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王仕官有什么用』仁王仕官选什么比较好…

​近日张楼庙山兴建中的古庙兴隆寺挖出一块石碑，正反两面碑文为：“重修大寿圣院之碑”，“太宗皇帝敕赐正国太师蹈宝望如来”。太宗皇帝为成吉思汗第三子、元朝第二代皇帝窝阔台，敕，皇帝命令，赐，皇帝赏赐，正国上柱国，太师，朝廷首辅大臣。元朝窝阔台朝封平章（丞相）耶律楚材为上柱国、太师。蹈宝望，耶律楚材致仕前为佛教俗家弟子，法号湛然，看来皈依藏传佛教后道场妙峰山大寿圣院，重得法号蹈宝望。如来，这里做大和尚讲。原来这是一座罕见的“皇家寺院”。

一、妙峰山及寺庙简介

在江苏北部邳州市近郊西南的平原上，有一座小山，张楼庙山。山虽不大，海拔只有三二十米。远古时候，特殊的地理位置，凸显此山的自然风貌、人文地理的特殊。此处东到新沂马陵山、南到八路巨山、西到八义集果满山、北到邳城洪福山周围方圆近百里除此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小土丘,古时候，下邳古城在“峄阳山东三里”，沂水从山北、西入泗水绕山向西南而去。古城东望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这一座小山，就像万绿丛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那时还没有京杭大运河，从下邳到妙峰山是一马平川的一节地。是下邳古城的一个好去处。在这一望无际的绿海中，山顶平坦的妙峰山更是一座天然的祭坛，是祭祀土地、农耕、五谷、丰收诸多庆典等喜庆活动的圣地。

又据民间传说：刘秀走南阳时，在此山得了感冒,因此此山为“冒风山”。确实民间称得了感冒为“冒风寒”，据《后汉书》记载：刘秀于建武五年底至建武六年初（公元29至30年）御驾亲征讨伐董宪、庞萌叛乱，汉军迅速占领下邳，叛军退守郯城。刘秀大军冬春驻扎在今炮车、张楼、陈楼一带。感冒也是可能的事，古代民间称感冒为“冒风寒”。帝王得了感冒可不是一件小事，应该留下故事传说，故“冒风山”也是可信的。

历史是发展的，二百年后汉朝就灭亡了，“汉朝冠盖皆陵墓”。虽然历史在迁变，但冒风山周围百十里路一马平川，那时还没有积淤，山根在现在的地平面下面好几米以下。一枝独秀的冒风山凸显得像亭亭玉立的少女，人们又给她以新的命名—妙峰山。并且妙峰山之名现在有遗物（大铁钟）佐证。汉代以来，又在此建庙宇，故俗称“庙山”。

庙宇其名

前几年邳州市张楼乡编纂《张楼乡志》，称庙山寺庙为“兴龙寺”。现在寺庙所在地运河镇庙山村民委员会给邳州宗教局报告多次称“兴龙寺”。但邳州佛教协会资料为“兴隆寺”。根据佛教庙宇知识，应该称呼为“兴隆寺”，可能“兴龙寺”为“兴隆寺”的谐音。据《张楼乡志》主编人李登起老师讲：庙宇叫什么名，一直很少有人讲，也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李老师年轻时听文革前去世的九十多高龄的吴昌运老人讲，叫兴龙寺（兴隆寺），修志时没有发现其他资料，就以“兴龙寺”为名。但是根据邳州志记载：兴隆寺在庙山北边几公里的炮车镇龙池村。龙池村叫龙兴寺似乎有其道理。临近地方不可能有两个同时叫“兴隆寺”的庙宇。庙山“龙兴寺”就值得怀疑了。寺庙中大铁钟铭文显示一次“重建寿圣院”为大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民国版《邳志补》记载：“（邳）城东五十里有庙防山亦名妙峰山，在隅头湖中，山小而庳居人，鳞萃乱石，隐见冈阜，有寿圣寺，元时所建。”寿圣院建在庙山，不仅周围一马平川，还是苏北平原不可多得的地理环境。山虽不大，但他和鲁南、苏北一些山,同为泰山余脉。沂水从山东边不远地方而过。而金代由于北宋末年，汴京守将杜冲扒开黄河阻金兵。咆哮的黄河，带来带来大量的泥沙，淤塞了泗水、运河等河流。沂水成为南北水上交通运输的主要通道。沂河鲁南、苏北段成为金及金的伪齐傀儡政权东部的政治经济中心。故寿圣寺被称作“寿圣院”，也见证当时庙山周围繁荣兴盛的一斑。

村民反应，庙宇中原有大铁钟一座，1991年被邳州博物馆拉去，其实是1978年被邳县博物馆征集，多次协商直至1991年才被运走。曾在邳州博物馆院内，虽遭受风吹雨淋，但铭文清晰可见。现已取回寺中。

此钟铭文有“伏以千金 须凭大擅之功成 价银数两 必赖采信之圆成 今为直隶淮安府邳州招贤乡有山 名曰妙峰山寿圣院 重建殿宇 内缺大钟 住持发心比丘续时 同施主李经等谨奉一诚 施银十一两专心造钟一口奉入佛殿内永远供养 祈保平安”。落款“大明正德十一年三月”即1516年。由此看来此庙应该称为“寿圣院”。

始建何代

但从寿圣院之名看来，庙宇远非元代所建。寿圣本身是一个汉语词汇，释义为皇帝的年寿和生日。“寿圣”一词始见与北齐·郭遵《南至郊祭司天奏云物赋》：“臣有覩盛仪而瞻瑞物,愿齐圣寿於终南 。” 唐·李白也有《上云乐》：“拜龙颜，献圣寿，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万岁,长倾万寿杯。”唐女皇武则天则作曲《寿圣乐》。由此可见寿圣寺应该是隋唐开始产物。

目前全国能够查出寿圣寺（寿圣院）近三十座。最早是山西芮城寿圣寺，据称建于东汉永平十年（67），但历史资料最早只有北宋“元丰辛酉”年（1081）才见到。其次是安徽长兴寿圣寺，传说建于三国东吴赤乌年间（238—251），当时是否就叫寿圣寺暂无资料。太原寿圣寺虽是北齐皇建五年（560）所建，但原来不叫“寿圣寺”，直到清代才改为现名。湖南衡山唐咸通年间建“寿圣”，但他不是佛教的寺而是道教的“寿圣观”。其余均为唐以后所建，或古寺改名、改建。北宋以后，仅南方个别地方有新建寿圣寺。金、元占领区包括邳州没有新建称之为“寿圣寺”之类的庙宇。

至于至于妙峰山寿圣院，这个名称带有一定道教色彩的佛教寺庙。应该出现邳州原始宗教大发展的汉代，估计南北朝时代因孙权出生在下邳，受长兴孙吴寿圣寺影响始称“寿圣寺（院）”。

供奉何神

首先肯定妙峰山寿圣院是一座佛教寺庙，明代大铁钟铭文记载，当时庙内住持是佛教“比丘”名续时。但他的历史究竟是怎么演化的,要有一番考究。寿圣本身是汉语词汇，又含有中国传统道教的色彩。庙山村民称寺为一座“全神庙”。《张楼乡志》称：后殿藏匿“金身小佛爷一尊”（1937年以后被土匪抢去），主神玉皇大帝，左右配殿供奉“三官、牛王、华祖、十八罗汉、疹子娘娘”等。涵盖了佛儒道及民间传统宗教的各种尊神。另据村民介绍，寿圣院是一座特殊的庙宇，庙内塑像与其他庙宇不同，塑像内部塑造五脏六腑。估计与治病救人着重身体器官的神，诸如华佗、葛仙、疹子娘娘有关。民间谁家小孩有病，去庙中烧香后，送一个泥孩子作为替身还愿。这种近似巫的习俗一直延续到解放前。

显然寺庙是从地方祭祀原始宗教沿袭而来的。而西方佛教是怎样进入这座寺庙的呢！又怎样与其他宗教诸神“和平共处”的呢。五台山前来住持建庙的圣常法师告诉我们：“佛教传到一个地方，必须与地方的文化、民俗、宗教结合起来，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而庙山地区地处下邳东北，是老沂河入黄河、泗水的下游。是沂水文化的重要部分。下邳东北部是古代下邳郡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沂水文化和下邳文化在这里交汇。庙山及其周围屡为下邳政治军事焦点，各个时期军事政治势力必然带来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古代民间的巫又包罗万象，包容一切。历史的长河铸造了妙峰山这座“全神庙”。

根据邳州的地方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理出妙峰山寺庙的来由演变，远古的先民，就有自己的宗教（巫）。刺杀秦始皇未遂逃来下邳避难的张良，他的很多后人以下邳为祖籍。而张良的八世孙张道陵首创道教，以圯桥纳履为荣的下邳人当然会给张良的后裔捧场，邳州道教始于西汉。估计这个时期，传统宗教出现妙峰山道教祭祀场所。东汉初年，统治下邳的楚元王刘英；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均酷信佛教。邳州的佛教得到大发展。融入寺庙。但汉代由于张良是帝师，道教在汉代发展一直占有优势。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统治者多信佛教，佛教得到长足的发展。以后各代互有消长。体现在妙峰山的寺庙，正是下邳光怪陆离的宗教史。李唐得天下，李氏以道家学派创始人李耳为祖。但唐初君臣多酷信佛教，驻扎下邳的“徐州经略,治理泗水通道”的鄂国公尉迟恭。建造多座庙宇。估计这个时候涵盖道教色彩的下邳佛教寺庙“妙峰山寿圣寺”出现。宋代以后，金元南侵，沂水又成为宋金元交通运输的主要通道，受金元宗教文化的影响又改为“寿圣院”。藏传佛教进入庙中。据庙山退休教师李增启讲：58年大炼钢铁，发现庙山佛像与众不同，佛像内也塑造五脏六腑。庙宇管辖范围与其余庙宇不是一个系统。这个庙管辖周围建秋（古称壍坵）、徐口、罗堂、王酒店四个庙宇。根据圣常法师所挖掘的古庙碑证实，为元朝窝阔台年代所重修庙宇。与其他庙宇塑像不同的原因，显然是元代受蒙古人信奉藏传佛教的喇嘛教影响。元代以后藏传佛教在中原式微，世上、民间各种宗教纷纷融入这座寺庙。

庙宇规模

由于庙宇是一座以佛教为主，包容民间各种信仰的“全神庙”，妙峰山寿圣寺还辖下周围建秋（古字为壍<土+斬>坵）、徐口、罗堂、王酒店四座庙。

明末清初，有庙地400多亩，雇长工36人，喂骡马25匹。当时有僧人83人，主持方丈为释慧尼。每月初一、十五以及逢年过节，几千善男信女前来上香，僧人击鼓撞钟。妙峰山热闹非凡。以后，由于兵荒马乱、土匪横行，逐步衰落。

民国初年，五四运动以后，多数僧徒反乡还俗。1948年，还有土地六七十亩，雇人耕种。1949年只剩和尚两人，老和尚丁昌礼，徒弟胡庆云。另外两位小和尚，猫儿窝人能忍、能量还俗，被政府安排去邳县港务局当工人。自51年开始庙宇被改建庙山学校。1959年老和尚丁昌礼病逝。小和尚被生产队作为“五保”（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老人。70年代去世。

邳州庙山隆兴寺，准确的名称应该是：邳州妙峰山寿圣院。对他的历史，应该进行认真的考察整理。是下邳古代重要的地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寿圣寺演变史，涵盖了下邳地方的军事政治史、历史沿革史、山河演变史、宗教文化史、民俗习惯史。是研究地方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瑰宝。

二、刘秀走南阳之谜

妙峰山周围老百姓至今广泛流传：刘秀走南阳来到过此山，并且在山上建“行宫”。山北面七八公里的墩集村，还有刘秀走南阳时的喂马槽，二千年来风吹日晒，但每天都有人来烧香祭拜，寻求神灵保佑。二〇一六年国成建筑工程集团出资建一个凉亭保护。

历史上没有刘秀走南阳一说。王莽政权被推翻后，更始帝刘玄一直忌惮刘、刘秀兄弟功高盖主。刘遇害，刘秀能悲愤不行于色，隐忍负重。刘玄派其去河北招抚工作。刘秀在河北真定与地方豪强郭氏联盟。最终夺取天下。刘秀只有投真定而没有走南阳。

那么墩集村刘秀喂马槽何来？原来是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率大将吴汉讨伐盘踞在邳州、郯城一带的割据势力董宪、叛将庞萌。

东海郡人董宪，王莽末年起兵攻占郡城，同时琅邪郡人张步亦起兵攻占琅邪郡。归附更始政权的梁王刘永，遣使拜董宪为翼汉将军、张步为辅汉将军。刘永死后，其子刘纡为主，后来在汉兵追击下，刘纡与其将苏茂先后逃奔下邳，与董宪合兵。

庞萌原来是刘秀十分信任的大将，山阳（治所在今山东金乡）人，东汉初年将领。王莽末年，天下大乱，庞萌投身于反对王莽的起义军———下江兵中。更始皇帝被拥立后，命他为冀州牧，隶属于尚书令谢躬，一起讨伐王郎。后来，谢躬被刘秀杀死，庞萌于是归降了刘秀。刘秀称帝后，任命庞萌为侍中。庞萌为人逊顺，很得刘秀信任。刘秀经常对人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后来，封庞萌为平狄将军，与盖延等将领一共讨伐董宪。但诏书只发给盖延，而没有发给庞萌，庞萌认为刘秀已经不再信任自己，于是起兵造反，与董宪联合一起。刘秀得知气得七窍生烟，决定亲率大军讨伐。刘秀对众将领说：“吾常以庞萌社稷之臣，将军得无笑其言乎？老贼当族。其各厉兵马，会睢阳！”

刘秀讨伐董宪、庞萌的大军首先攻取下邳，这时叛将均聚下邳，汉将王常围攻下邳，刘纡依城固守，王常挡城门邀战，叛将紧闭城门，王常追至城下，城上飞箭如雨，王常力战不舍，刘秀亲自城南督战，见王常攻城勇猛，派太监去慰问，并下诏书劝降了城里的叛军。董宪、庞萌逃跑。刘秀进驻下邳后，并以下邳为基地，派大将吴汉先后在东海郡之新阳、建阳（皆在今山东枣庄市南）等地击败董宪。后来董宪逃至郯县（今山东郯城附近），吴汉又率军攻克之。但在东汉军队的打击下，屡战屡败，董宪与庞萌被迫南下退守朐县（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吴汉又跟踪追击进围朐城。第二年，城中粮尽，吴汉遂攻下其城，董宪，庞萌逃出，均先后被人斩杀。

刘秀征伐董宪、庞萌的指挥部就设在现在邳州市张楼和庙山一带。庙山一带一直传说有刘秀行宫，并流传很多刘秀的故事，墩集村还留下了刘秀的“喂马槽”。不过，年代悠久，流传就变了味。今人把“喂马槽”说成所谓“刘秀走南阳”时用过一次的“喂马槽”。其实刘秀走南阳是子虚乌有的演义故事。刘秀讨伐董宪、庞萌从29年秋至30年春,在邳州张楼庙山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汉军驻扎在今铁富陈楼一带沂河两岸，骑兵等马匹在今炮车墩集。也是刘秀当皇帝后离开京城（洛阳）时间最长的一次。1958年大跃进时妙峰山北坡挖出整排有兵器的尸骨，应该是这次战争的汉军遗骸。

三、汉明帝佛陀梦之源

刘秀驾崩后，其子刘庄（公元27年——75年）登基，为汉明帝，是东汉的第二个皇帝，是汉光武帝刘秀第四个儿子。刘庄为什么能当上皇帝，原来他母亲就是刘秀年轻时很仰慕的美女阴丽华，刘秀在年幼时曾发誓“致仕当作执金吾，娶妻必得阴丽华。”由于宠爱其母的原因，刘秀十分喜爱刘庄，再加上刘庄绝顶聪明。

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是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后汉书第七十八·西域传》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洛阳白马寺古籍记载：汉明帝梦后，通过傅毅解释说此金人即为西方的佛，明帝遂遣使赴西域求佛法，在大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天竺今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力邀其赴中国讲经，永平十二年，汉使梵僧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返回洛阳，翌年建白马寺，为纪念。

汉明帝的佛教梦应该有一定的源头，如中国梦来源于毛主席领导二十八年流血牺牲夺取政权，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汉明帝梦佛到白马寺建立是永平十一年至永平十三年。而在永平八年，《后汉书第十卷·楚王刘英传》又记载：“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英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汉明帝诏书早在梦佛前三年就表彰楚王刘英崇尚佛教“浮屠”的“仁祠”，“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并且“班示诸国中傅”，给各诸侯国官员看，让他们学习。

刘英早就到佛教祠堂中学着做浮屠斋戒祭祀之事，得到皇帝诏书表彰后，根据以上资料：汉明帝白马驮经后建造白马寺时，楚王刘英已经早就在楚国“斋戒祭祀”祭拜“浮屠仁祠”了。显然下邳一带佛教传播要早于洛阳。

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前，印度的佛教就已传人中亚了。而且，就在此时，阿富汗南部的大城市坎大哈地方的居民已普遍信仰佛教了。立于坎大哈城的两块记有有关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如何虔信佛教的内容就是佛教传至中亚各国的有力证据。几年前被阿富汗塔利班炸毁的巴比扬大佛就是这个时代的遗迹。佛教传入中亚后，恰在此之后，中国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汉胡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初步形成了“丝绸之路”。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物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随着中国与中亚地区（西域）的经济交流、人员往来，佛教自然而然的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传入时间应该是中国张骞通西域以后的公元前100年左右，比汉明帝白马驮经早170多年。

佛教就是这样逐渐从印度往北经过北印度的迦尸弥罗，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犍陀罗这一带，然后再往北传，传到中亚，之后再经过现在的阿富汗、哈萨克斯坦这一带，然后经过中国的新疆，沿着丝绸之路一直传到了当时的长安。早期的安世高、白法祖、康僧会，这些很多都是西域人。例如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哪里人？龟兹，就是现在新疆的库车。所以，早期的汉地佛教是从西域，也就是从北印度这一带地区，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最后在下邳这个地方找到了肥沃的土壤。传入时间应该是中国张骞通西域以后的公元前一百年左右，比汉明帝白马驮经早一百七十多年。妙峰山的特殊地理位置，楚王刘英祠佛之地呼之欲出了。

四、汉明帝为什么远离京都祭祀五谷神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先”。换言之，我们的祖先早就懂得农耕是保证食物的先决条件，食物是维系生存的必然要素。因此，农耕崇拜几千年来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华夏民族的文化信仰。中华民族的农耕崇拜和农耕文化是源远流长，意义深远。正因为农耕崇拜和农耕文化的代代传承，并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民族凝聚力，几千年来，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第一顶礼膜拜的神。

历代帝王春天都要亲自祭祀神农，祭祀五谷神。并且进行象征性的天子亲耕来祭拜天地，其中最重要的活动莫过于皇帝亲自扶犁扬鞭赶牛，几位大臣紧随其后，在皇帝翻犁的土壤中播种子，以示君臣同心同德祈祷农耕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社稷安康国泰民安。当然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严，除皇帝身穿皇袍外，栓牛绳、拉犁绳、扬鞭绳都用金黄色织物做成。皇帝祭祀五谷神都是选择在惊蛰以后，春分以前的社日，计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如2020年社日：2月4日立春农历正月十一丁丑，次日2月5日戊寅，2月15日戊子，2月25日戊戌，3月6日戊申，3月16日戊午既是社日。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春，明帝亲自来到下邳，郑重其事的祭天地、神农、社稷诸神后，认认真真的在下邳农田中耕作起来，不管他实际亲耕多少，毕竟起到很大象征意义。下邳及东部百姓从未听过天子亲耕的事，立即轰动起来，并且引以为荣，至今《邳县志》、《睢宁志》都作为大事记载汉明帝亲耕下邳的事。这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唯一一位把祭祀五谷神安排在京都以外的天子。因其父亲刘秀非常宠幸其母亲阴丽华，而下邳又是东汉唯一一次刘秀以皇帝身份讨伐叛贼并设行宫的地方。刘庄以母受宠幸而得大位。他到父亲以皇帝身份御驾亲征、讨伐叛贼、建立行宫的地方去祭祀五谷神，更彰显对父亲孝顺又是顺理成章的。

而当时的下邳北、西、南是巨山、二龙山、泗水、古沂水等。刘庄是来祭祀五谷神的，不是来祭祀山神、水神的。因此只能是下邳东北，在这春三月一片绿野，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可以肯定刘庄是出东门“亲耕下邳”祭祀五谷神的。刘庄亲耕下邳，必然要显示皇家威风。不是民间土庙送丧，到了村头就是土庙。而妙峰山到下邳城十来公里，又有天然的大祭坛，是汉明帝耕下邳的不二之选。可以想象当年汉明帝刘庄亲耕下邳，祭祀五谷神的场面是何等的辉煌。

刘庄亲耕下邳后，立即下诏把下邳所属的临淮郡改为下邳国，都下邳（今睢宁古邳），并封自己喜爱的六子刘衍为下邳王。领十七县即下邳、良城、徐县(睢宁徐城镇)、僮县(睢宁西北)、睢陵(睢宁东北)、下相(宿迁)、淮阴(今淮阴市)、淮陵(淮阴北)、淮浦(淮阴东南)、盱眙(盱眙西北)、高山(淮阴西)、潘旗(宿迁北)、取虑(睢宁北)、东城(盱眙东)、曲阳(宿迁西)、司吾(新沂市)、夏丘(沛县东)。下邳进入历史上面积最大也最辉煌的时期。汉明帝还有余兴，仍不满足，又将徐州州治从郯城迁来下邳，徐州所辖除了下邳国外，还有琅琊国、东海国、彭城国、广陵国，共六个郡国计六十二个县。这是下邳作为徐州治所管辖最大的时期，对天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料，历史上唯一一次天子远离京都祭祀五谷神，亲耕下邳，不仅改变了下邳区位经济、政治环境。给这个地方演绎出来一些民风民俗。刘庄这次是从下邳东门出去祭祀五谷神的，以后的岁月里，东门是天子这么正规其事、声势浩大的进出的，岂能容凡夫俗子再进进出出。下邳的东门就不开了，久而久之，以后各代修建的下邳城就干脆不修东门了。皇帝自然亲耕下邳，鞭打耕牛，平民百姓再去鞭打耕牛，岂不是效仿天子怀有不臣之心。以后黄河泛滥，牛又被派做抗洪的镇河神牛，更不能打了。在下邳（当时是徐州治所）社日这个节日就免了。直至明清时代《七修类稿》《茶余客话》等书中还有“徐州不打春，邳州无东门”的古谚。

五、江南佛教家族的下邳缘

如果说白马驮经佛教传入中原，大约在此略后，道教也正式产生了。丰县人张道陵（张良八世孙），把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巫祝等结合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创立了天师道，又称正一道、五斗米道。佛道两教由于观念不同，争斗不断。到了汉末，道教的太平道举行“黄巾起义”，被统治阶级坚决的镇压下去。佛教得到蓬勃发展。这时江左（今苏南一带）孙坚任下邳丞，孙坚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吴大帝孙权在邳州出生。孙坚在讨伐黄巾军中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乌程侯治理故乡。孙坚在下邳时，下邳佛教发展方兴未艾。孙氏家族受此影响，成为江南第一个信仰佛教的家庭。在佛道对立的年代，孙权大哥孙策掌权时毫不犹豫的把江南道教领袖于吉杀了。传说，孙权母亲吴国太招赘刘备为女婿时，就是在北固山甘露寺大佛殿举行的。孙权执政时期，在姑苏（今苏州）建立佛教文化的报恩塔——北寺塔、长兴（今安徽长兴）的寿圣寺等佛教建筑依然存在。不能不说邳州妙峰山寺庙称之为寿圣寺，是受屹今最古老的孙吴时代长兴寿圣寺影响。

种种迹象表明，吴主孙权家族是苏南第一信仰佛教的士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佛教在江南传播。在孙坚任下邳丞时，下邳这个地方出现中国佛教史上两个著名人物，严佛调和笮融。根据他们生卒年代考察：孙坚（155—192）、笮融（？—195）、严佛调（117—197)、孙策（175—200）、孙权（182-252)。孙坚任下邳丞上与下邳相笮融、中华第一个出家僧人严佛调是有交集的。显然孙策的青少年是在下邳渡过的，孙权不仅在下邳渡过了幼年和少年，还是下邳出生的。而当时下邳佛教发展，达到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高潮。下邳佛教发展对这个江南第一家庭影响是随处可见的。

而孙氏家族在下邳前后，这两位佛教信徒一个把佛教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一个把佛教基础打造的踏踏实实。

孙坚做下邳相时，下邳有这两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孙氏家族必然受其影响，成为江南出现的第一个佛教家庭，佛教在江南有了长足的发展。三国以后，东晋元帝司马睿来自下邳屯兵，宋武帝刘裕出生母丧，寄居在下邳外祖父家，接着齐、粱两朝皇帝萧道成、萧衍均来自下邳不远的兰陵。这里下邳、兰陵是指的江南侨郡，侨民带去的必定是下邳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为三国以后南朝的佛教爆发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笮融和下邳九镜楼

佛教教义博大渊深、包罗万象，包容性特别强。佛教中有一句名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在印证这句话。研究中国佛教史总离不开一个人——笮融，笮融为佛教在中国弘扬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笮融，丹阳人。 东汉末年，江淮一带佛教大盛。灵帝中平六年（公元１８９年），黄巾起义再次爆发，丹阳人笮融聚集数百人投奔徐州牧陶谦，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因同乡关系被任命为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粮监督。《三国志． 吴书四． 刘繇传》称：山野草莽，聚数百呼啸山林之徒以做晋身资本，看来恐非良善之辈。笮融一朝得重用，便露其性，放纵劫掠，肆意杀戮，兼利用督三郡运漕之职监守自盗，中饱私囊，大肆聚敛财物为己用。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为报父仇而兴兵攻犯陶谦，连克数城加以屠之，使得整个徐州都为之震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再东征陶谦，陶谦惊恐之下欲逃回丹阳老家，是岁，陶谦亡。而依附于陶谦的小军阀下邳相笮融，见形势不妙，决定另觅高枝。兴平二年，与笮融有旧却被陶谦逼走的彭城相薛礼正好屯驻在长江以南的秣陵，笮融以避高危而欲投薛礼。于是，带着男女数万人，马三千匹，奔走至广陵。其时，广陵太守赵昱乃一代名士，曾受陶谦任命。赵昱以上宾之礼相待笮融。可笮融却起歹念。笮融知晓广陵承平已久、钱丰粮足，用诡诈图谋之术，借一次宴会酒酣之时，杀了赵昱，并且纵容部下大肆劫掠广陵，然后过江投靠薛礼。

笮融在危急时弃主他往，又杀人夺城，无信无义，谓卑鄙无耻之极。但背主噬友是其军痞土匪之本性，也是他这种人物在乱世立足的生存之道。孙策接着渡江攻薛礼，薛礼弃城逃走，孙策再来攻打落单的笮融，不克，孙策还中了一箭，于是狡猾的孙策以己中箭身亡为名，设反间计，骗取笮融遣部将于兹追击孙策，中了孙策的埋伏，被斩首千余级。笮融吓得只能深沟高垒以防孙策，幸好笮融还有一手缮治守备的本领，又加所屯军之处地势险固，孙策只好舍笮融，追击刘繇去了。孙策去后，笮融知道此地不得久留，乃溯江逃奔豫章，在途中遇到孤身一人逃奔豫章的薛礼，对于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人，笮融毫不客气的杀害了曾帮助过自己的薛礼，又一次做了回白眼狼。

笮融兵退，却先于刘繇到达豫章。此时，豫章太守朱皓曾向刘繇借兵与袁术所派之豫章太守诸葛玄互相攻伐，争夺豫章，并迫使诸葛玄退守西城。刘繇溯江西上，屯军于彭泽，听到此消息后，使人通知笮融，要其率军帮助朱皓共同对付诸葛玄，同时也可以保住自己的最后一块落脚地。可惜刘繇所托非人，笮融也本性难改，既然有机可乘，同时也可以不再受制于人而再生夺地自取之念。虽然，许邵向刘繇指出笮融此人本性不良，又乃无信义之人，而朱皓素来以诚信待人，两相比较，恐遭笮融毒手，做了赵昱第二，应使人通知朱皓以防笮融。但是，为时已晚，笮融仍以欺诈的手段杀害了朱皓，夺取了豫章。再一次背主弃友。

刘繇得知后懊恼不已，进兵讨伐笮融，却为笮融所败。但笮融兵匪本性，和用不耻的手段夺取的豫章，势难获得民心与支持，刘繇虽屡败，却还能从各属县纠集人马，最后攻破了笮融的豫章，笮融只好逃入山中，为民所杀。这一次再也没有朋友可以投靠，最终得到了其应有的下场，被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奇怪的是笮融这样的一个既残暴又极其贪婪的土匪军阀，不把搜刮的巨资用以置田建舍，也不用以跑官买官、包二奶之类，反而心甘情愿地耗费在了引人向善的佛事之中，可谓滑天下之大稽。但是从佛教传入中国的发展轨迹来说，却又在情理之中。

汉明帝时，佛教东入中原，东汉初年，受封于徐州一带的楚王刘英崇奉佛教，并使下邳、徐州一带成为早期佛教的传播中心之一。后来楚王刘英因有人告发他谋反而被充军丹阳泾县后，带着他供养的佛徒一同随往，从而使佛教传播到了中国的东部丹阳。到汉末时，佛教逐渐由官宦上层扩大到普通百姓中，尤其是在天下动荡之际，佛教的发展更为迅速，作为地方军阀的笮融要立足下邳，就需要主动地接受地方风俗，得到地方的支持，以维持自身的军阀统治和得到经济来源。笮融在佛事上的突出表现，或许更是由于他家乡丹阳也是佛教传播地之一，作为下层人士出身的笮融，早期经历或多或少接触过佛教不少教义和主张，对一个性格诡诈残暴、佛教的某些初级教义使其得到某种震撼，从而在佛事上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联想到后世一些贪官污吏聚敛大量钱财后也有重金拜佛的，可能是明知道自己作恶多端，企图求得神佛保佑，或使自己心灵上得到一点解脱吧。

从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到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笮融用聚敛的大量财物在下邳建立佛教史上最著名的“浮屠寺”，寺中有塔。这一佛寺佛塔多为多层木结构建筑，“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即在上层用金属按印度窣堵波式样的缩影作刹，下层用中国原有的所谓“望仙楼”多层楼阁式为塔身，成为寺的中心。上有九个金盘即九面铜镜。最顶端一面朝天，其它八面朝八方，故称“九镜塔”。塔以砖石建造，八角九级，各层均有飞檐。九层塔身内外有浮雕佛像四百八十尊，遍体涂以黄金，披着锦彩的袈裟。塔内中空，一百四十八级台阶盘旋而上，凭栏远眺，浩浩泗水、巍巍峄山尽收眼底。这些重楼阁道据说最多可以容纳三千人在其内课读佛经。在佛寺里还用铜塑佛像，除宝塔外还有大雄宝殿及山下湖边长廊。在建刹吸引周边佛教信徒之外，笮融还用免徭役法引诱境内外百姓来寺听课讲道，前后诱得五千余家。每逢浴佛会时，在路旁设席长数十里，置酒饭任人饮食，其费用巨以亿计，百姓来观及就食者达万人之多，可想而知铺排之奢华，场面之宏广，气势之雄伟，世所难见。

可惜清康熙七年（1668年）郯城大地震殃及邳州，紧接着黄河在邳州州城下邳（今睢宁古邳）不远处花山坝决口，这一宏伟佛教建筑最后的遗迹最终也荡然无存了。早期的佛教传入中国，主要是劝化人的，因此多在人口相应多的平原地方，如洛阳白马寺。不是现代隐在深山中修行。九镜楼的遗址究竟在何方？只能留给人无限的遐想。

七、华夏第一僧严佛调

西汉末年， 佛教开始东传，自汉桓帝起。安息国高僧、王子安世高首达洛阳，他的继承者也是安息人名叫安玄，在洛阳译经，颇有影响。当时的汉人下邳人严佛调，又名严浮调，大约生于公元117-197年，原名严调。入佛后，名字中间加一“佛”字，叫严佛调，以示其身份与佛有关，为文献所见之我国最早的出家人，东汉末下邳人。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元狩六年)置临淮郡治，所在下邳，因此下邳也叫临淮，汉明帝永平年间改为下邳国。为明帝异母弟楚王刘英的封国，一时盛传佛图、黄老。东汉末，下邳相佛教徒笮融拥有众势，占据一方，崇信佛教，建立佛寺，这个地方成为佛教主要传播地区之一。严佛调后入居洛阳，而洛阳当然是传佛译经重镇，严佛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富有文化教养的人。史载他“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出家修道”。阿只梨为佛教术语，指佛教之导师。石赵王度奏疏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严佛调是汉人出家特例，同时也是见诸文献汉族佛教徒之第一人。又称严佛调是我国第一个出家和尚。

安玄，安息国人，为佛教居士，秉守法戒，严格自律，博览并诵读群经，有很多的经典能通悟理解。汉灵帝末年，东渡经商，定居洛阳。因他对汉朝经济贸易方面有所贡献，被封为“骑都尉”。在洛阳，安玄表现得谦虚谨慎、温顺恭敬，平时把弘扬佛法当作自己的事业。安玄又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不久，他就通晓了汉语，于是信心十足，立志宣扬佛经。平时，他和僧人们讲论佛教义理，有很多高见，得到大家的赞赏，都称他为“都尉玄”。安玄热心于翻译佛经，但个人能力毕竟有限，于是与严佛调合译。

严佛调与安玄合译佛经，采取的是“都尉口陈，严调笔受”的方法，就是安玄将经文原本用胡语念出来，严佛调用汉文直接写下来，然后，两人斟酌字句，修饰润色，使语意更加完整、显豁，便于阅读。严佛调与安玄合译佛经，在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算是一件破天荒的创举。从汉和西域文化交流来讲，这种助译合译形式，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安玄、严佛调都精通胡、汉语文，又都有深厚的佛学修养，所以他们合作译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合译的《法镜经》在佛教史上受到很高的评价。三国时康僧会称赞它“言既稽古，义又微妙”。晋释道安则称其“省而不烦，全本巧妙”。梁释僧佑、慧皎则评价说：“世称安侯、都尉、佛调三人传译，号为难继。”安侯即安世高，因他本为王子，出家后人们仍尊称他为安侯。可见在南北朝的佛教学者看来，安玄和严佛调的翻译，可与佛经汉译的创始人安世高比美。

译经之外，严佛调又亲自动笔撰述，阐明佛理。他的传世撰著称为《沙弥十慧章句》。在自序中，他说明了自己发心撰著此书的原因：“有菩萨者，出自安息，字世高，韬弘稽古，靡经不综，愍俗童蒙，示以桥梁；于是汉邦敷宣佛法，凡厥所出，数百万言。或以口解，或以文传，唯《沙弥十慧》，未闻深说……调以不敏，得充贤次，学未浃闻，行未中四，夙罹□咎，遘和上忧。长无过庭善诱之教，悲穷自潜，无所系心。于是发愤忘食，因闲历思，遂作《十慧章句》。”原来严佛调向安世高学佛，听讲禅数，只有十慧之义未及详闻，而世高已经辞世，故自发愤著此章句，申明先师遗旨。《沙弥十慧章句》没能流传下来，根据学者的研究，此书也是属于禅观一类的佛籍。

而据史载，公元182年，严佛调已回临淮修建铁山寺广传佛法。公元192年孟春，严佛调在古稀之年，怀着对佛教发源地的仰慕，对佛教文化交流的渴望，离开家乡临淮，前往天竺、大月氏等国，宣传他的佛家思想，受到当地信众推崇与爱戴，积劳成疾，客死他乡。

由于文献阙佚，关于严佛调的详细情况已不可考。但他一人兼有五个第一：中国出家修道的汉族僧徒第一人，中国个人翻译经书事业中的第一人，中国自撰述经书第一人，中国修庙建寺的第一人（比笮融还早），中国境外宣传佛经第一人，东汉永平至延康年间，天竺、大月氏、康居、安息和西域每年都有高僧来到中土传道或译经。受此影响，严佛调作为华夏第一僧和第一位佛教学者兼佛典翻译家，过去虽无人为其立传，但谈汉代译经者，他却是首先要谈到的历史人物之一。有此五个第一，严佛调便在中国佛教史上确立了重要地位。至今严佛调在佛教典籍中仍有很高的地位

八、下邳佛教发展孕育出佛学大师僧佑

由于南朝佛教的发展，佛教理论不断充实完善。终于产生了僧佑这样的佛教理论大师。僧佑（445～518）齐梁时代高僧，律学大师,佛教史学家。俗姓俞,祖籍下邳，（今江苏雎宁西北）。幼年时代,他随同父母到建初寺进香,对寺中的陈设和环境,颇感兴趣,即不愿回家。父母怜其志,许其留在寺中,皈依佛教。年十四,家人暗中为他择女订婚,他得知后,即逃往定林寺,从师法达法师出家。年二十,受具足戒,从当时律学名匠法颖研究戒学。

中国佛教典籍至齐梁时已甚丰富；但历史上第一个搜聚卷帙建立经藏的，实即僧祐在建初、定林两寺所建立的经藏。而它的动机似乎受自其师法颖的影响。据《高僧传》卷十三《法颖传》载：“颖以从来信施造经像及药藏。”僧祐更扩大这一事业，先后在建业城内建初寺和钟山定林上寺营建般若台造立经藏，并各有文记载其事（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集》目录）。其中定林上寺经藏的建立，还得到梁临川王宏的大力襄赞（同上）。著名文学家刘勰也相随从事整理厘定，并区别部类加以序录（见《梁书》卷五十《刘勰列传》）。后来慧皎在《高僧传》中也称述僧祐“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广开，法言无坠”的劳绩。

僧祐在两寺建立经藏，编制成《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实为中国现存的最古的佛教经录。其中目录部分系依据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加以考订并增补而成。僧祐在此书中自称：“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敢以末学，响附前规，率其管见，接为新录，兼广访别目，括正异同”（《出三藏记集》卷二）。他在此书的撰制当中，曾经“钻析内经，研镜外籍，参以前识，验以旧闻”（同书《序》），旁征博考，确实费过不少功力。此书保存了古代译经史上许多原始资料，为中国现存最古的佛教经录。该书还搜集中国僧人所撰写的佛教经论的序文和僧人传略，保存了古代泽经史上许多原始资料，值得后世学人的凭藉研究和珍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除了《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还有《萨婆多部相承传》、《十诵义记》、《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这八种著述，他曾总名之为《释僧祐法集》。”在这八部书中，集录了很多古记遗文，多是古代重要的佛教文史资料，极为可贵。

天监十二年（513），僧祐又奉敕监造剡县（县域大部在今浙江嵊州，新昌两地全部）石佛，前后雕刻四年，造成极精美的五丈坐佛和十丈立佛，并造龛台、门、阁、殿、堂，以充供养（《高僧传》卷十三《僧护传》）。在这以前摄山大佛和千佛岩，创始于齐仲璋，齐梁时代如豫章王、竟陵王等多发心出资依山造像，僧祐常为之规画并监造。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集》中有《太尉临川王成就摄山龛大石像记》；又陈江总《摄山栖霞寺碑铭》载：临川王就石雕千佛加以莹饰镂刻。临川王是僧祐的虔诚信徒和有力护法，因之这项工程是出自僧祐的规画无疑。可见僧祐在佛教工艺方面的成就，也是非常出色的。

梁《高僧传》说他“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励先哲”。他的授业师法颖圆寂后,他亦成为律学名家，常应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之请讲律，听众踊跃,多至七八百人。齐永明，中（483～493）,他被朝廷派往三吴试简僧众，宣讲《十诵律》,收受供养丰厚,但他将这些财物用之于修缮定林、建初诸寺,或举行“无遮大会”广行布施，或建立经藏、搜校卷轴。他名声远扬，受到朝野敬重。朝中凡有关佛教僧事，均请他参与审决。晚年，他患脚疾,行走不便，梁武帝萧衍特许他乘舆进入内殿，为宫内诸人说法或授戒。梁天监十七年（518）于建初寺圆寂，终年七十四岁，葬于钟山定林寺。

僧佑是南朝的高僧,历齐、梁两代,名重当时，受到皇室的敬重，他的门徒有智藏、慧廓、宝唱、明彻、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刘勰等一万一千余人，其中刘勰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僧佑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即弘传《十诵律》和编写佛教文史传记资料。僧佑著述仅存的三部书中，在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用途最广的是《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二书。前者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古老的综合性的经录和文献汇集，后者则是一部佛教历史文献汇编，历史价值极高。为佛教在中国传播及汉化做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九、魏孝文帝游幸下邳及宗教民族改革

南朝的统治者大兴佛教之时，北方的统治者也没有闲着。一时中华佛教发展达到空前绝后的狀况。

西晋永嘉之乱，皇室衰落，晋元帝司马睿逃去建康，建立“王马共天下”的东晋政权。北方鲜卑、匈奴、羯、氐、羌“五胡乱华”先后建立十六国，北方内部战乱不断。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取代东晋，建立了南朝宋。北方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形成新的南北朝对立。邳州一直处于南北朝之间，政权多次易手，是南北攻防的焦点，又是南北文化、胡汉民族融合的支点。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中原汉族文化大融合大碰撞的时代。北魏统一北方后，涌现了一位出类拔萃的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这就是北魏第六位国君孝文帝拓跋宏。魏孝文帝的民族改革，使中国避免了像中亚、欧洲一样，众多中小国家长期并存和争分。为大中华崛起而屹立东方奠定了基础。

拓跋宏（467——499年），鲜卑族人。北魏自拓跋焘以后，接受了灭佛的教训，统治者皈依佛教。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拓跋弘就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拓跋宏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

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刚刚把国都从平成（今山西大同市）迁到洛阳的魏孝文帝。早已被内部争分不断、周围失败民族企图东山再起、南朝梁武帝虎视眈眈搞得晕头转向。苦于胡人很难在中原汉人中立住脚，而佛教却在中原汉族中深入人心，于是跑来汉传佛教首传之地下邳“游幸”。

魏孝文帝的下邳一行，看到高度发展的下邳佛教，原来佛教已经汉化了。正是这种汉化佛教孕育出僧祐这样的佛学理论家。《释僧祐法集》在佛寺中广泛流传，成为指导佛教徒宗教信仰的指南。魏孝文帝拓拔宏悟出一个道理，无论宗教、民族要想在中国立住脚，必须实行汉化。以佛教治理国家，以汉化融合民族。一场史无前例决定大中华未来走向的宗教民族改革开始了。

魏孝文帝回到洛阳后，扩大对龙门石窟的开凿，为安顿印度高僧跋陀，魏孝文帝批准他在少室山阴密林之中创建寺院，这就是今天的少林寺。尽管以后佛教处境出现一些反复，但是，已经汉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早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同时，魏孝文帝下旨：鲜卑与各少数民族实行汉化。三十岁以下、在朝廷做官的，一律要改说汉语，违反这一条就降职或者撤职；规定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候开始改姓为元，拓拔宏也就改为元宏。

正是因为魏孝文帝的改风易俗，所以原本被严重胡化的中国北方失地，又被华夏文明不费一兵一卒收复回来。南朝曾多次北伐，意图收复北方失地，终无所成就。而魏孝文帝的主动民族改革，却能仍华夏兵不血刃，收复失地。数千年间不断地为中国开疆拓土，元宏的民族大融合政策起到关键作用，被尊之为民族英雄诚不为过。

自此以后北朝虽是鲜卑人做皇帝，但由于他们不歧视汉人，华夷各族人在朝廷仕官的机会均等，能者居上（如此开放的民族政策只有汉人朝廷才有，胡人朝廷里面是绝无仅有的）。而且由于华夷通婚，以至于后来北朝皇帝在文化和血统上基本和汉人没什么区别了。所以后来杨坚做皇帝并没有多少鲜卑人反对，相反支持者居多。至于陈被隋灭也就谈不上异族入侵或汉人亡国了。

可见如果没有魏孝文帝改制，就不可能实现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大融合，中国也很难出现像唐朝这样一个强大的朝代。民族汉化是魏孝文帝推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举措，主动融入汉族的改革，从而使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各族人民交往频繁，使民族融合步伐加快，结束了秦汉以来民族战争开创西汉以来中华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先河。为中华各民族的和谐发展、壮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为此后盛唐朝代的出现，开创了一个安定的局面。使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是唯一民族、历史、文化不间断的传承下来的文明古国。

十、元代邳州成为佛教各派和谐发展的示范地

唐武宗灭佛以后，中国佛教基本上稳步发展，特别是宋代以后佛教迅速的向大中华文化圈传播，中国大部、东北亚、东南亚广大地区逐步接受佛教文化，佛教得到了很大发展。马背上的民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不断侵犯汉族地区，但在同样宗教文化下，逐步实行大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军政国家一体的农奴制蒙古凭借强悍的铁蹄踏遍大部分欧亚大陆。这个凶悍的民族在佛教影响下，逐渐的汉化，如宋瑞平元年（1234），元军在灭掉金国时，下令将金国皇族完颜氏家族一个不留全部处死，尔后宋祥兴二年（1279），灭掉南宋时不光保留了一些皇族，还对谢太后等封了侯。从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信奉传统的萨满教，但对其它各种宗教，也都采取宽容态度。特别是忽必烈即位后，1246年驻守凉州蒙古王子阔端与西藏佛教教主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谈判：西藏归顺蒙古；蒙古把藏传佛教即黄教也称喇嘛教引入蒙古王室，藏传佛教萨迦派在元朝朝廷和皇室中受到尊崇，在元代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主导地位。原来佛教是以释迦为主神的一神教，后来逐渐演化为大乘、小乘、喇嘛、禅宗、密宗的众多教派的，出现了众多金刚、菩萨。原来属于道教范畴的慈航真人成了观音菩萨，伏魔大帝成了护法伽蓝。佛教多教派在大中华文化圈和谐共存。

而邳州自1234年，金国灭亡后被蒙古元人统治，到1279年灭亡南宋，四十五年里一直被蒙古人作为向南宋军事、政治、文化、宗教渗透的前沿。而邳州作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地区，各时期史志对元代的佛教的大发展竞没有任何记载。原因何在！邳州运河镇张楼一座庙山揭开了这个秘密。

二〇一五年邳州佛教善男信女开始重建庙宇，发现元代被毁坏残碑一座，碑帽文字“重修大寿圣院碑记”。碑文已毁。但仅仅碑帽不仅见证庙宇规模大，同时也说明庙宇地位也高。我们知道历史上凡庙宇带“大”字的都与皇家有关，如唐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建“大昭寺”；唐睿宗李旦以相王身份当上皇帝，建大相国寺；万历皇帝为母亲李太后在五台山普济寺修大护国文殊塔，普济寺改为大护国文殊寺，名称沿用至今。特别是蒙古统一大中华以后，在大都（北京）建立诸多庙宇，凡皇家建立的寺院均以“大”字为首。如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大兴教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崇恩福元寺、大能仁寺、大天源延圣寺、大承天护圣寺、大慈恩寺等等。

邳州庙山一隅，何来与皇家有关的庙宇？原来元代还没有现在京杭大运河，庙山离下邳也不过十多公里。由于黄河夺泗等诸多原因，流经庙山的沂水成为金元与南宋攻防互动的主要通道。在宋元共存的时期，共同的宗教信仰，下邳是元蒙与南宋文化融合的最佳地。

这时蒙古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政权，出现一位杰出的中华民族契丹族人才耶律楚材。在金章宗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1190年7月24日），耶律楚材生于燕京（今北京），他出身契丹贵族家庭，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东丹王耶律倍八世孙、金朝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这位祖籍于契丹（辽）、出仕于女真（金）、成功于蒙古（元）的英才，元太祖成吉思汗十年（1215）便成为元朝朝廷的重要“辅臣”，元太宗窝阔台三年（1231）为内阁首辅中书令（宰相）。从此他便在大中华的民族、宗教、文化融合中大显身手。耶律楚材是十三世纪中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和大学者。就他的政治活动而言，在窝阔台时期，他主持大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治理，使蒙古游牧贵族在适应中原封建文明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以自己积极的活动促使大蒙古国居庸关内外的地方很有特色的联系在一起了。现存的元代文献表明了邳州的庙宇与耶律楚材及元朝朝廷关系。耶律楚材在蒙古佛教宗师行秀大师（俗称万松老人）处参禅三年，万松老人认可他为世俗弟子，法号湛然居士。耶律楚材推广万松老人“以儒家治国，以佛教治心”理念。

蒙古灭金后，身为宰相的耶律楚材来到邳州。按照他的治国理念，当然要兴建佛寺、孔庙。在《湛然居士文集》中，有一篇《重修邳州宣圣庙疏》：“宣尼万古帝王师，可叹荆榛没古词。重整庠宫阐文教，颙观日月再明时。”

耶律楚材来邳州巡查，应该是1234年以后，元朝灭掉金国占领邳州。这期间耶律楚材恰好任元朝中书令（宰相）。是元朝举足轻重的人物。决定在与南宋攻防前线建立皇家庙宇，表示统一天下的决心，元太宗窝阔台敕旨建造是顺理成章的。也说明这时元朝的中心任务是统一天下，邳州一带是政治、军事、宗教、文化重要地区。上文提到元代皇家在大都建立庙宇基本上都是公元1279——1332年。大都作为皇家建立庙宇地方。在此以后统一天下，朝廷不可能在京城以外建立皇家庙宇。

如此规模的皇家庙宇，国家、佛教及地方典籍中却没有任何记载。原来，尽管蒙古统治得到认可，但他实行残暴的民族政策。建国后没有缓和反而加重了民族矛盾，几十年便被推翻。无论是邳州还是北京，寺庙中皇家的标志“大”字就没有了。大汉族主义的文人学士不把元朝作为中华民族的正统看待。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和尚，大中华信仰佛教为主体，元朝就对宗教实行包容融合态度，明初当然“不看僧面看佛面”，巩固了佛教各派在中国谐和共同发展。以至于后来“大明正德十一年三月”即1516年，寿圣寺“住持发心比丘续时，同施主李经等”，铸大铁钟一口，铭文称寺为“妙峰山寿圣院”而无皇家寺院的标志“大”字了。耶律楚材去世四十五年后，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在大都主持建大圣寿万安寺，这个“圣寿”寺不能不说是受“寿圣寺”启发。“圣寿”也好，“寿圣”也好。恐怕都与天子寿诞有关吧。

正当整理这个资料时，寿圣寺另一块碑文被发现：“太宗皇帝敕赐正国太师蹈宝望如来”。太宗皇帝为成吉思汗第三子、元朝第二代皇帝窝阔台，敕，皇帝命令，赐，皇帝赏赐，正国上柱国，太师，朝廷首辅大臣。元朝窝阔台朝封平章（丞相）耶律楚材为上柱国、太师。蹈宝望，耶律楚材致仕前为佛教俗家弟子，法号湛然，看来皈依藏传佛教后道场妙峰山大寿圣院，重得法号蹈宝望，如来，这里做大和尚讲。一座皇家寺院被出土文物铁板证实。

十一庙山寿圣寺发现“鼍鼋”，揭开寺庙一大谜团

另外，庙山寺院一个谜团，也证明寺院位置的高。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六日邳州张楼庙山寺院重修奠基，九月七日早上，庙山村民胡宗福在奠基处发现一大鼋鳖类，约十余斤重。与苏州西园寺、动物园两只鳖完全一样。只不过苏州两只大而已。这种鳖头颈下背部有疣状的突起,我国民间还称它为“癞头鼋”的“鹅头” ，与下面突出部分清晰构成一个小鳖。背的下部分清晰的显现出鳄鱼的背纹。古籍中称：大鳖为鼋，鳄鱼为鼍龙，这就是古书中屡见的鼍鼋。

前去观看的养殖专家认为是鼋。笔者认为，那位养殖专家看法较为切合实际。台湾鳖没有鼋身上的斑点，背下部类似鳄鱼背的条纹。这是任何一种鼋鳖身上不具备的，长着鳄鱼背的鼋那就是古籍中的鼍鼋了，同时突出部分是驮着小鼋，“驮”也是鼍的谐音。古书屡次提起的鼍鼋应该是这种动物或者根据这种动物神话的瑞兽。此若为鼋应该是“鼍鼋”了。单纯从字面上讲，鼋为大鳖。,亦称“绿团鱼”、俗称“癞头鼋，”爬行纲,鳖科。吻突而短,长不及眼径的一半，脚上有较宽的蹼。鼍为鳄鱼，爬行动物，吻短，体长二米多，背部、尾部均有麟甲。穴居江河岸边，皮可以蒙鼓。亦称“扬子鳄”、“鼍龙”、“猪婆龙”。那就是斑鳖了。更珍贵得了不得！斑鳖（学名：Rafetus swinhoei）俗名斑鼋、癞头鼋、斯氏鳖、太湖鳖。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数量稀少极其珍贵，是比中华鲟更濒危的"水中大熊猫"。长期以来斑鳖一直被误认为是鼋或中华鳖，直到2002年后才被确认为有效物种。直到2014年中国动物园协会才在其网站上发文介绍斑鳖的特征，以便从其所属的动物园里发现新的斑鳖。所以在古今的中国人知识里，斑鳖也是鼋。即使是斑鳖不影响对鼍鼋的认定。国际动物研究机构定斑鳖的依据似应探讨，这种鳖鼋类在动物学门纲目属种定位应该是脊椎动物门，爬行纲，鳖龟科。鼋属、鳖属又该探讨了。目前世界上仅存四只斑鳖个体，除了苏州西园寺外，另外两只生活在越南。加上这一只五只。

神话的瑞禽瑞兽都有它一定的来源，如龙，对应的是蛇、鳄鱼；凤，对应的是野鸡，麒麟，对应的是马，貔貅又叫四不像，至今仍有四不像（麋鹿）。不管怎么样，鼍鼋的对应的物出来了，不管它叫鼍鼋、斑鳖、台湾鳖。都不影响人们对瑞兽鼍鼋形成的探讨。

在古诗中还把鼍鼋与庙宇联系起来。宋·王安石《金山寺》诗： “扣栏出鼋鼍，幽姿可时睹。”清·孙枝蔚《金山》诗之一：“僧老鼋鼍大，钟残鼓角哀。”宋·陈赓《平水神祠歌》：“雷公电母踏烟雾，天吴海若驱鼍鼋。”

我国古代很多诗文篇幅中，屡屡有鼍鼋出现，其中庙宇的诗词中也存在大量的词句。说明古代庙宇中就有供奉鼍鼋的实例。我们从以上王安石等诗中可以得知，宋朝镇江金山寺就有鼍鼋出现，不知现在是藏是亡？

苏州市民潘裕博独家向商报披露：西园寺原先有四五只 “癞头鼋”，都是的族祖、清末探花潘祖荫（1830～1890）所放，其中两三只1938年春被日寇吃掉了。现在仅剩一只。苏州动物园一九五四年年建园时，还有大小不一的十余只斑鳖，遗憾的是，当时把它当成了另一个物种——鼋，而且也没有对其很好地采取保护措施，至今只存活一只了。“它的裙边少了一块，是以前和其他斑鳖打架被咬掉的。”

另外有消息二〇〇八年越南人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捕获一只野生斑鳖。越南河内还剑湖中尚存一只，传说曾背负宝剑送给越南后黎朝黎太祖（黎利，1385年－1433年人，反叛中国明朝，建立安南黎氏王朝）助其夺取天下，但也有学者认为该鳖是单独物种，称其为还剑鳖。可惜这只象征越南国运的鼋鳖于2016年1月19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被发现死亡，该消息在越南民众中引发不小的震动。

据越南《青年报》20日报道，“这只神鳖是19日下午被民众发现死在栖息的河内还剑湖中的。事发后，河内人民委员会主席阮德钟立即赶到现场进行了处理。他说，‘我们现将神鳖移到玉山祠内暂时安放，随后制成标本，收藏在越南自然博物馆内。’在河内还剑湖中死去的神鳖属于斑鳖类，是一种产于长江流域和红河流域的淡水鳖，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龟类之一。专家认为，此种淡水鳖现存数量极少，目前仅知道4只，其中两只在中国，两只在越南河内。”《青年报》称：“这只神鳖被越南民众视为“国宝”，是越南文化和历史的象征，其死亡令越南民众非常震惊。河内市民阮先生回忆说，他上次看到这只神鳖还是在40年前，“有大竹筐那么大。越南人认为它是神物。只要浮出水面，必有大事发生”。另一名叫阮东的越南市民在网上留言说，“我感到很空虚，我的子孙后代以后只能从传奇故事中了解这只神鳖了。”可见同样盛行佛教的国家越南对鼍鼋也是的崇拜。

越南还剑鳖死后，2019年春，苏州那只雌性斑鳖又被折腾死了，而庙山这只斑鳖出来不久又被“往生”了。目前世界上已经发现，只有两只了。人们期待新的个体发现。

而张楼庙山鼋鳖根本不是什么台湾鳖，为什么千年古寺重修后突然出现在奠基处，据一位年长村民讲，一辈子从来没有看到过、听说过这么大的圆鱼，也没有听说过鳖鱼爬上山上来。它生长在何处，怎么来的，作为鼍鼋的原型在中国文学、神话中是怎么形成的。难道不值得保护与研究吗！

总之，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来中国，传到下邳。邳州的佛教发展，又影响全国，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礼仪习俗、治国理念。中国佛教的发展史实质上是一部佛教不断适应中国各个民族、各个时期社会发展的历史。佛教与社会相适应是佛教求生存、求发展，以更好地服务社会，利国利民的必然要求，并且早已成为佛教的一大传统。在现代，我国进入到了人类社会的一个较高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引导佛教与之相适应，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佛教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认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能够促进佛教自身发展和提高，促进佛教为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各业的欣欣向荣发展。这个丝绸之路传来的宗教，又会沿着“一路一带”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为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