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周小川执掌央行15载：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很有幸

来源:新京报

三连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曾推商业银行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等；自称“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很有幸”

2018年3月9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你猜呀。”今年两会的一场记者会上，面对高喊“谁是您的接班人？”的疑问，周小川笑言。

答案，在3月19日揭晓。

当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易纲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正式挥别了其执掌15年的央行。

作为“在任时间最长的央行行长”，无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商业银行改革、“811汇改”，周小川的名字已同中国近年来波澜壮阔的金融改革紧紧系在一起。自1995年调任外汇管理局局长，在与央行“结缘”的23年中，既有人称其最大功绩在于使中国“避免了金融危机”，也有论断质疑其“货币超发”之政策，面对种种评价，周小川曾坦率地说：“也许能更好”。

“经过这么多年在金融系统工作，事情太多了，所以很难挑出来说哪件重要，哪件不重要。”3月9日，有记者问周小川央行行长有哪些难忘和遗憾的时刻，他说：“我觉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很有幸的一件事。”

【行长】

在热议中“破格”三连任 操刀银行改革

2002年12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至今，周小川已执掌央行15载。如果算上1995年调任外汇管理局局长，周小川与央行“结缘”已有23年，对于古稀之年的他，几近目前人生的三分之一。

后来为人熟知的标签——“史上任期最长行长”，在周小川调任后的第二年，已埋下伏笔。

“中国的金融是一个大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中国的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国内外诸多主流媒体对中国金融作出上述严峻描述。

“外界媒体重点抨击的就是中国的银行搞不好、不可能搞好。我们认为，中国的银行改革既是有必要的，又是可行的。这当中会有争论，但改革要有魄力，要有前瞻性，不可能一点风险也没有。”在2004年这段周小川的采访中，还能够看到他在这一阶段的压力。

彼时，大型商业银行报告的不良资产率是25%，市场的估计基本在35%～40%，这被一些媒体用“中国的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来形容。

上述背景下，2003年以后，国家决定启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运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大型商业银行，按照核销已实际损失掉的资本金、剥离处置不良资产、外汇储备注资、境内外发行上市的财务重组“四步曲”方案，全面推动大型商业银行体制机制改革。

其中，身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周小川被认为是改革方案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之一。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回应国有银行的改革思路、澄清外界的误读，一时间成了国有银行改革的代言人之一。

这成就了周小川的2013。

当年3月，周小川被选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突破年龄限制，成为首位“三连任”的央行行长。此前没有进入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外界一度解读周小川将退休。

对于周小川的“超期服役”，有观察人士指出，一是决策者担心市场会出现剧烈波动；二是在金融改革大背景下，短时间内亦难觅像周小川这样，拥有丰富的金融系统经历、深受国际认可的继任者。

事实如此。一行三会金融体系下，央行行长身份的重要性格外突出。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来势汹汹，分业监管容易产生监管的真空和监管套利，诸如互联网金融谁来管、怎么管这样的一系列问题，都有待当时的金融监管者们一一厘清。

一切图景，在今年3月日渐清晰——今年两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易纲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正式挥别了其执掌1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

【改革】

“移动支付先生”的人民币国际化之梦

“小川行长他是一个改革家。”

2012年，央行副行长易纲曾在公开场合评论周小川称，“他对财税制度的改革、对中国银行的改革、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中国利率市场化汇率机制市场化的改革，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和操作的重要过程，都是在小川的设计和带领下完成的。”

诸多改革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成为最“亮眼”的一个。

美国当地时间2015年11月30日，IMF总裁拉加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IMF同意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SDR）。

“我们给央行的领导很高的赞誉，因为他们有勇气来推行这个改革，来争取这个地位。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是不知道的，这是个国际上的事情，是那么大的事情。”在成功加入SDR后，时任IMF副总裁的朱民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特别是行长周小川，推行这个改革一步步往前走。”

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人民币加入SDR要满足两大标准：一是出口指标；二是满足“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条件。

“平心而论，2014年下半年进行内部评估时，人民币在有的指标上还有差距。正如此后与基金组织进行技术会谈时后者指出的‘人民币还属于第二梯队’”，央行国际司编著《人民币加入SDR之路》一书指出，“这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衡量人民币可自由使用方面存在较大的数据缺口。”

这意味着，如果此次不予通过，人民币加入SDR可能要再等五年。

了解到这一情况，周小川和他的同事们制定了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的整体战略，针对当时存在的数据缺口、资本项目可兑换、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不足等差距，弥补数据缺口、推进国内改革开放，同IMF进行了多轮磋商。

虽然人民币加入SDR被舆论称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然而，伴随着2016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的急跌，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停滞”的声音也一度出现。

“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人民币国际化，如果没有资本账户开放，你就不能说人民币是一种全球性货币。”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伴随着人民币逐渐成为国际货币，接下来就是如何把人民币变成国际储备货币这样一个更艰巨的任务，第一步已经做到了，就是把人民币放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也是周小川15年来的主要功劳之一——“即使存在暂时的挫折，他也想要确保总体方向是越来越开放的。”

推动改革，被外界解读为周小川对新鲜事物保持热情的侧影。

除媒体报道其爱好“逛电子产品商店”外，2017年两会期间，有人留意到，周小川换了一块苹果的手表，有评论称，原来有着“人民币先生”之称的周小川也是个“移动支付先生”。

曾有央行相关人士对记者评论，早年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的顺利落地，没有被“扼杀”在监管的摇篮中，与周小川对新生科技的支持密不可分。

【争议】

避免“金融危机”or身陷“货币超发”？

只不过，改革需要代价。

根据央行公布数字，2018年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72.91万亿元,同比增长8.8%。从2002年初的16万亿到逾167万亿，谈及周小川，“货币超发”的质疑也时常被人提起。

对此，周小川在2011年曾对媒体称，在抗击危机期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扩张型的,国家有意扩大了货币供应量,这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有针对性的举措,它帮助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企稳回升,如果不这样做，经济一定会出现很严重的下滑局面。但政策总会具有时间滞后性,也会带来一定副作用,在反危机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物价和资产价格上升等一些负面效果会慢慢显现,但政策调整一定要及时,要把抬头的物价尽快打下去。

“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钱毛了”，是周小川的“名言”之一。

2012年底的财新峰会上，周小川曾坦承，“我现在回顾起来，如果能够再做快一点，也许更好一点。现在可以说，当时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关键在于前瞻性判断并不容易，就会有很多争论。”

沈建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周小川过去15年最大的功劳之一，是使中国避免了金融危机。“我们看到海外过去15年，特别过去10年，危机非常严重，给中国其实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中国尽管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是都处理得非常好，没有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去年的‘人民币保卫战’打得非常漂亮。”

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执行总裁朱振鑫则认为，建立宏观审慎框架也是近年央行的重要工作之一。

传统央行政策框架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然而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宏观审慎框架越来越得到重视。2003年至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处于强劲上升期，在此期间，全球CPI涨幅基本稳定，但同期初级商品价格和MSCI 全球股指上涨超过90%，美国大中城市房价上涨超过50%，积累了巨大的风险。

我国则是较早开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探索和实践。如从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到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金融机构的行为得到了进一步的引导和规范；而将表外理财纳入MPA广义信贷指标范围，表外业务的风险更是得到了有效管理。

在2013年两会记者会上，周小川坦然对媒体表示：“我经常有做错的地方，也有做得不准的地方，这些地方该修正就修正，总的来讲，正确的东西肯定保证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或许能够回答投资者和市场最大的疑问。

随着3月13日金融改革方案的敲定，“一行三会”的金融格局正式转为“一行两会”。业界预估，央行在未来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伴随着新任行长易纲的诞生，央行在宏观金融格局调整下迎来了新时代。

作为易纲的前任者，周小川与他主导的央行系统，历经15年改革推进，或正应了周小川获评东亚地区年度行长时，《环球市场》给出的评价——“带领着中国央行趟过静谧湖泊、冲过激流险滩”，如同他的名字“川流不息”。（新京报记者 宓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