我给大姐买了布料，给二姐买了这块手表，盒子是后配的。

武术队的待遇很好，刚开始我一个月工资有30元，成为一线队员后一下子涨到90元。那时候大学教授的工资也不过50元上下，普通工人只有30元。

何况十七八岁的孩子大都挣不了钱，起码得等上完中专或大学之后，而我早早地实现了高收入。赚到的钱我也不舍得乱花，一半交给了母亲，一半自己存起来。

进专业队以后我每周只能回一次家，如果要打比赛，就得等上两个星期。家里人很惦记我，每次都张罗一桌子菜，把最好的都留给我。其实我在队里的伙食很好，大鱼大肉管够，所以我总是叮嘱母亲简单做些家常菜，例如小葱拌豆腐、炒扁豆，我周末回家也会带回去些巧克力和水果给他们尝鲜。

成为主力队员后，我和李连杰等几个队友专门留在国内训练，不定期参加各种比赛。李连杰在我们队里算很有名的，他年纪小我两岁，却比我早两年进武术队，算是我的师兄弟。1979年全运会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参加了武术比赛项目，拿下了男子五人对练全国冠军。

第四届全运会的奖状，我们五个队友每人领了一块金牌、一张奖状。

没想到仅仅三年之后，李连杰就因为出演电影《少林寺》而红遍两岸三地，让全国一下子兴起了武术潮，很多导演都到我们武术队挑演员。

也曾有一位香港导演看中了我，跟领队说想邀请我去演《新方世玉续集》中的大反派，不过吴彬教练替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这个人比较内敛，确实不太适合在影视屏幕前出现。

1980年武术队去美国表演，我（左一）和李连杰在世贸大厦合影，911事件后，这两座大厦已经倒塌了。

同年，我开始练习形意拳，初次接触之后，我便喜欢上了这种拳法。北京人的性格大都直爽，比较外向，而我的的性格却比较内敛沉稳，形意拳属于内家拳法，讲求内在，形意合一，对我来说再适合不过。正巧我父亲的好友王万信先生是形意拳名家董子英的弟子，他从父亲口中得知我对形意拳感兴趣，表示愿意教我拳法。

于是从1981年开始，我每个星期日都会去他家练习，先从无极桩开始练起，然后再练三体式、五行拳等等，风雪无阻，一练就是七年。

王先生性格直爽，除了他的女儿有时候会过来和我一起对练，他从未教过别人，总是亲自示范，很耐心地纠正我的每个动作。

1981年底，我们男队最全的一张合照，右一是我，左一是李连杰，穿白衣服的是吴彬教练。

凭借这套拳法，我连续七年蝉联全国武术大赛形意拳冠军。当时我的拳法练到什么水平了呢？用吴教练的话说，就是还没上场他就知道我能赢。

1982年新春联欢晚会，队友们在校接待室唱歌，我在弹吉他伴奏。

在武术队的那些日子里，有两件事情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彩车巡游，学校专门挑选了10名武术运动员参加，我便是其中之一。武术队前面就是中国女排的彩车，从长安街驶过时，我能清楚地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人向大家招手。

那时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盛大庆典，电视台在直播，而我也出现在了镜头里。想到父母亲正在电视上骄傲地看着我，我激动地难以言表，抿着嘴一个劲儿地傻笑。

国庆彩车巡游，当我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感觉全中国都在电视上看着我。

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在1985年，当时西安举行第一届世界武术邀请赛，各支队伍里都是从全国选拔的运动人才，因为我形意拳好，拿了多次冠军，有幸被选入第一批武术队。这场比赛是第一次由国家组建的官方武术邀请赛，而武术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张亮眼名片，能参与这种历史大事，我觉得比得金牌还要光荣。

在西安比赛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趣事。那时正是酷暑，我嫌热，就顺手在路边花一元钱买了把折扇，后来临时起兴，邀请所有参赛的中国队员在扇面上签了名，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我收藏的那把折扇，正面是运动员的签名以及我雕刻的印章，三十年多过去，字迹已经变淡了。

比赛参加了一场又一场，奖牌拿了一块又一块，慢慢地，我和队友们的运动员生涯也接近了尾声。到了该退役的时候，大家都担心起以后的就业问题。当时退役的运动员不在少数，就业竞争压力很大。听说一些人退役后就再没机会再从事原来的专业了，大家都觉得很可惜。

我们正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风华正茂，也有拼劲，眼看着国内机会有限，很多人都选择了出国发展。

我在国内待得很好，本来不想出国。我的性格属于小大人，在别人眼里比较懂事，在队里当过团支部书记、当过队长，武术队还有心提拔我当领队。后来队里保送我和女子队最优秀的运动员李霞师姐去北京体院学习了三年，也都是带工资的。如无意外，我的计划是拿到文凭后留队当教练。

我在队里被评为优秀团干部，领导挺器重我的，队友们也都觉得我这人比较稳重，所以叫我梁头儿。

但命运的轨迹有时候并不如人所想。1985年，中国艺术团到澳洲和新西兰为当地华人社团表演，为此挑选了两名武术演员、两名杂技演员、两名舞蹈演员，我又一次被分到了出国表演的任务。

这次澳新之行，使我认识了当地一些练武术的朋友，后来他们说可以给我做担保，让我到澳洲发展，在武馆教武术。因为有了这个契机，也考虑到以后找女朋友成家总要买套房子，我便动了心思。兴许在国外闯闯，我还能打拼出另一翻天地呢？

对于我出国的事情，家人虽然不舍得，但依然很支持我的选择。此后两年多。父母找人东拼西凑，加上我自己的积蓄，总共凑出了两万多元人民币的出国钱。

1988年，27岁的我告别故土，成为武术队最晚一个出国闯荡的人。当我坐上飞往墨尔本的飞机，内心感慨万分，甚至有点糊里糊涂的。想到以前出国都是跟着武术队去的，吃住行各方面都有人给安排好，而这次只有我自己，还不知道出国教武术的前景如何，一切都是未知数。

初到国外，我并没有太多不适应，原先在北京体育学院的时候我就有学英语，加上小学英语基础还算扎实，基本的语言交流不成问题。而且搞体育和搞舞蹈都有个特点，就是身体语言很重要，我教外国学生武术的时候不需要多说话，主要是用动作比划，他们看了自然会跟着我学。

记得举行武术讲座的时候，来了不少外国人，后来有二三十人交了钱。我在台子上讲解，周围一圈人围着看，颇有点一代宗师的样子，我连说带比划，虽然台下的人听不懂武术理念和精神，但依然兴致勃勃，听得特认真。

1988年，我在悉尼歌剧院前留影，澳洲的风景很美，但我心里总觉得最美的风景还是家乡。

教学的事比我想象的要顺利。那时在中国武术在国外已经很受欢迎，不少外国学生报名来上课。他们都觉得武术的动作很好看，很有气场，而且还可以用来自卫防身。特别是对于外国人来说，武术看起来多有一种东方的神秘感。当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看过了中国的武术电影才感兴趣的。

1990年，我和太太举办了婚礼，为此我们贷款在澳洲买了房子，计划过几年等生活和工作稳定了再要孩子，但计划赶不上，成家第二年，我们的孩子就提前来到了这个世界，刚好遇上世界金融危机，澳洲很多人失业。我的好些朋友和学生们也都失业了，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跟我学武的人也减少了。

好在还有一些人在坚持学武，我很庆幸自己还有事可干，为了生存，不敢有丝毫松懈。那时候银行贷款的利息很高，年利率都在20%以上，我贷款买了一台摄像机，利息就得给25%。为了省钱，我们家连垃圾袋都舍不得买，而是把去市场买菜的塑料袋囤下来，反复利用。

这台摄像机是当时候最好的一款，售价八千澳币，售价八千澳币，当时汇率是1:2，相当于一万六人民币。

1992年，为了有更多的发展，我自己注册了澳大利亚武术训练中心，干起了自己的事业。我在墨尔本的各个学校租场地教武术，学生来自各地。同时，每周我还会去一次墨尔本大学设立的太极协会里教学。

那时李连杰已经正式转型电影演员了，有学生对我说，他们对电影武术有兴趣，我说这个我懂呀，我只是对做电影演员没什么兴趣。受到学生启发，我转而成立了一家武打动作设计工作室，专门培养影视武术演员，又叫武师。我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的武术知识，还有拍武打电影要会的技巧，包括怎么怎么摔，打斗的时候怎么反应等等。

武师这个行业，如果有一些武术底子、体操底子会好一点，因为技巧性很强，有技巧的话，即便做一些摔打的惊险动作，没护身也伤不到。若是完全没技巧，就算放了很厚的垫子，照样可能会受伤，不是说有胆量不怕死就能当好，这就是我办班的目的。

这是我们在排练的场景，既要讲究武打动作，又要琢磨拍摄角度，让动作更有可看性。

1996年，洪金宝和成龙在墨尔本拍摄电影《一个好人》，主要的武打演员和替身都来自我的团队。我的两个学生在拍完这部戏后，顺利进入了成家班，干了有二三十年。后来我还有一个学生莎提雅在《杀死比尔》里为女主角做替身。

其实武打设计并不是我的专业，完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决定是很明智的。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在国内拍的电影里老外都是演坏人、挨打的角色，他们全是外国语学院的留学生，不会什么武术。所以我跟学生说，我教你简单的，学完之后你就可以演个角色了。以前国内但凡有个老外会点武术，肯定能给个重要角色。

1996年，我（前排左四）的武打动作设计室团队在上海摄影场，穿黄色衣服的都是我的人马。

1997年，一位学生帮我想到了扩展业务的主意，那就是在澳洲的黄页上打广告，声明任何人需要拍电影、需要武师，我都可以去提供教学和人员，我也可以做武术指导和动作导演。当时美国夏威夷一家公司正好在澳洲，看到广告后邀请我去碰面。

首次见面我们聊得很愉快，因为我有名气，语言沟通也可以，对方对我挺满意，还请我到他们公司帮忙设计影视和动画类型的的武打动作，有时也会帮他们拍摄，做一些幕后工作。我们关系处得很好，彼此信任，一直合作至今。

这是我的形意拳弟子张金阳，他是美国宁佳影视的制片人之一及演员。

因为有了这个稳定的合作伙伴，在往后的17年里，我经常往返澳洲和美国两地。考虑到父母年纪大了，就算工作再忙，我每年都会抽时间回国几次看望他们，每次待几个星期，什么事情都不做，只是单纯地陪着他们，享受时光。我很爱我的父母，但再不舍得还得告别，因为在澳洲还有打拼的事业和我的妻儿。

85岁的父亲仍然在坚持修表，记得他82岁时，还给别人修了一只古董怀表，酬劳就有一万五。

一直到2015年，我才结束了两地奔走出差的模式，澳洲武术培训也有学生接管教学，我自己的工作的重心则转移到了网上，负责影视顾问，负责策划方面的工作，通过电脑写材料、参加会议就可以完成。虽然外出机会减少了，但此后两年，我仍然会抽时间回中国。

2017年，我回国参加吴教练的八十岁大寿，分布天南地北的武术队学员都专程赶来了，大家聚在一起给他老人家庆祝。36年过去，体校训练馆已拆为平地，昔日的主力队友遍布世界各地。回想起来，那时我们才十六七岁，都很单纯，都很青春，那真是一段很美好的岁月。

在吴彬教练的寿宴，我和校友吴京合影，他是什刹海体校后期学员。

2017至2018年，我的父母亲先后去世，此后我就很少回去了。特别是去年澳洲也出现疫情后，我基本都在澳洲呆着，疫情没有对我造成很大影响，相比以前为工作终日奔波，现在我拥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很好地陪伴家人。

我有一对儿女，我深知武术选材的重要性，所以让他们自由发展。我的儿子已经结婚成家了，他是一名执业牙医，牙医在国外是倍受尊重的职业，按照中国的标准，已然成家立业了。他弹得一手好吉他，因为他喜欢音乐，我从他10岁开始，先后为他买了近20种不同的吉他。

我闺女在墨尔本大学读书，墨尔本大学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北大，她是以总分99.97分考进大学的，近乎满分，还拿了全额奖学金，也是学牙医。她是一个独立有主见的女孩，相比武术更喜欢跆拳道，是墨尔本大学跆拳道学会的主席。

我抱着树杆压腿，这叫擎天一柱香，每年1月1日我都照一张这样的相片，在运动方方面给闺女做了表率。

2019年，网络有一个“踢瓶盖大赛”很火。有一天我的闺女拿来手机给我看，她说：“爸，你看别人最近都在玩踢瓶盖，你也露一手，我帮你录个视频传上去” 我说：“对我们习武之人来说，这些都是小伎俩，太简单了，要是我踢就不止一个瓶盖了，起码好几个。”因为我比较内敛，所以不太想露脸，说完后就没理我女儿的提议，低头浇起了花。

闺女给我准备了几个饮料瓶，看到我不理她，她用起了激将法：“爸，你是不敢挑战，我不相信你能踢好几个”。“好吧，好吧，你看好了”，我腿一抬，就把几个瓶盖都扫下来了。

我踢瓶盖的视频，有个网友在下面开玩笑问“你是李小龙还是成龙？”

女儿录下了这段视频，上传到她的TikTok社交账户上，没想到很快就有400多万的播放量和50多万点赞。很多外国网友还以为我是成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我以前从没想到闹着玩也能玩出名堂，自此开始认真研究TikTok这个社交平台，我们会用软件的最新功能，拍出各种好玩有趣的功夫视频，例如一个人饰演正反两派、把日常家务和武术结合起来、表演分身术等，我的视频一直保持着热度，受到世界各地的网民持续关注，澳洲电视台最近也来采访了我。

我在TikTok上的视频， 最近一条播放量超过了六千七百万。

但是我自己对名气并没有什么感觉，拍摄这些视频有几个原因，主要是我和孩子因此有了更多共同语言；其次是通过好玩有趣的视频，我让更多人认识和喜欢上中国武术；再次是我自己是做影视的，可以研究一下年轻人的市场，现在我在自媒体上也算摸索出一些门路了。

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我很喜欢，每天陪陪家人，和孩子练练武术，也不耽误我的本职工作。今年五月底我就满60岁了，但我从没想过退休，我觉自己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过去这大半辈子，我接触过不同地域的人，见识过不同的文化，发现人类其实有很多共性的东西，但现实中也有很多相互不理解的地方。所以之后的日子里，我更想充当一座桥梁，用中国武术把大家更好地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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