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演乙是什么意思 医保乙类是什么意思

易经的

李敬汉老师是中国早期社会调查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是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先驱、社会调查的开拓者、现代社会调查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

社会调查是他一生学术工作的主轴，他一生所从事的社会调查主题众多、地域广阔，在那一代社会学人中几乎无人能出其右。无论是早期的北京调查，鼎盛时期的定县调查，还是后来的边疆调查，都体现了他对社会调查异乎寻常的执着追求和强烈使命。对李景汉先生而言，社会调查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而是一种毕生信仰，是改造国民性、寻求民族自救的出路、培育国人理性思维、提高人民公共精神、推进社会学本土化的手段。正是这种崇高的使命感驱使他数十年如一日，不断走向田野，孜孜不倦而又乐此不疲的开展一项又一项看似枯燥的社会调查。《中国人的普通毛病》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李景汉先生用中文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现代评论》1924年第4卷，转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供读者参考。

中国人的普通毛病

我因为在近二年里专从事社会调查，所以与普通人们多有接触的机会，就不得不理会他们的性质和习惯。社会调查者的最大本分是要实地调查社会的状况，搜集赤裸裸的事实，分析所得的材料，作出统计，供学者的研究。若所搜集的材料去事实甚远，社会调查就算完全失了它的功用。准确的事实无论在天下甚么地方本是不容易得着的，自然在中国不能是例外。不但不是例外，恐怕在这一方面中国要列为天下第一了。

实地调查最常用的方法是编出问题表来，向人们去询问，再记录他们的回答。若一个人不高兴告诉所询问的事，他自然是不肯回答，即或回答而不说实话，或故意用含糊其辞的话。可是中国人大多数的回答，就连他肯回答和欢喜告诉事实的时候，也是与不回答和不愿说实话几乎相同。兹从我差不多每日所遇见的回答里举出几个例来。

你若到一个工厂或店铺询问它的经理现在共有多少工人或雇员，虽然他知道准确的数目，他的回答仍然是“有几十人”或“有几百人”。这种回答使你无法记录，因为三十人是几十人，八十人也是几十人，相差太多。稍满意的回答是“一百多人”或“一百来人”，至于到底一百“多”若干或“来”多少仍然放你在五里雾中。再稍好一点的回答是“三四十人”或“一百上下人”。你必须用很久的工夫和各样的问法才能挤出一个准确数目来。你若问一个车夫昨天拉了多少钱，他的回答是“几十枚铜元”或“一百多枚”。问一位久居本村的老者关于村中的户口数目，他的回答是“人家不多”，“不少人家”或“有百十来家子”。你若旅行的时候问本地的乡人关于前面的村庄有多少里，他的回答是“十五六里”。及至你往前走了二三里路，再问一个人还有多少里路，他的回答有时是“二十多里路”。往往自甲村至乙村的里数不等于自乙村至甲村的里数，山路的十里不等于平地的十里，相差不止一倍。

以上的回答还是被询问的人明白了你的问题，才有如此的比较好的结果。还有许多时候简直是所答非所问。你到一个工人的家里问他家中的主妇昨天吃的是甚么米面并且一共吃了几斤，她的回答是 “二斤玉米面”。及至你惊讶问道:“怎么六口人会吃这么少?”她回答说“这是早饭”，她没把晚饭计算在内。你问卖白菜的人一天卖多少斤白菜，他的回答是“能卖两筐”。你问一个卖果子的人:“像这样大的苹果你一天可以卖多少?”他的回答是“十几斤”。

还有时人们的回答和没回答毫无分别，可是回答的人觉得已经给了满意的回答。你问一农人为甚么本地不种棉花，他的回答是“我们这里不种棉花”。你问一个人为甚么这一方的人多种树，他回答是 “是，我们这里人多种树”。

中国普通人们的这种模模糊糊、所答非所问的习惯不但是一种普通的毛病，也可以说是成了一种神经病。不过我们自幼活在这种环境里，也就不觉得它的存在、讨厌和重要。到过中国的西国人士就立刻感受它的不便。一位久居中国善操华语的美人尝云:“中国人说话……悬于空际，四围没有着落。”他也尝引用几件事情表明中国人的言语含糊和麻木不仁的状态。他一次问及某人身高几尺，及至某人回答以后，旁边听见的人都很奇怪，因为看他的身材比他所说的尺寸一定还高许多。后来才知道此人并未将他的头算在其内，只高至肩膀为止。因为他曾当兵，军队中只注重躯干的长短。一次问某乡人的本村离城多远，他的回答是九十里，但后来继续谈话才晓得他说的是来回九十里，其实是四十五里。

某人至医院买了入门证，从候诊室按着病人的次序进入看病室。医生为他用了很久的工夫看病配药。他出去以后，过了很久的工夫又自候诊室进来。问他不是已经看完了么，他的回答是:“但是除去方才所看的病还有一样别的病!”又有某人在颈上生了一个茶碗大小的疙瘩，住在病院医治，日见痊愈。到院后十八日忽然他告诉医生他的腿使他疼得不能睡觉。及至医生一查看才发见他的腿上也有一个与颈上大小相似的一个恶疮。这个病人的意思是先治好了颈上的再治腿上的! 我在从前读了这一类的故事，以为若不是有意糟蹋，必是言过其实。及至我有了这许多与普通人们接触的机会，使我不得不有几分同意。这实在是人们的普通毛病。我恐怕这种毛病不止限于知识简单的普通人。

陈翰笙先生在《新教育评论》第十二卷第十二期里发表了一篇 “呜呼中学的历史程度”。他研究科学和整顿教育的热诚使他深为投考历史的学生非常可惜。不但答错了的占大部分，而且所答的笑话极多。若陈教授作几天社会调查的事情，或者他能得着不少的安慰，不至于为他们的成绩如此的着急。诚如陈先生所说“五十年或一二百年的差别，在中学毕业生的记忆中许是毫无意义”。我很疑惑是否这许多地点、人名或年代的答错与我们中国普通人们的模模糊糊的性质很有关系。普通人们所知道的事情尚且不能给一个明白回答，或很显然的问题尚且听错；何况历史的事实没有记得清楚，无怪乎所答的是与题风马牛之不相及也。

从中国的文章里也可以看出这种不准确的毛病来。每逢描写一个美人的时候，不是用“闭月羞花之貌”，就是用 “沉鱼落雁之容”，不然，就是“倾城倾国之色”，这种说法丝毫没有告诉我们她美的真相。报纸上的通电也叫我们摸不着头脑，看不出他是主和还是主战。固然有许多是滑头，故意叫人弄不清楚。有人说中国人的言语文章是“八仙桌盖井口，随方就圆”。无怪乎中国各处的度量衡不相等，货币不统一，编制的统计出笑话。我在十几岁念地理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是四万万，现在仍然是四万万，还有说五万万的，也有说三万万的。美国人口的总数才有一万万，我们人口的差数就等于二万万。

李景汉先生（左二）主持的定县调查团队工作照

这种不精密的毛病与向来中国的科学不发达或有很大的关系，恐怕也要阻碍我们将来科学的进步。因为科学必须是极准确的，决不是 “大概齐”的人们所能发明或改进的。我信这种毛病决不是中国人生而就有的性质，乃是环境所养成的习惯。这一种差不多已经成了第二种天性的习惯，若不设法纠正或铲除， 与我们社会的进步很有关系。至于铲除的方法，我不得不希望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尤其是小学教员，在儿童应对或作文章的时候要造成他们的精密准确的习惯，将论理学和统计学列入中学与大学的必读课程里。若任凭这种毛病继续下去，不但我们的社会调查工作感受极大的不便，就连我们民族的精神都受影响。再小而言之，以这些模模糊糊的人管理汽车、火车与各种无情的机器，恐怕也不见得妥当!

本文发表于《现代评论》1924年第4卷，转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众号。篇幅所限，文章有所编删。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和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