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篇在《管子》一书中谈到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金融产业。
没有人相信2700年前中国的金融产业是这么发达。可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白纸黑字就写在那里,就记载那里。《管子》不是抄了别人的书才成书的吗?请问这些金融产业是抄了谁的?
金融就有货币。《管子》的货币理论更是石破天惊,与现代货币理论基本相同。那么是不是当代那些金融家抄了2700年前的《管子》?
货币三题
金融就要有货币,有钱。货币有三个基本问题:
一、货币是什么?
货币是不是财富?管子认为,货币金玉是财富,但太多了,就不是财富,而是财祸。《管子•八观》说:“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不重视生产的国家都是金玉货币太多的国家。因此,管子反对积蓄货币金玉。《管子•枢言》说:“为善者,非善也,故善无以为也。故先王贵善。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成王业的国君积聚人民,成霸业的国君积聚武将和战士,衰败的国君积聚官僚贵族,亡国之君则积聚珠玉与妇女。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积聚什么的问题。
货币是流通手段,这是管子的基本观点。“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管子•国蓄》)“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管子•轻重乙》)“刀币者,沟渎也。”(《管子•揆度》)“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乘马》)有市场,就有流通,有流通,就有货币。
二、货币的数量应多少?
货币印多少,发行多少才合适?这是一个基本经济学问题。滥发货币必致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危机。管子还提出计算货币发行的数量和方法。《管子•山至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币为一国陆地之数,谓之币乘马。”以六里见方的土地为单位,计算其好地贫瘠地各有多少,产粮多少,粮价高低多少,六里见方土地需要货币多少,以及就其粮食价格来计算应需要货币多少。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把这个需要量推算于全国,使货币的数字与全国的上地数量相适应。
货币能反映经济状况。《管子•国蓄》:“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黄金是计量财用的工具。懂得黄金的道理,就懂得什么是奢侈和俭省。懂得奢侈与俭省,各项用度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国家用度过少,对举办事业不利;过多,对商品资源不利。因为,国用过少,则金价低了,金价低则各项事业不好办,故对事业不利。国用过多则金价高,金价高则商品太贱,所以对资源不利。等到商品消耗光,才知道不足,这是不懂得适量的原故;等到事业完成后,才发觉商品过剩,这是不懂得合度的原故。不懂得适量,不知道适度都不行。而要懂得它们,也是有规律的。
国家对货币实行垄断与严格控制。《管子•轻重乙》说:“君守布,则籍于麻,十倍其价,布五倍其价,此数也。君以织,籍于丝,籍系抚织,再十倍其价。”《管子•国蓄》载“人君铸钱立市,民庶之通施也。”这就是说铸钱的权利是掌握在国君手里的,“民庶”只是使用货币。管子“轻重”就是指国家利用货币控制商品流通的理论。一是形成商品价格贵贱的原因,二是控制商品货币流通的方法。“弊也者,家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聚则重,散则轻”;“藏则重.发则轻”;“寡则重.多则轻:守则重,不守则轻”;“君章以物则重,不章以物则轻;守之以物则重,不守以物则轻”等等。(见《侈糜》、《国蓄》、《揆度》、《地数》、《轻重甲》诸篇) 意思是说,市场上供不应求时,或某些时兴商品出现,都会出现“重”的情况。反之就是“轻”了。管子用供求关系解释商品、货币的“轻重”,指出:货币、谷物和万物之间存在相反的“轻重”关系:“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主张国家通过“号令”控制货币、谷物和万物,以调节其“轻重”关系,实行“敛轻散重”的物价政策,平衡物价,抑制兼并,打击商人贵族,巩固统治,增加国家收入,以达到“无籍而赡国”、“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目的。管子已经认识到货币和物价的关系,并能够熟练运用。
三、利息率应多高?
货币不只是交换的工具,它也是资本,分割财富利益,高利贷就出现了。《管子•治国》说:“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管子反对高利贷,用借贷办法,阻止豪强用高利贷对贫民掠夺。“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管子•国蓄》)春天向蚕农发放贷款,用以收取他们的丝绸织品,夏天向农民发放贷款,用以收取他们的秋粮谷物。因此百姓不会有荒废的农事,国家也不会有流失的财利。管子主张,国家蓄藏一定量的粮食和钱,农民困难时借贷给农民,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待农民收获再以实物还贷。《管子.山国轨》也说每年“泰春”、“泰夏”、“泰秋”、“泰冬”的“物之高下”,“相并兼之时”,国家都要贷给农民粮食。并说:“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胜、籯、屑、糉、公衣、功已而归公衣,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无钱的农家都能借贷到各种农用器械,农事结束后归还公家,并销毁借贷凭证。因此劳力出自百姓,物品出处君主。
《管子•轻重丁》“鐻枝兰鼓”讲的是管子对付高利贷者的故事。桓公要“令衡籍吾国之富商蓄贾称贷家,以利吾贫萌、农夫,不失其本事”。派官员向富商蓄贾和高利贷者征收赋税,来帮助贫民和农夫维持农事。管子说:“唯反之以号令为可耳。”只有运用号令来改变这种办法才行。于是派出官员调查四方各放贷地区的情况,调查那里负债的人有多少人家,回来报告,高利贷非常严重。“凡称贷之家出泉三千万,出粟三数千万钟,受子息民三万家”。总合起来,所有高利贷者,共放债三千万钱,三千万钟左右的粮食。借债贫民三千多家。而利息很高,有的“其出之,中伯二十”,利息20%,有的“其出之,中伯伍”、“中钟五釜”,利息50%。管子说:“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国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国之无贫,兵之无弱,安可得哉?”不料我国的百姓等于一国而有五个国君的征敛,这样还想国家不穷,军队不弱,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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