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恩传说如何抽出宝石

元红釉刻上云龙纹梨状水壶

元红釉印刷用图案盘

明善德釉桃形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

清康熙型豆红玉壶春病

青干隆、博克、红龙纹、天启古族盖碗(下图)青博克、红扇、莲花纹露瓶(上图)

红色是陶瓷中很难得到的颜色。

铜红釉瓷器被誉为“千窑一宝”。“真正意义的红色,只有百分之一的空间条件,稍有倦怠,形成条件转瞬即逝”。所以,历代的红釉瓷器,都是上层社会方能享用的珍品。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西汉的陶器红得热烈奔放

多展现在陶俑的衣裳、靴子等细节

红色在釉色上的出现,主要依赖于铜,就是在基础釉料上加入金属着色剂——铜的氧化物。但是,因为铜在高温下很容易挥发,而且窑内温度和氧化还原的氛围又一直在变化,以及铜元素在釉中含量的不确定性,这一切都使得烧制成功率非常低。

“千窑一宝”说得一点都不为过。

“红釉偶然生成的条件苛刻,不像青、赭、黑、绿、黄等诸色自然生成的条件宽泛,在千度以上的高温中,以铜为呈色剂的真正意义的红色,只有百分之一的空间条件,稍有倦怠,形成条件转瞬即逝。”

因为技术实在难以把控,红色瓷器出现得很晚。

陶瓷陶瓷,先说陶。“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开始容易找到人工之红,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陶器中,部分作品明显兼用红色”。此后,红色作为陶器上的点缀之物,展示了古人对于生命、对于鲜血的敬畏,这也和远古的祭祀文化有关。

西汉是红色陶器落幕前的最后一个小高潮,那个时代的陶器,红得热烈奔放,多展现在陶俑的衣裳、靴子、丝带等生活细节,也看出先民早已把红色当成吉祥的国民用色。

然后,随着魏晋南北朝乃至隋朝青瓷的崛起,陶器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这时的瓷器,以烟雨天青色为最高追求,红色随着陶器的湮灭而沉寂下来。

市井有“钧窑挂红,价值连城”一说

可见红色在钧窑中的重要性

直到唐代,最早的铜红釉实物瓷器,在长沙窑出现。此前一直认为以铜为着色剂、在高温下呈现红色,是钧窑的贡献,但后来长沙窑实物的出土,把铜红釉诞生的历史,一下子提前了几百年。

“1999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长沙窑遗址出土一把铜红釉执壶,通体玫瑰紫红,微微泛出绿色苔点;执壶造型为唐之典型,釉色为唐之独见”,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这样说,“退回1200年前设身处地去想,这红釉执壶乃是最高科技产品”。

到了宋代,按照过去的陶瓷史,钧窑在北宋已经烧制得很完美。钧红,红中泛紫,所以也叫玫瑰紫或海棠红。市井中更有“钧窑挂红,价值连城”的说法,可见红色在钧窑中的重要性。

根据记载,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钧窑海棠红渣斗式花盆,内蓝外红,红色直逼大红,“在已知钧窑作品中应为红色之冠”。

真正的高温纯正红色作品,在元代景德镇产生。元人尚红,除了白色和蓝色,红色也是他们喜爱的色彩,天苍苍野茫茫下奔波劳碌的游牧民族,对于能带来温暖的火与太阳,有着天生的崇敬和向往。同时,随之制瓷工艺的发展,景德镇也具备了生产红釉瓷器的能力。

到了明朝,洪武御窑厂的恢复,更是为红釉瓷器创造了历史最好时机。

还有学者认为,历代帝王建国,均沿袭五德之说。南属火,配红色,朱元璋取明代运属“火德”之说,这当是洪武尚红的基础。其次,朱,赤也,即朱红、朱砂之色。朱姓之朱,为大红色。

这一切都显示着,朱元璋尚红是可信的。

釉里红瓷器,理所当然有了皇家血统。南京明故宫遗址、南京郊区王公贵族墓、北京四中、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等地出土的大量洪武瓷,以釉里红为大宗,印证出六百多年前朱元璋对红色的执著追求。

红釉的巅峰时期当属永宣

成就让后人不可逾越

而后,红釉的巅峰历史时期,应该属于永宣。这个瓷器生成蔚为大观的神奇时代,不仅创造了各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瓷器珍品,而且在现世的各种拍卖场上,屡屡创造天价。

永乐红釉鲜红如血,时人遂有“鲜红为贵”一说,它不再如前朝的红釉色调暗淡、或者掺杂多色,而变成了鲜红。这个阶段,永乐皇帝迁都北京,紫禁城完美落成,“红釉瓷器为皇宫增添了喜色”。

宣德的红又有不同,它更加沉着,人称“牛血红”。故宫博物院藏宣德红釉僧帽壶,色彩凝重冷滞,一如“初凝之牛血”。

“红釉至永宣,攀上高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永乐之红充分,宣德之红饱满;永乐之红娇媚,宣德之红老辣;永乐之红阴柔,宣德之红阳刚;永宣之红的成就让后世不可逾越。”

这样的巅峰状态,之后的两百年间,几乎再难逢敌手。直至清康熙晚期,一个叫郎廷极的人出现,他创造了一种以他名字命名的红——郎窑红。

朗廷极被康熙专门派到景德镇督窑,力求创作出能媲美永宣的红釉,他也不负圣恩,成功了。郎窑红,是中国名贵铜红釉中色彩最鲜艳的一种,它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

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红往往于口沿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郎窑红底部边缘釉汁流垂凝聚,近于黑红色,为了流釉不过底足,工匠用刮刀在圈足外侧刮出一个二层台,阻挡流釉淌下来,这种独特的技法,也就是鼎鼎大名的——“脱口垂足郎不流”。

红釉瓷器也是清朝宫廷中的尊贵之物。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郎窑红釉穿带瓶,“据说乾隆皇帝看到祖父时期之作,还误认为此瓶为宣德作品,高兴赋诗曰:数典宣窑斯最古,谁知皇祐德尤崇。”

除郎窑红外,清代宫廷还有很多红釉品种,《陶雅》曾列举有:豇豆红、美人霁、朱红、醉红、宝石红、鲜红、祭红等。

釉里红是流通的洪武瓷主流之一

也是拍场高价迭出的板块

市场上,明清官窑瓷器是中国瓷器高价品的代名词,“明有洪武釉里红、永宣青花、成化斗彩、嘉万五彩,清有清三代珐琅彩、粉彩、颜色釉瓷器,均是高价迭出的板块”。

业界资料显示,流通的洪武瓷主流是釉里红,其次是青花,高仿品也紧盯这两类。釉里红首推玉壶春瓶、棱口大盘、军持、瓜棱石榴尊、各式碗、棱口盏托、玉壶春执壶、盖罐、折沿盘等器形,品相一流者价格昂贵。

据报道,2006年5月30日,香港佳士得上拍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以7852万港元成为当时明瓷第一高价。(此瓶无盖,1984年4月10日在伦敦佳士得首次露面,由新加坡的谢杰立以42.12万英镑竞得,为当年最贵的东方古代艺术品。四年后,1988年5月17日香港苏富比再拍,以1705万港元成交。1997年11月5日,转到香港佳士得,该公司特别出版专册,辟专场拍卖,拍得2202万港元。)2006年的买家是澳门永利度假村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提芬永利,交割后赠予澳门博物馆。

2005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一件清乾隆“霁红釉描金题诗花卉纹胆瓶”,以19160000港元成交。2011年的北京保利春拍,一件清雍正-乾隆早期红釉地画珐琅梅花山石玉壶春瓶则以25300000元被买家收入囊中。雍正皇帝对霁红釉钟情至深,多次谕旨瓷务事宜,均曾提及烧造霁红釉器皿,最为典型的一例莫过于雍正七年八月十七日《养心殿造办处活计清档·记事杂录》的记载:“郎中海望持出碎霁红瓷盘片五块,奉旨:此釉水甚厚,新烧的甚薄,不知何故?将此破瓷交给年希尧,照此破瓷釉水烧造。”于此可见,雍正皇帝对霁红关注颇深,无疑缘于内心喜爱之故。

(本文资料来源:马未都《瓷之色》、阮富春《洪武釉里红的红色诱惑》、李勋《简论永乐红釉尊贵的工艺与文化内涵》、张莹《霁霞尊雅-清代宫廷红釉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