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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对于建立在农业耕作之上的古代社会来说，土地制度不是土地拥有、使用、分配的制度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唐朝时，朝廷通过建立在均田制和户籍制度之上的租庸调制，有效抑制土地兼并，推动唐代盛世的到来。

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均田制和户籍制度衰落后，依附于这两个制度的租庸调难以为继，因此，唐朝廷转租庸调为两税法，绵延几百年的均田制由此消散，从此，唐后历代王朝“田制不立”，对古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果想探析这一古代土地制度史上的重大变迁，就不得不先探寻租庸调及均田制在唐代的发展过程，通过探析两者衰败的原因，进而推导出两税法何以成为唐政府赋税改革的首选。

因此，接下来将从三个方面出发，在租庸调和两税法的框架下，浅析唐代土地制度的变迁。

唐之均田制与租庸调

唐朝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极为强盛的朝代，在其前期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国家疆域辽阔，社会安定，政治较为清明，经济空前繁荣，文化极度辉煌，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在历史上留下醒目的一页，至今仍为人熟知。唐王朝能在其前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离不开其坚实而有力的经济基础——均田农户经济。

唐代的均田农户经济，即是指农户依靠均田制授予的田地进行农业生产，并向国家交纳税赋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并非由自然经济下的小农生产自发形成，而是中央政权借助政治手段人为调控的结果，其规划的主要手段，即为均田制，以及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起源于北魏，隋朝时名为租调制，唐朝建立后继承了原隋朝的租调制度，并加以完善，称为租庸调，于唐初正式颁行。

唐代前期的赋役制度基本有四项，分别为租、庸、调和杂徭，而租庸调制占据四分之三，且税收归由中央政府掌握，是唐前期中央政府最为主要的税收来源。

因此，对于唐朝而言，租庸调是支撑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发挥作用最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

而均田制则是起源北魏的一种土地制度，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频繁的战争，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田地荒废，人口稀少，而建立北魏的拓跋族为中原带来了一些原始部落时期的公有制因素，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北魏孝文帝颁布诏令，推行均田制，以鼓励农业生产，充实国家财政。

唐朝建立后，天下经过多年战火，百姓凋残，田亩荒废，面临着和北魏相似的局面。

为了尽快恢复被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能力，唐朝继续使用自北魏起实行几百年，行之有效的均田制，并在使用时加以改善，使之更加适用。

租庸调与均田制两者密不可分，若无均田制，租庸调则无法运行。

具体地看，唐代政府通过实行均田制，向农民发放并登记田土，掌握农民耕作的田亩数量，以此为依据向农民派租，同时辅以严格的户籍制度，掌握农户的户数和个人情况，向家庭派庸，向人丁派调，进而构建起“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实行时间长达156年的租庸调制度。

由此可以看出，唐王朝实行租庸调制，必须先向农民发放国有田土，使之转化为具备一定耕作面积的自耕农，进而对小自耕农收税派役。也就是说，只有借助均田制，将其治下的农民与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结合，唐王朝才可以顺利运行其税收制度——租庸调，并将农民的劳动产出转化为中央政府的税收，进而将资源投入到国家机器之中。

将劳动力驱动到农业生产中，实现“分艺有准，力业相称”，以便从农业获取足够多的资源维持政权统治，而这正是唐政府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的根本目的。

租庸调与均田制之衰败

在国家均田——农民授田——收税徭役这一环节中，只要其中一环出错，租庸调就会难以为继。

单就唐代均田制而言，其内在存在诸多缺陷。唐代均田制将授田标准分为可继承的永业田和不可继承的口分田，均田令中就有规定：“诸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并规定“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

同时，唐政府还将人多地少的区域称为狭乡，人少地多的区域称为宽乡，狭乡如若田地不足，则“减宽乡口分之半”。

在人口不断增多而国有田土渐少的情况下，授田数量少的情况更为突出，到了后期，唐政府手中也无土地，唐德宗嫁公主时由于无田可赐，甚至不得不到市场上买地。

唐朝作为一个传统的封建国家，存在王侯将相等剥削阶级，这些群体也侵占不少田地，又由于道教佛教兴盛，寺院也占据大量土地。国有土地原本就随着人口繁衍日渐不足，田地被寺院、贵族官僚群体侵占后，农民所能分到的田土就更为稀少。

国家均田这一环节受限，不能成功地将那些无地或少地农民转化为，具有足够耕地、能够担负国家税负徭役的自耕农，租庸调制开始崩溃。

此外，均田制名义上授田亩数为一丁百亩，以尚商周井田制，而在实际授田过程中，较少有人可以领足百亩田地，但交纳税赋，派遣徭役时，却是依照百亩田地的标准进行。

农民授田数量不足，税赋徭役却仍旧不改，农民授田不足，无法负担沉重的赋税，均田农户经济下的农民难以度日，或自发或被动地开始逃亡。

起初唐政府还进行过几次“括户”，命令兼并田地者归还“逃户所有田业”，而且还规定“苗稼见在，课役俱免”，颇有成效，但这种手段只能见效一时，难以挽回局面，农民授田这一环渐渐地也开始问题频发。

农户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或逃亡，或寄名于拥有免税特权的达官贵人、寺庙道观之下，诸多劳动力从严格的中央管控制度流出，大量田土被归到免税特权者的名下，唐政府开始面临无田可租，无人可用，无家可调的窘迫局面。

终唐一代，战火不熄，或对外征战，或对内平叛，战争在消耗政府财政的同时，也使得严密的户籍制度受到冲击，战火烧毁房屋时，也烧毁了原本记录农户详细信息的户籍账本。

安史之乱后，这种情况更加突出，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家编户就减少70%，原本租庸调的实行必须辅以严格的户籍制度，而如今民不附籍，又无地可授，至此，唐代的租庸调制度彻底失去基础，均田制这一流传数百年的土地制度也一并崩坏。

两税法取代租庸调

租庸调制度逐渐败坏，使唐王朝的财政陷入窘境，而唐中期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工商业的繁荣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加之土地兼并后庄园制迅速发展，户税和地税的财政地位也日渐重要，多种因素综合，为两税法的实行创造了条件。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王朝正式采纳杨炎的建议，开始变革税赋制度，推行两税法。

两税法是一种以户税和地税为主体创行的新税制，以“量出制入”为征课原则，以资产为征课对象，以户等高下为课征依据，以贫富为差定税额，对行商经营货物课税三十之一,以货币计税，夏秋两征，钱粮和绢帛同缴。

与旧制租庸调相比，两税法将课税对象由原本的“人丁”转为“资产”，实质上是对均田制已经崩溃的无声默认，从侧面将土地兼并合法化。

唐政府通过在政治上对土地严重兼并现状的承认，向大地主换取赋税，以维持中央财政。

唐政府的如此作为，意味着唐王朝彻底放弃通过政治手段配置土地与劳动力要素，此后历代王朝沿袭唐代政府做法，“田制不立”的土地制度新时代自此而起。

自中唐两税法后，国家放弃了自秦汉到中唐时对于土地产权进行干预的传统职能，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建立不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土地自由买卖（封建条件下的自由）的制度，土地私有制取得了统治地位。

两税法的目的本为节约纳税成本，扩大税收来源，减轻农民负担，具有明显的进步和革新意义，但税法实行后不久，就脱离了其本意，人民的赋役负担反而加重。

由于新税法以货币计税，又完全放开土地交易，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赋税得以增加，唐王朝的寿命得以维系下去。

梳理前文可以发现，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变迁，实质上是均田制与“田制不立”这一土地关系的变化，在政治上层建筑地显现。

从均田制至“田制不立”的土地制度变迁历程，代表着封建国家政权面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逐渐由政治调控转向市场调控，商品经济迎来新发展。

参考文献

1. 再论唐代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
2. 唐朝政府农业经济职能研究
3. 唐代均田农户经济的规划形成及其经济形态特征
4. 唐代租庸调制和两税法的制度缺陷与执行弊端研究
5. 试论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