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届三中全会——11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思想路线是

1992年，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关注娱乐八卦的人，可能会脱口而出：《让我欢喜让我忧》《吻别》《红日》《飘雪》……诸多经典歌曲，都是在那一年井喷而出。其实，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历史大事件，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邓小平南方谈话。

前有车后有辙，邓小平南方谈话并非空穴来风，这一切还要从1978年12月18日举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说起。此次会议，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并启动了农村改革新进程。农村怎么改革？

当时，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僵硬的人民公社制度，老百姓种地积极性不高，这一点在《平凡的世界》中有生动的体现：在集体生活中，孙少安的叔叔孙玉亭总是偷懒耍滑，不愿意上工干活。

孙少安为了提高队员积极性，就打起了猪饲料地的主意，后来，孙少安因私自划分猪饲料地，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产队长”。大多数人对猪饲料地，可能没有一个概念。路遥在原著中交代得很清楚，公社每年要向国家上交肥猪，支援亚非拉国家。

可怎么喂猪成了一个大难题，在那个物质奇缺的年代里，老百姓想要吃一口饱饭都很困难，更别说养活一头肥猪了。

县上为了提起老百姓的养猪积极性，定了一个规矩：谁家养猪，就给谁家补贴150斤高粱。于是，老百姓争着抢着要养猪。随着国家生猪政策的调整，老百姓按照之前的养法是不可能养出大肥猪的。路遥用了一句非常形象的话：猪是咱的祖宗！

所以，上级又想了一个法子：给每户庄稼人划分不超过四分的猪饲料地。孙少安是一个有想法的年轻后生，带头把猪饲料地给分了。此举，不仅解决了如何喂猪的大难题，还解决了队员口粮的问题。

然而，这件事还是被田福堂捅了上去，孙少安面临公社的批判。石圪节公社副主任对孙少安的定性为：挖社会主义的墙角，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轮到孙少安发言的时候，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你这是喂猪八戒啊，还是喂林黛玉！这就是改革开放前后，农村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无独有偶，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实例，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率先吃起了“螃蟹”，他们签订生死文书、实行包干到户，结果在第二年，就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由”。当代人为“财务自由”焦头烂额的时候，殊不知老前辈为了实现“填饱肚子”进而实现“粮食自由”有多拼。

天佑中华，小岗村的分地事件并没有引起中央的干预。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充分肯定了凤阳县的“大包干”，说得很明白：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在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他们搞得很好，增产幅度很大……”

话音未落，农村的局面打开了。同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了一份关于“完善和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相关文件，文件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发展生产，联系群众，是解决温饱问题的一个必要措施。实行包产到户，是依托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因此并不可怕。

笔者听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人讲，都伸着大拇指头为中央的政策“点赞”。农业是百业之本，农村问题解决了，中央将目光投向了城市。彼时，党和国家已经批准了东南沿海地区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设立了经济特区，而深圳经济特区是我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这对于前进中的中国来说，具有开天辟地的历史意义。

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在深圳街头很常见，这对当年的中国人震动很大：原来可以这样明目张胆地赚钱！

邓超、董洁主演的《相爱十年》，见证了深圳的发展，剧中，肖然是在1992年到深圳打拼的，这一年是深圳发展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笔者也出生了，成年后了解更多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前前后后，就总是抱怨老爷子，当年为啥不去深圳？老爷子说：人老几辈都是种地，当时咱们这里不时兴（河南方言流行）打工……

笔者当时，为什么要抱怨老爷子？那一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不顾舟车劳顿去了深圳。可惜的是，那个年代，河南农村连黑白电视都没有，信息相对闭塞，没能从中感受出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

邓小平为啥要去深圳？这还得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说起。计划经济又称指令型经济，公有制打头阵，不允许私有制露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计划经济确实是创造了工业神话，让我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能生产核武器、卫星、导弹的工业强国。然而，计划经济的弊端也很明显，详情可以参考苏联。

苏联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重工业占据绝对优势，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民生企业，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斯大林凭借计划经济，让苏联成了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强国。然而，计划经济带来的弊端，让苏联百病丛生。此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代雄主，都没能解决计划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开始着手国家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五花八门，经济改革核心就是变相全面推行私有制，迎合市场经济。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很简单：

他认为现在国家集中的资产过多了，人民同国有制关系变得疏远，职工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他们缺少主人翁的精神，这就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因此，要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混合经济”，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行国有资产分散化。

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苏联是一个“跛脚巨人”。戈尔巴乔夫倒好，非但没有解决跛脚问题，直接让苏联经济滑向了自毁式改革的深渊。截至1990年，苏联经济已经完全崩溃，解体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退出历史舞台。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可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经济基础出了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可以理解为老百姓的家底，家底厚实就能做其他事情。反之，家贫万事衰。家事尚且如此，更别说一个国家了？

苏联解体后，冷战正式宣告结束，这是西方国家都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面对世纪未遇之大变局，我国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取舍上犯了难。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就没消停过：棉花大战、钢材大战、蚕茧大战等各种战，搞得国内经济形势很迷茫，最明显的就是1988年，20%的通货膨胀导致老百姓抢购成风，经济秩序变得扑朔迷离。

经济低迷让一些人思想动摇，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还是重回计划经济老路？甚至于有些人还非议深圳经济特区……值此多事之秋，邓小平决定南巡：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冒一下险，不冒一下险，什么事都不干，什么事也干不成！

199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封绝密电报发到了广东省委机要室：中共广东省委，邓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邓小平决定南巡，路线怎么选择？时间点如何确定？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认识到老人家此番前来是一个战略性的大动作，很有可能要再一次见证历史。于是，陈开枝向先遣组建议：

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在当地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马上坐船回深圳，一定要让小平同志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的情况变化很大。

先遣组还是担心，就问道：“那些路怎么能走？”

陈开枝早有准备说道：“你们也有 8 年没来了，最好也陪同老人家一起去看看，现在广东变化很大，交通也好，公路都是水泥路，过江的桥也通车了，路很好走。看完了珠海，途经珠江三角洲时，可以到中山、顺德等地去看一看……我们省的领导班子想见见老人家、广州军区的领导班子也想见见他，我们在广州火车东站等着老人家，合影留念，然后，再启程去上海看一看，好不好？”

陈开枝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等人的认可，先遣组也采纳了陈开枝所建议的路线，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南巡路线怎么走的问题算是定了下来，接下来就要考虑南巡时间的事情。

邓小平是经历过战争年代洗礼的老革命，凡事追求轻装简行：此次“休息”，并无外人随行，都是邓小平的家人、办公室的人。因而，邓小平要等到萌萌、羊羊等孙子辈放寒假了，才能正式出发，时间也就定格在1992年1月17日。

1月19日上午9时，邓小平专列抵达深圳。下车后，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早已在那里等候，邓小平一一与他们握手，握手时，三位“改革闯将”各自表露心声：

“我们非常想念您。”（谢非）

“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李灏）

“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８年了。”（郑良玉）

没错，邓小平不是第一次来深圳。1984年1月24日，距离邓小平拍板创建深圳经济特区已经过去了5年，邓小平很想看一看深圳发展成什么模样了。“深圳奇迹”没让邓小平失望，当他来到高20层的大厦天台楼顶时，饱含深情地看着热火朝天的罗湖新城区工地。“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震撼了邓小平：“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

临走之际，邓小平留下了亲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尽管当时的深圳还有不少低矮的房屋、水田、鱼塘，可用不了几年，这里将上演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此番故地重游，广东方面考虑到邓小平年纪大了，当天上午就安排在深圳迎宾馆桂圆休息，留下陈开枝一人陪同。邓小平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换了一件衣服就对陈开枝说：“你快点叫车，让我出去看看！”

接下来，深圳市委开始安排行程。陈开枝则联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陪同邓小平在院子里散步。下午，深圳市委安排妥当后，邓小平便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陪同下，乘车游览深圳市容。

深圳与8年前相比，已经初具现代大都市的模样，令邓小平感慨万千：更加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心，这条路没有错。

还是这一天，邓小平还来到了皇岗口岸，他特意地站在深圳河大桥的桥头，向对岸的香港看了看，此时，距离《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订，已经过去了八年，邓小平多么希望早日到香港的土地上看一看。令人遗憾的是，邓小平还是没能实现这一愿望。

20日上午，邓小平登上了国贸大厦53层旋转餐厅，俯瞰深圳市容，观看相关规划图，再一次领略“深圳速度”的雷厉风行。邓小平听取广东省市领导相关汇报后强调：争取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时间不等人。

根据《深圳特区报》随行记者陈锡添回忆，他在听到邓小平的讲话后，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听了席间发言，我感觉老人家不像来度假的，也不像一般的老人，有很多话不吐不快，整个参观过程，虽然是闲谈聊天的方式，但他的话都是有针对性的，指导性很强。

我感觉，如果人们能真正理解他讲话的内容，理解讲话的精髓，在全国势必会再掀起改革开放的热潮。当即我就下定了决心，没有接到任务，也要坚决做好采访工作，日后再另找机会发表，此事若不报道，将是我记者生涯的遗憾。

22日下午，邓小平再度抛出金句，核心只有一句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接下来，邓小平说了句载入教科书的经典语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要加快改革的步伐，不要纠结于姓“资”还是姓“社”问题。

还有后来，我们教科书上，所学到的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这句话寥寥数语，可当时的人们很难转过来这个弯：一直在纠结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打破了这一思想禁区，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打下了理论基础。

23日上午9时40分，邓小平打算从蛇口码头乘快艇去另一个经济特区珠海参观，他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握手，然后与深圳的领导李灏、郑良玉、厉有为等人，一一握手告别，然而，就在邓小平准备登船之际，他突然转过身子，握着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手说道：“你们要搞得快一点……”此时，距苏联解体的时间尚未满月，邓小平以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精神，推动着改革。

其实，邓小平南巡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面临着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面，深圳以及其他的特区们，改革局面看似大不开了，邓小平决定南巡，面授机宜，谁能想到这看似平常的讲话，却揭开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序幕，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为我国后来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后，便有了“特区奇迹”……

现在的深圳，早已不是当年落后的小村庄，已经是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深圳市委书记不仅跻身广州省委常委，而且由广东省委副书记兼任，如此高规格的背后，是行走的GDP狂魔。

援引广东省2020年GDP数据，全省GDP达到了11.1万亿元，深圳GDP高达2.27万亿元，贡献了广东省24.95％的GDP。2.27万亿是什么概念？超越了广西（2·22万亿）、山西（1·77亿）、天津（1·41亿）等省份。

人们经常说，时势造就英雄，但也需要有拼搏的勇气，在《相爱十年》中的肖然，能够在深圳发家致富，并非他绝顶聪明，而是他摸准了时代发展的脉搏，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倘若提及肖然觉得遥不可及，那么，深圳土著马化腾的成功经历更能说明问题。

马化腾当年以739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创办没几年的深圳大学，攻读电子工程系计算机专业。放眼当年，知道计算机的有几个？真正理解深圳大学的又有几人？所以说，不要总是怨天尤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有为的时代，不要被所谓的阶级固化绑住手脚。

我们虽然没有马化腾的富贵命，可并不乏马化腾的运……以史为鉴，普通人的财富密码并非无迹可寻。

行文至此，笔者想到了金一南的一句话：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几乎断裂，只有社会主义救了中国，此话不假，此言更不虚。

借此文章，向邓小平致敬！