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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在地坛书市上得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回来翻阅发现书前扉页有题记，知此书是某人送小女友的生日礼物；向达先生此书里的文章其实并不好读，但见书里有阅读勾画记号，想来有兴趣读此书的女孩应该与历史专业相关，此书可能是从女孩之手落入地摊……读书同时引出不着边际的联想也是趣事。

2010年12月同样在地坛书市，得荣新江整理的《向达先生敦煌遗墨》，由于此书2010年版只印了800册，后来也没见重印，估计看到的人不会很多，但书里收录的文章、信件，对敦煌学研究以及一些历史事实的还原还是颇有意义的。（关注微信号：NationalGeographicCN）

撰文：艾绍强

《向达先生敦煌遗墨》收录的是1942—1944年间，向达先生两次到敦煌考察的著作与信件等。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向达先生在敦煌考察期间辑录的佛道经典和其他文献的《敦煌余录》，第二部分是向达先生的考察记录、研究论文和给曾昭燏、李济、傅斯年和王重民等人的信件。

第一部分彩色影印，读经典内容的同时，可欣赏向达先生精致的小楷书法。当然，还可以从摹写的《占云气书》看到古人画的各种云图以及云图表达的意思。

我感兴趣的是第二部分的考察记录和信件，因为这部分内容涉及张大千剥损敦煌壁画的事，以及当时一些专家学者对待敦煌壁画研究的态度。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严谨的学术文章相比，这部分内容由于是报告、信件，先生的激动、忧虑之情不时溢于词语间，率直而见真性情。

张大千临摹敦煌莫高窟西魏《夜叉》

纵74.8厘米 横108厘米 绢本

当年由于张大千在敦煌剥离壁画，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张大千自己写的《漠高窟记》里写到：“偶于残破处，隐约见内层朱色粲然，颇以为异，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于人重修时已残毁，而傅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文中虽省略了主语，但联系上下文不难看出是谁“破败壁”而“复旧观”的。1943年4月，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发电报给敦煌县长陈儒学：“饬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张大千剥离壁画之事应该属实，但到了1981年，有人发表文章称《张大千并未破坏敦煌壁画》，1988年《中国文物报》发表《中国文物界中的一桩大冤案———记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案的来龙去脉》，指出：“无数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张大千先生是清白的，无辜的，他没有破坏敦煌壁画！”2000年此事又被媒体重提，后经敦煌研究院贺世哲、罗华庆等专家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张大千大千剥损的莫高窟壁画除了130窟，还有第108窟、第454窟等，总共约30余处，至此张大千没有剥离损毁壁画的喧嚣才停止。

但是当时揭露张大千剥损壁画的向达先生到底是怎么说的，过去看到的全都是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的引文，从《向达先生敦煌遗墨》一书里的考察报告和敦煌考古通信，可以全面了解向达先生当时在敦煌所见，由于此书印数少，能看到的人少，我就在此且当文抄公吧。

1942年10月9日，北京大学教授、时任西北史地考察团历史组主任的向达先生，上午到达莫高窟，下午即开始考察，至11月初他已考察了莫高窟三分之一的洞窟，有感于张大千一行任意勾勒、剥离壁画，写出《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11月5日在写给在四川李庄的中央博物馆研究员曾昭燏的信中，他详述了张大千剥离壁画之事，写给中央研究院考古室主任李济和历史语言所所长傅斯年的信中，特意汇报了考察情况并详述张大千揭剥壁画问题。信中写道：

至于千佛洞目前最迫切之举，为亟应收归国有，交由学术机关负责管理，否则后悔无既。张大千氏以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已历年余，组合十余人，作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卧室，镇日关锁，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愤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张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凡属北魏、隋、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辄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以求发见隋、唐作品或年号、题识，唯日孜孜，若恐不及，似此更二、三年，千佛洞遭罹浩劫，将不知伊于胡底矣！因以三日之力，写《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亟论千佛洞有收归国有及设立管理机关之必要。

1942年12月，该文以笔名“方回”发表于重庆《大公报》，其中写道：

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或者隋唐所开，而经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第一层画面偶尔剥落，便可看出下面还有一层或者两层的痕迹。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及五代的艺术家，便大发其历史癖，大刀阔斧的把上层砍去，露出底下一层来供他们欣赏……但是很不幸的，这种剥落壁画和描画的工作还在进行着，没人能劝止，也没有人来劝止，眼见得千佛洞壁画，再过二三年便要毁坏殆尽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

张先生举家在此……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一年多，对于千佛洞显隐阐微，发潜德之幽光的处所实在不少。二〇号窟（伯氏号数一六）乐庭瓌和他夫人女儿的供养像以及题名就是他剥离出来的。在三〇二号窟外面天王像上，他题道：

辛巳八月发现此复壁有唐画，命儿子心智率同画工□□李富，破三日之工，剥去外层，顿还旧观。欢喜赞叹，因题于上。蜀郡张髯大千。

去年阴历十月，他在千佛洞最高最险的三〇五号（伯氏号数六三）唐索勳所建窟外面画天王像的壁上题七绝一首，诗云：

冻笔频呵凝不融，黑痕黯淡记萍踪。他年好事传佳话，绝壁衝寒识此翁。

张大千临摹安西榆林窟唐代吉祥天女像

纵146.6厘米 横71厘米 纸本

向达先生还记录了几条张大千在榆林窟壁画上的题记。1943年1月22日向达先生给曾昭燏的信中还附了一份《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里面详列了“遭有计划与大规模之剥离者凡三十余窟，皆出于所谓考古学者与艺术家之手”。1943年5月9日给曾昭燏的信中他写道：“交通既视前为便，形形色色之考察团，亦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于是河西一带，游客络绎不绝，而一般实际上与找宝者无异，表面上乃自命为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者亦不绝于途，此辈伪考古学者一来，可谓为考古学上之一浩劫。今试举一例以明之：黄君仲良到千佛洞之日，即昌言可将壁画剥离一部分，以资彼比较研究之用。差幸敦煌艺术研究所常君书鸿于此尚不胡涂。对于黄君提放甚严。”也许由于时代的局限，连曾经是中瑞西北科考团成员的考古学家黄文弼都有如此想法，向达先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将来甘疆公路（自甘通南疆）开通，游人日多，若黄君者，比比皆是，则保留千数百年之敦煌塞，不毁于外人之手，乃毁于冒牌之中国考古学者之手，不亦大可悲乎？”好在，从敦煌艺术研究所到敦煌研究院，几代人忠于职守，当了敦煌的守护神，向达先生的忧虑才没有成真。

向达先生1943年1月13日写给曾昭燏的信里提到：“近在千佛洞至敦煌中途戈壁上，见到古代墓葬群百余……最近张氏拟请敦煌驻军帮忙发掘一、二座，以瞻究竟，与达言之数四，无可如何，只有漫应之。”此前张大千到底有没有挖掘古墓，向达没有记录，但由此引出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获得文物的事。

据张大千《漠高窟记》记述，他在莫高窟前吃完哈密瓜后，在沙堆上挖沙擦手，居然随手就挖出一个麻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人头、一人手臂和一纸卷。张大千说的很是传奇，但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在《敦煌考古大揭秘》一书中明确指出，张大千在莫高窟期间乱掘乱挖，挖掘出的文物有张君义手臂和随葬文书，分别为《唐景云二年(711)张君义勋告》、《唐景龙三年（709）九月典洪壁牒为张君义立功第壹等准给公验事》、《唐景龙某年典洪壁牒为张君义立功第二等准给公验事》、《唐景龙某年典张旦牒为傔从张君义等乘驿马事》；另外还有汉文户籍、西夏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文佛经写本或刻本残片百余件，经帙2件，纸质绘画多件。通过这些文书，不仅可以了解唐代公文制度，还可以通过记录的人名和籍贯，了解唐代安西镇守军情况，是研究唐代西北边防的重要资料。

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只将张君义手交给敦煌艺术研究所，其他文物都被带走，张大千曾将这些东西带到日本装裱，后来多数卖到了日本、美国。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了3件有唐代官印的文书和3册共70页西夏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文佛经写本或刻本残片百余件，上面均有张大千的印记或题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收藏了汉文户籍4件、经帙2件、纸质绘画10幅和汉文、西夏文、藏文、回鹘文文书23件，这些文物上也均有张大千的印记。而《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1962年12月由香港收藏家王南屏出售，文化部得知后托人购回，1963年8月拨给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

《向达先生敦煌遗墨》

中华书局出版 2010年3月第一版

定价：460元

（文章来自微信号：NationalGeograph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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