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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董牧孜

闹饥荒的年代，猫是被唾弃的偷食者，是劣迹斑斑的可疑分子；“破四害”运动来了，人类质疑猫的抓捕技能，被动员并组织起来同它争夺抓鼠的职能；到了十年动荡时期，养猫成了阶级斗争的目标，是重点批判和打击的资产阶级腐化生活方式，猫在城市同人类的关系由此变得微妙起来；好不容易到了新时期，城市空间改造轰轰烈烈地进行，区隔的城市住宅，缩小了猫的活动范围，真正坠落到了单纯做宠物的地步。

然而，在城市论做宠物，品种各样的狗却似乎更胜一筹，到公园遛狗也成了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的一种标配。直到近年来，大城市的独居现象越来越盛，独居的漂泊青年从养猫中寻找生活意义。独居时代来临，从今天起，你会继续、或决定要做一个养猫人吗？

猫的旧日操行

“败坏东西，嫌贫爱富”

家中又闹鼠患，人心惶惶。自从三年前这个嗜宴好酒的中国北方县城因应政策大搞“光盘行动”、狠刹“公款吃喝”，绝迹江湖多年的鼠辈竟然重现民居。此后每年秋冬变色之时，饥饿而寒冷的老鼠便翻沟越渠而来，敲打和啃噬小区每户人家的下水管道。老鼠凭借丰富的城市经验，掘开地漏，避过鼠夹与毒药，在人眼皮底下建家立业，生儿育女起来。我提议养只猫以示威慑，私心是想与那猫耳鬓厮磨。我妈早就看穿，严词拒绝，称如今的猫好吃好喝，单没了捕鼠的本领。

《猫》 ，作者：凯瑟琳·罗杰斯 ，译者：徐国英，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年1月

公元前2000年前后,古埃及人最早开始了对猫的驯化，在那里，它享有尊贵的地位；在此后的若干世纪里，它都被用于实用的目的：作为啮齿类动物的唯一擒拿手；而后，它逐渐发展为迷人可亲的宠物；到今天，更成为人类的伴侣，重要性和狗不相上下。

猫在我的家乡本来不受待见。捕鼠的威名丧失之后，猫的口碑似乎更加无可挽回了。老一辈人爱狗仇猫的居多，常有什么“猫是奸臣，狗是忠臣”的道理，如同鲁迅的“仇猫”，大约“理由充足”，“光明正大”。“猫败坏东西，嫌贫爱富，哪家饮食好就跑去哪家，没有良心”——这是猫在平房小院、日不闭户的贫寒时代里留下的恶名。如今小城之人多已入住高楼林立的门禁小区

（gated community）

，对猫的旧日操行始终耿耿于怀——这或许与山东人的脾气有关，结交动物也务求憨实本分。

喂狗看门，养猫捕鼠——数十载的农耕生活，使小城老一辈人认定饲养动物必有其职能，偏爱驯顺能干的家畜。可是猫大抵懒惰，未见得是狗一样的可靠助手。单说“养猫捕鼠”一则，不到饥饿不已或是趣味发作，猫就未必动作。只消喵喵几声，令鼠辈觳觫一番也就罢了。家猫既未将“见鼠必捕”或“灭鼠护粮”视为“本职工作”，那么胡乱捡食桌底剩饭、终日大睡于骄阳之下未尝不可。

为求饱腹而拖小鸡、偷鱼肉，或是弃旧主而改投富庶人家，也是常有的做为。明代有“赵人养猫”的故事，“月余，鼠尽而其鸡亦尽”。猫虽灭鼠有功，却把小鸡也吞食消灭了。赵人不以为意，但放在贫寒人家，恐怕早已气急败坏，自此与猫势不两立。

饥饿年代

猫是劣迹斑斑的可疑分子

早年社会主义有过一段饥饿的日子，家乡人用地瓜干子拌胡萝卜的稀汤寡水喂猫，安于贫贱的瘦猫可以勉强饱腹。同样的吃食也喂狗，也喂猪——人的伙食未见得比牲畜丰盛许多。猫由于腹中的饥渴，加之恋爱的饥渴，常常居无定所。猫吃百家饭，有时离家数月，又复回来，讨食吃喝如常；有时别家的猫跑来寄居，自家也就喂一阵子。因此农人说“家猫”，大约只是“暂且住在这家的猫”。

莫言在小说《猫事荟萃》里写一只十分饥饿而骁勇的山东狸猫。此猫曾在他家餐桌之下偶得“四清工作队”下乡队员所赐的一块煎鱼，自此赖在家中任踢任骂不肯离开。然而，这毕竟是极为饥饿的六十年代里一户极为饥饿的农家，狸猫费力拿下一匹大鼠，竟然也被思肉心切的人所馋涎。姐弟二人猫口夺鼠，由祖母烧熟为乌黑皱缩的一根，三人分食，六眼放光。莫言写道，“鼠肉之香无法形容”。猫伤心无奈，只在一旁踱来踱去。自此再不捕鼠，改偷邻人的小鸡充饥。于是恶名满村，最终给一个怀恨在心的村人打死。

猫能否胜任捕鼠，的确曾在社会主义的饥饿年代里引发争议。1956年始的“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掀起过几场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猫虽有拿耗子的天赋，却未在运动中被委以重任，反而由人类做起了捕鼠的急先锋。全民动员之下，鼠药、鼠夹、鼠笼等工具齐齐上阵。死鼠的尾巴要一根根收集起来，如数上缴。

为达到组织要求的灭鼠业绩，人说不定还会对猫爪之下的鼠尾有所觊觎。“四害”的成员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如今看似人畜无害的麻雀被定性为“害人鸟”，据说是因其每年吃掉和损坏的粮食多过老鼠

（到1960年，麻雀的位置被臭虫取代）

。由此不难看出，当人的饥饿是首要矛盾时，捕鼠不利或又狡黠偷食的猫大概是一类劣迹斑斑的可疑分子。

不安年代

城市养猫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猫能捕鼠论”更加不能成立，是在文革期间。城市养猫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有“利用养猫反党”之类的罪名加诸于人。红卫兵“破旧立新一百例”第43条便称，“一律不许养蛐蛐斗蛐蛐，养鱼、养猫、养狗。这些资产阶级的习惯不能在中国人民中间存在，如有违者，后果完全自己负责。”

止庵的《弃猫记》、陈大远的《饭猫记》对于期间文人牵涉的猫冤案

（以及为求自保而不得已弃猫，或是寻猫的艰辛）

有所描绘。虽说猫向来有“不劳而获，为所欲为”的食利阶层潜质，不过根据我奶奶的说法，彼时我们乡下老家的瘦猫们，实在不曾卷入此类“反革命”的政治嫌疑与身份危机——或许是上情下达的不畅，或许是人民觉悟的有限，但更关键的在于，农村的猫着实不曾享有那种“资产阶级宠物”的优渥地位。

丰子恺笔下的猫。

猫有一段天然的媚态，古怪可人，令文人或者贵族欣赏倾倒。然而乡野父老偏偏不吃这套，就好比贾府里的焦大不爱林妹妹似的。猫充其量被视为不守规矩、欠缺德性的牲畜。于是，人得以照旧喂猫、骂猫、揍猫；猫照旧寄居、捕鼠，偶尔偷腥。

猫拿耗子非得斗智斗勇，因为饥饿的鼠与饥饿的猫同样机灵谨慎。降鼠要一番漫长的蹲守与迅猛的袭击，之后是对食物的戏耍——放走，截回，又放走，截回。至厌倦时，猫就一口咬断疲于奔命的鼠的脖子

（鲁迅在《狗·猫·鼠》之中对此类以折磨弱小为乐的风气深恶痛绝）

。猫大快朵颐的场面不大赏心悦目。待其舔舐溅满嘴角和胡须的鲜血，鼠已尸骨无存，只剩些毛发了。

这种惊心动魄、又充满残酷趣味的猎食光景我从未见过，却是我爸童年时蹲在自家院子里常有目睹的。我的童年是新世纪之交，老鼠威风已灭，不大有机会在公众跟前嚣张。目之所见的“猫鼠斗”，不过是动画片《猫和老鼠》之中汤姆猫和杰瑞鼠的短兵相接。

城市空间改造时期

宠物狗反扑占领了上风

90年代以来的城市空间改造，使人们搬入洁净而封闭的楼房住宅。从前“喂狗看门，养猫捕鼠”的实用初衷面临失效，家养的猫狗需要被重新理解为“宠物”。我所真正熟知的猫，便是城市化和商品房兴起之后的家猫了。

实际上，以猫作为宠物，早在宋代商品经济活跃之时就已风行。这与市人的日常情致渐趋于狭小的生活空间有关，如李泽厚所言，彼时“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

猫这种深庭小院中的娇柔动物，使达官贵族迷恋不已；民间上行下效，“养猫热”盛行一时。梁中效在一则小文中指出，南宋杭州的显贵最为宠幸一种狮猫，是外形优美高雅、却全然不能捕鼠的一类。今天的都市宠物猫，际遇大概与之相似——圈养于高墙之内好吃好喝、无所事事、乃至与鼠辈素未蒙面。这种养猫，恐怕真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习惯”；而那些成为宠物的猫，便如莫言所说“不仅仅是懒惰而是十足的堕落了”。

新世纪之交，家乡县城在经济改革之下终于变得像个“城市”，而非仅仅是与农村地景无异的乡野了。此后，如同咖啡、牛排、“AA制”那些新事物的传入，“宠物”的概念一样自然而然被小城居民接受下来。不过，猫作宠物的晋升之路在这座北方小城实在不大顺利，几十年前狡黠不忠的农家牲畜，今日依然多有恶名。

猫的不驯顺及其凄厉多情的“恋爱歌曲”，使其每每被视为家庭居室的破坏者。加之“猫捕鼠”已不大有市场需求，小城的蓄猫者愈发稀少起来。相反，宠物狗却倍受欢迎。如今走在街上，随处可见雪白的萨摩或是咖啡色的泰迪，使人疑心那些外国品种狗也已成为内陆县城中产家庭的“标配”成员。县城的宠物店遍地开花，但几乎每家都不售猫，只有笼中小狗引颈叫得凄切而又欢畅。

遛狗。

这种光景颇有些意味。因为我这代人做小孩时，狗仍被视为令人惧怕的凶猛动物——这大概也出于“狗是忠臣”的缘故。更准确地说，狗由于生存空间与身份职责的不同，表现出待人性情上的分野。蓄养在乡野平房的狗负有“看门”使命，对主人以外者充满敌意，一走近就要狂嗥扑将上来——正所谓“狗吠非主”。

有时回家经行乡间的夜路，每过一户都是犬吠，一吠百声，此起彼伏。更有提心吊胆的邻居，手中持棍才敢夜行此路。然而，蓄养在城市之内的狗，却开始住进高层公寓做起了“宠物”，成为电影《卡拉是条狗》里葛优所言那种“不咬人”的“好狗”。我的家乡县城是在城乡混交的地带，由于不知遇上的是爱家护主的乡土“忠犬”，或是一团和气的都市“好狗”，因此童年时总免不了怕狗。

街犬在儿童的眼中，更是性情难测的猛兽般的存在。自从在县城街道上遭遇一次恶犬的追逐之后，每当考试临近，我就会做起同一个逃命于狗掌之下的噩梦。那时流行许多都市传说，其中必有一则是人遭狗咬、患上狂犬病而奄奄一息的可怕故事。《卡拉是条狗》中的好狗卡拉也因此遭劫，险些被警察捉捕运送“无证狗”的卡车拖走。

《卡拉是条狗》剧照。

宠物时代的到来

在个体化的独居时代，

猫或是成了最佳伴侣

伴随宠物时代的真正到来，怕狗的经验罕见起来——似乎目之所见的狗都做了宠物，而“宠物狗”与“看门狗”彷佛不是一个物种。无论泰迪犬如何恶狠狠地狂嗥，人也没什么可怕，见着了这种弱小的凶恶反而要喜欢起来。如今走在县城街道上，常见“狗溜人”的情形——狗跑在前面，人追在后头。遛狗的——或说被狗遛的——多是中老年人，而狗的真正主人却通常是家庭中的年轻一辈。大抵来说，老一辈人不大有爱宠物的兴致，或者说很难像个“孤独的现代城市人”那样与宠物猫狗情同亲子手足。遛狗之于老人，却是一种有益的城市运动，也是必要的社交。大概也是狗的公共性所在，这座街道开阔、喜爱热闹的北方小城越发青睐起养狗这件事来。

大都市的爱猫之风远盛过我的家乡。这既由于养狗所需的金钱、空间与时间对于都市而言过于奢侈，也由于养猫在家着实方便、经济且少占空间。尤其在当下日趋原子化的生活情境里，一只倦怠、懒惰、自足、自恋而又自怜的猫，简直成为人的自我投射与绝好慰藉。家猫翻身做起“主子”，谓之“喵星人”；人则位阶逆转，成了“猫奴”。

我在香港求学，每当写论文消极怠工而又心怀愧疚时，往往梦见养猫。据说许多陆生在香港狭小租房里经历过面壁似的困兽生活之后，都会发梦似的渴望起一只猫来。在中国大都市里打拼的“空巢青年”恐怕多有如此。城市空间与城市人的生活变迁，使得猫在昔日惹人嫌的品行，成为如今最叫人着迷的性情了。于是又有“一日养猫，终身想猫”的新谚。在个体化的独居时代，猫或许成了人的最佳伴侣。

作者：董牧孜；

编辑：余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